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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从那里上了轮船，大模大样地向这个县城进发了。
他们下了轮船，在码头上受到县城里机关、法团的代表和绅粮地主老爷们的热烈欢迎。他走进挂红披绿的欢迎彩棚里，踏上铺在地上的红色地毯，好不气派。陈师爷按大小先后把张牧之介绍给大家，一一见面寒暄。张牧之和他的跟班们早就听说过这个县里的这些乌龟王八蛋，早就想—个一个地捉来，一刀一刀地砍掉。现在这些家伙就站在眼前，还要和他们又是拱手，又是点头地应酬，也真叫人憋气了。
那些老爷们呢，当然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毕恭毕敬地欢迎的人，这个穿着笔挺的藏青色中山装、颇有点三民主义忠实信徒模样的人，就是他们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的、长着大胡子的张麻子这个江洋大盗。他们一看这个人头发梳得溜光，两眼炯炯有神，生气蓬勃，仪表堂堂，已经有了几分好印象。再一听他在寒暄中随口说出“兄弟才疏学浅，初出茅庐，一切都得仰仗列位大力鼎助，勤政爱民，不负党国重任和全县父老殷望……”这样一些很得体的话来，就更加敬重了。
在简单的茶叙之后（陈师爷早已交代，切不可和这些老奸巨猾的人深谈），决定到县政府去接事。绅粮一声号令，几乘四人抬的大轿，就送到彩棚外面来。一般随员是骑马，还拉来了几匹高头大马。可是新来的县太爷不赞成坐四人抬的大轿，而要骑上高头大马进城。这—行径，使欢迎的士绅、地主老爷们见到了这位新太爷的新风范，很合乎国民党“革新吏政”的精神，无不肃然起敬。
张牧之骑马走在前头，从河街进城走上大街，直奔县衙门。一路上老百姓都站在街旁看热闹，好不威风。当张牧之进城门口的时候，陈师爷一眼就看到已经贴得发黄的告示，这就是以三千元大洋通缉张麻子的通缉令，还提到这个江洋大盗是长有大胡子、一脸大麻子的特征。陈师爷在张牧之身边暗地指给张牧之看，张牧之望了一下，不禁暗笑起来。
张牧之就是这么样走马上任了。他在县衙门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茶会，念了陈师爷煞费苦心才准备好的施政演说，又听了一些官员们、绅粮地主代表们的欢迎和赞颂，就此结束。本来照过去的规矩，还要去赴商会、法团以及绅粮们的一连串宴会，特别是要主动地拜会本县第一块招牌人物黄大老爷，面请指教的。但是新县太爷宣布了：要遵照上级简朴节约的精神，提倡清勤廉明，一切宴会从免。有些老爷们就在暗地里嘀咕：“哼，说不定这是一个才出炉的党棍子，将来怕有些难缠咧。”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县银行的钱经理就凭他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你别看他穿那身标准官服，装模作样，只要用金条子一塞，就全垮架，就要来甘拜下风了。”
最感觉恼火的是黄大老爷。他是本县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第一。田产最广、收租最多，第一；做的生意买卖最大、钱最多，第一；他在城里的公馆最多，第一；家里人在外面做大小官员的最多，第一，自然，他的姨太太最多，也算第一。所以每一个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衙门的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送名片到黄公馆，亲自上门拜会黄大老爷，死乞白赖地要拜认做门生。这个张牧之竟然不是这样。许多天了，没有去拜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什么不识好歹的后生小子呢？连规矩都不懂了。”
陈师爷出于一番好意，几次劝说张牧之不妨去黄公馆走个过场，以便在县里站住脚。可是张牧之和他带来的几个兄弟伙坚决反对。张牧之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我一见他就想给他脑壳上凿个洞洞，安上一颗‘卫生汤圆’，把他卸成八大块，还不解气哩。要我去给他说好话，赔小心，办不到！”他又对陈师爷说：“你倒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暗地里整治他，把他弄痛，最后还要把他杀尽做绝，解我心头之恨，这才对头。”
张牧之上任后不几天，就碰到审理一个案子。一个本地姓赵的地主告他的佃户刁顽，抗不交够租子。原告被告都传到大堂上来了。照往常规矩，地主进来可以在一旁站着，被告的佃户则应该一进来就下跪的。今天这个佃户上堂还没下跪，地主就作揖说：“禀老爷，叫他跪下，好审这些刁民。”两旁掌刑棍的旧差狗子就照例叫一声：“跪下！”
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在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给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瘪：“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喧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
“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顺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
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捋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
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
“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去上边告状。所以上边要去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训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民主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塌糊涂，抢得一塌糊涂，还打得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
这的确是—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下“民意”。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哦，原来还有这一条，国民党“民意”的把戏原来不过如此。
谢天谢地，有这一条就好办。在这一点上，张牧之硬是拥护国民政府对于民意机关的权力限制。
于是，张牧之请黄大老爷召开县参议会。他亲自到会宣布上级的征收爱国捐五万元的通知。并且发表堂皇的演说，说这是为了江西打共产党，战事所需，一分钱也不准少，随田粮附加，限期交清，否则以贻误军机论罪。
“好硬气！”大家吓得倒嘘了一口气。
“看来这回事情要烫手。他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你就莫奈何。”
“这个后生恐怕有后台吧，不然怎么这么硬。”有的人又担心说。
“说得好听罢了。只要他把钱一装腰包，就会‘水’了。”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见钱不抓的县太爷。
“那金子就是火，只要一揣到身上，再硬的心都会软化。”另外一个人支持这种看法。
不管在参议会上怎么偷偷摸摸地议论来议论去，怎么公开地讨论来讨论去，国民政府反正要收这五万块钱。结果好说歹说，还是叫做无异议通过，就是用不着举手表决。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一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不包出来了，都举手叫：“阿弥陀佛！”民国以来，算第一回看到过一个清官。不过大家还要看一看。光说大话、不干好事的县太爷，他们过去也见得多。
但是，张牧之硬是怎么说，怎么干，一点也不走展。这一下不是把乡下的穷苦老百姓整得鸡飞狗跳，而是把有田有粮的财主们整得心痛了。有抗捐不交的，他就去捉来关起，限期交清。张牧之带来的一个跟班，名叫张德行，因为他的鬼点子多，外号叫他“张得行”。张牧之叫他负责监押这些老财，他算是出了大力。他把那些财主押起来，好话他不听，送钱他不要，隔一阵在他们身上出气，狠狠地敲他们一阵。“哼！你们也有今天！整！好好给我启发启发！”“哎呀，哎呀，我服了。”那些财主遭不住了，只好认输，乖乖地交钱了。张德行这一回真是“得行”了。他说：“老子这一辈子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是果然还是碰到硬牌子。本县第一块硬招牌黄大老爷的一个管家硬是顶住不交。是不是黄大老爷故意这么布置，来试一试张牧之的“硬度”的，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看硬斗硬的好戏。张牧之一听说是黄大老爷家的，毫不客气：“哼，老子正在找你的缝缝钉钉子呢，好，给我抓起来。”
这个管家不仅被抓起来了，而且张德行给他“特别优待”，要叫他“站笼子”。这可是往死里整的刑法。
陈师爷知道了，说服了张牧之：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这个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黄大老爷没有想到对他来这一手。明摆着的，这是他主持县参议会通过了的，有苦说不出，只好说是管家不懂事，敢犯国家大法，答应叫他马上交钱。黄大老爷一交钱，陈师爷就到处宣传，老财们看黄大老爷都抗不住，又听到衙门里有一个叫张德行的对老财们实在“得行”，不敢拖抗，纷纷交钱。这一下老财们的抵抗阵线被打破了，任务完成得不错。
但是黄大老爷并不心服，他暗地思忖，怎么会派来这么一个死不要钱的县太爷呢？他通知他的在省政府当官的儿子去探访一下。
哦，原来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弟子。黄大老爷明白，刘总舵把子不特招呼得了快半个省的袍哥和土匪，而且他的哥哥又是本省有名的军阀，蒋介石把他都莫奈何的。算了，这一回算倒霉，输了这口气吧。
但是张牧之并没有—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这事早就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就主张过，但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们历来没有实行过，偏又喜欢年年在口头上这么叫喊：二五减租。大家听得耳朵都起茧茧了，从来没有谁把它当一回事。老百姓呢，能够不二五加租，就算谢天谢地，谁还指望会二五减租？
可是张牧之硬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干。偏偏这时候，听说国民党的那个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打仗打得不那么顺心，前方吃紧，很害怕它后方的农民起来抽它的底火。于是，正儿八经地发了一道告示，说要认真实行二五减租了。
“这一回他们又要‘认真’了！”县里的财主们在黄大老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