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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你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坐下。
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墙是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有一个煤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小床的床沿上。大床、小床的边上都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我紧握路翎的手，并肩坐着。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说：“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涸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个大炮，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见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要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有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糖。沉默一会之后，我问她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我跟余明英说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他的面孔毫无表情。连我都想像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因此，这时，我突然觉出，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作任何解释。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在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记在下面，留作纪念：
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两年，路翎的身体健康恢复一些，他勉强会笑了（但跟20多年前的笑还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写了一些小诗寄给我。又过了两年，他的妻儿才让他一个人出去走访朋友，之前他上街常常找不到家门。他的眼睛也显得大点亮点。
哦，祖国，你的苦难的儿子路翎，40年代写过几百万字的路翎，终于慢慢地清醒过来了。现在，他不但写诗，还写长篇小说。
1987年7月5日
中年是下午茶
作者：董桥
董桥（1924—），福建晋江人。香港作家。著有散文集《双城随笔》、《藏书家的心事》、《另外一种心情》、《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乡愁的理念》等。
一
中年最是尴尬。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缈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不是在伦敦夏蕙那么维多利亚的地方，也不是在成功大学对面冰室那么苏雪林的地方，更不是在北平琉璃厂那么闻一多的地方；是在没有艾略特、没有胡适之、没有周作人的香港。诗人庞德太天真了，竟说中年乐趣无穷，其中一乐是发现自己当年做得对，也发现自己比十七岁或者二十三岁那年的所思所为还要对。人已彻骨，天尚含糊；岂料诗人比天还含糊！中年是看不厌台静农的字看不上毕卡索的画的年龄：“山郭春声听夜潮，片帆天际白云遥；东风未绿秦淮柳，残雪江山是六朝！”
二
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可是纳坡可夫在巴黎等着去美国的期间，每天彻夜躲在冲凉房里写书，不敢吵醒妻子和婴儿。陀斯妥也夫斯基怀念圣彼得堡半夜里还冒出白光的蓝天，说是这种天色教人不容易也不需要上床，可以不断写稿。梭罗一生独居，写到笔下约翰·布朗快上吊的时候，竟夜夜失眠，枕头下压着纸笔，辗转反侧之余随时在黑暗中写稿。托玛斯·曼临终前在威尼斯天天破晓起床，冲冷水浴，在原稿前点上几支蜡烛，埋头写作二三小时。亨利·詹姆斯日夜写稿，出名多产，跟名流墨客夜夜酬酢，半夜里回到家里还可以坐下来给朋友写十六页长的信。他们都是超人：杂念既多，文章也多。
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你来了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扑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子日夜在精囊里跳跳蹦蹦锻炼身体，说是将来好抢先给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里一阵滚热，千万只精子争先恐后往闸口奔过去，突然间，抢在前头的那只壮精子转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问他干嘛不抢着去投胎？那只壮精子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
三
“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是中年。《晋书》本传里记阮咸，说“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灿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大家晒出来的衣服都那么漂亮，家贫没有多少衣服好晒的人，只好挂出了粗布短裤，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
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的年龄。
朋友四型
作者：余光中
余光中（1928—），福建永春人，生于南京。著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诗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等。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之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喜欢，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过低级而无趣的俗物呢？
第二型，高级而无趣。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是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越滚越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消极积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
第三型，低级而有趣。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那么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极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
第四型，低级而无趣。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否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
听听那冷雨
作者：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