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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碍事。”赵引弓道，“会开船的又不是只有他们。他们不就是在江面上多走了几年船吗？无非是有一点经验。他们不肯来应募的，我们也有办法把航道测量出来。”
测量长江航道原本就是杭州站的一个重要使命。所以赵引弓对可能缺少领航人员并不以为意――他们有现代科技培养出来的航道测量人员，用不着使用纯经验主义的传统水手。
赵引弓和毛三生商量了一天，最终决定首先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湖州这五个城市设直营外柜。
直营外柜主要经营客货运输业务。对外悬挂“起威栈”的字号，下面标注小字“起威镖局联号”。
每个起威栈都设有货栈、客栈，轿脚行和船行。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之外还供应客商住宿、寄存货物。以后还准备在栈行内代理德隆的汇兑业务和邮件服务，形成真正的一条龙服务。
根据赵引弓的指示；只要有可能每个外柜都要尽量靠近水路码头――最好是自建码头，以便就近使用船只。
因为建立自己的船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现阶段船行的业务主要采用“联营”模式。即船主自备船只参加联营，由起威栈负责招揽业务。客、货运输按照总号的规定统一运价。
船主按照各分号开出的客货运输滚单运送，按单沿着规定线路运送到站。船主不收取货主或者旅客的任何费用，全部费用由货主旅客支付给分号――从广东时代开始，张信就革除了“赏钱”的陋规。规定一律按价格表收费，不准收取讨要“赏钱”。
车船店脚行之所以惹人反感，很大程度上就有老板给予伙计的待遇极其菲薄，有的甚至不给工资，伙计的收入全靠“赏钱”，所以只要有可要挟的地方，伙计必然要讨要“赏钱”，以至于形成行业陋规。镖局虽然从来不讨要赏钱，但是走镖结束之后客户给“赏钱”也是惯例。是镖师的一项重要收入。张信革除陋规的时候明确把人员薪酬、津贴开支也加入到运输价格中去，把这个陋习彻底的革除了。
船主运达之后，凭抵达站的盖章的运单到派出站结算运费，按月结算。每个月结算的运费中要扣除2％。作为运输意外保险：一旦出现船只在外派中按照规定路线和行程航行而遭遇沉没、损毁、匪徒抢劫、船主或者水手意外死亡的，由起威负责赔偿。
这笔保险金实际由德隆上海分行收取进行承保，除了航运险之外，起威还代销货损和旅客人身保险。保险金计在运价之内，一旦出现意外即可给予赔偿。
原本张信在广州推广这一保险制度的时候，曾经想将保险金作为明确的收费项目单列，由旅客和货主自由选择购买与否，但是孙可成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时空的船只运输船主没有保证人货安全的义务，出现货损、死亡事故的，船主赔偿与否全第一看货主的身份地位，如果是官绅或者地面上的有力人物，船主倾家荡产也得赔付；若是一般的人，全看船主的信誉和良心，陪多少是并无强制性。
倒是镖局一向有丢失镖物赔偿的规矩。当然镖局的收费要比船行、脚行高得多。所以孙可成建议不必明确提示保险费，只要打入运价然后明确说明货损包赔货物，人伤亡给抚恤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免予是否购买保险的争论，而且还能给起威带来商誉。
船户参与联营运输的，必须统一接受调度中心和各分号的调度，按照外柜开出的客货运单装运人员和货物，不准私带私运。船只要按照规定路线和时间航行。出航和回程登记时间，每个班次均有明确的抵达和回航时间，如无正当理由耽误回航时间的，就扣除“延时费”。确保联营船户在半途中不绕路私带。
船只根据状况，每三个月接受一次“小保养”，每年接受一次“大保养”。保养除了对船身进行维护之外，还加以重新油漆修整，保持船体始终清洁整齐。保养期间起威船行发给生活费。保养所需要的开支也由船行支付。
船户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为了鼓励船户长期服务，不至于经常流失，赵引弓规定：在营业淡季，没有出船起威栈也支付基本生活费。
每一艘参加起威镖局“联营”的船只，都要悬挂起威的镖旗，统一在船头镶嵌起威徽记，书写所属分号、客货性质，再用千字文编号，做到一目了然。
（未完待续）
第九十八节 天水桥教堂（）
除了包船业务，各分号每天定时发船若干班次。旅客班船无论人满与否，到时必发。以期能够准时抵达。货船尽量结伴而行，每队6~12艘，每一船队配一名管事，负责沿途采买和关闸上的交涉，另有水路镖师一名带若干专职保卫人员，负责行船安全。客运班船如果要经过治安不好的地方，也要配备若干保卫人员。
因为旅客班船是按班发出，所以每个外柜还可以藉此收寄信件。这倒不是张信的首创――本时空的私人航船早就代办这类的业务。江南的商业活动频繁，人员流动多，除了私信之外，各种商业信件的流通也有很大的需求，赵引弓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商机。条件允许的话，他还想开辟北京到江南，江南到广东的客货运输和邮路。当然这种涉及到跨总号的业务得由广州的总管理局统一协调。
毛三生在各地紧锣密鼓的按照这一套路组织江南总号的客货运输公司，特别是争取联营船户。赵引弓深知此事并不容易――若是不能提供给船户足够的利益，船户何必来参加联营受起威的剥削？
他知道眼下谈什么“参加联营可以增加业务量”之类的纯属空话，要拉拢船户，第一就是要给船户找靠山，使得船户们觉得安全有保障。衍圣公府在明清两代都从百姓中大量收纳“府户”。微山湖一带就有很多渔民就自愿投充，宁愿为孔家服役送鱼虾，求得就是为得到衍圣公府这座靠山。
澳洲人的牌子在江南打不出，杨公公在江南也谈不上有势力。他得另外寻找地方势力来充当保护伞。
为此，他和金立阁一起去拜会了天主教的杭州教会。
杭州的天主教会设在天水桥附近，此地是1627年由杨廷筠所购，然后在此修筑小教堂一座，附带教士住宅和修道院。由传教士郭居静主持居住――这个时候，郭居静全面负责江浙两地的传教活动，等于是江南地区天主教会的最高负责人。
天水桥天主教堂外表上看不出是一座教堂――因为当初就是用宅邸改建的，若非从院墙外能够看到里面礼拜堂顶部的十字架，行人是不会注意到这里原来是一座“十字寺”。
此地就是整个江南地区的天主教会的总部。金立阁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不顾人还在街道上就画了一个十字。
赵引弓关照贴身小厮集英上门投帖，不到片刻，大门已经洞开。里面出来两个人将他们迎了进去。
院中的建筑却和外面大相同，这里修建了一座略有哥特风格的建筑物。当中一扇带石阶的门，四面开着许多窗子，周围装饰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花纹图案。从敞开的门窗看进去，屋顶很高。天主堂旁边另有宅邸，供教士们居住，赵引弓一行人通报之后，郭居静很快就出现了。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意大利人，有着已经变得灰白但是依然很漂亮的长长胡须，高高隆起的的鼻子。不过，他那头鬈发却按中国式样直梳上去，象中国儒生那样，戴了一顶方巾，身上穿一件白色的布直裰。
郭居静在传教士中素来以“髯长而美，身材魁梧”著称。他出身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贵族家庭，风度仪表都很出色。以至于在1606年引起广东骚然的“郭居静事件”中，广东官民中谣传葡萄牙人要拥立他当中国皇帝。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在本时空是非常高寿了――看上去依然很健康。他曾经在澳门专门学习过汉语，又在韶州、南昌、南京、上海等地传教，从1594年他第一次抵达澳门，这位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待了将近四十年了。一口南京官话说得十分流利。他在传教士中的地位很高，当初利玛窦进北京的时候，南京的等地的教务就是由他代理的。
看到赵引弓和金立阁到来，他微笑着降阶而迎。
特里阁神父见到这位神父的时候，激动的不能自已――最初进入中国打开局面的第一批传教士中，利玛窦、熊三拔、金尼阁等人已经先后去世，当初的“先驱者”中，只有郭居静还活着，继续主持着教务。
“padre！”
“你好，我的兄弟。”郭居静笑着招呼他。
看到赵引弓，他赶紧迎了上来作揖行礼：“啊，赵先生，幸会，幸会，小弟已经恭候多时了！”这一套中国式样的礼节他很是老练。
“padre，这位就是赵先生，这是我从澳门带来的信件。”特里阁神父说道。
“啊，好说，好说。我已经接到会长先生的信函。”他微笑着说道，又殷勤地问：“请赵先生先到舍下奉茶。”
金立阁要到杭州来的消息，几个月前就由广州的耶稣会写信告知杭州了。耶稣会在信中再次指示郭居静，要他“尽量帮助偕特里格神父所来得中国人”，郭居静是个外国人，当然谈不上帮助，所谓帮助就是使用杭州教会的力量。
赵引弓笑道：“我想先先瞻仰一下教堂。”
“当然，那就先请这边移步！”
郭居静在前引路，一行人一起穿过院子，步上台阶，进入天主堂内。
赵引弓在旧时空没去过教堂，就在书上和影视剧里看到过。他发觉这幢按照西洋式样设计建造的教堂和他的基本印象差不多。整个大堂又狭又长，天花板很高，有着简单的宗教彩绘。两边排列着带雕饰的窗－－很中国的糊着窗户纸，因而教堂里有些昏暗。
正当中是一个用香灯和帐幔装饰起来的神龛，供着一幅耶稣的油画像。赵引弓虽然不去教堂，但是平日里这类图像见过许多，并不以为意。这让郭居静有些吃惊――因为中国人凡是到这里，都会对耶稣画像起很大的兴趣：不仅因为画得是一个西洋人，更因为西洋绘画的准确和逼真。
“澳洲人”的毫不在意的态度并不是一种虚伪的不感兴趣。郭居静看得出来：油画对这个澳洲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新奇的事物。
除了正中的祭台，左右还各有一座祭台，各供有一座圣徒像。
“这位是圣伯多禄，”郭居静见赵引弓对两边的祭台表现出了兴趣，便开口介绍道：“他手持两枚钥匙，指着天堂的大门。另一位是圣保禄像，他以传道士的姿态，一手举圣十字架，一手指着的是一句拉丁文――”神父用拉丁语念了一遍，又翻译道：“我们宣扬被钉的基督……”
赵引弓又随着他参观了右侧的一间圣母堂内。圣母堂的布置同正堂差不多，但是更小。按照现代标准也就是间大型会议室的标准。里面也供着一幅画像，上面画着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
他估算了下，大堂里能够容纳的信徒大概在二百人左右，圣母堂也就能容纳二三十人。杭州的天主教会的规模，大约不会超过一千人。就规模来说小得可怜。但是这个教会里有大量的官绅人物和士子，拥有的社会影响力不小。
参观完教堂，郭居静邀请赵引弓等人到他的住宅里用茶。
住宅非常简朴，家具装饰完全是中国化的，书架和书案上堆放着线装书。若非墙壁上悬挂着耶稣苦像，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欧洲传教士的住宅。
他随即请赵引弓和特里阁神父坐下。随后一个年轻仆人奉上茶来，也就二十多岁，青衣小帽，眉目清秀，分明是个中国人，胸前悬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瞧样子他是已入了教的。
茶是绿茶――看来这位神父已经是入乡随俗了。赵引弓早就准备了投其所好的礼物――尽管传教士们抱着放弃一切的殉道者的志向来到中国，立志一辈子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怀念自己过去的生活环境。
赵引弓准备的礼物就是一箱红葡萄酒。这是薛子良在农庄里的小酒作坊酿造的。当然，所用的葡萄不是什么卡本尼、黑皮诺之类的酿酒专用葡萄，而是一般的水果葡萄。不过对于几十年生活在中国内陆，连欧洲人很难见到几个的郭居静来说依然是很难得的礼物了――让他在垂暮之年又能稍稍慰藉思乡之情。
“谢谢您，赵先生。”郭居静很是感动，赵引弓便趁机打探起杭州的教会事务了。除了他自己想知道，盗泉子也想了解杭州的天主教会到底有多大的势力。
郭居静对此并不隐晦。杭州教会虽然在地位上不如北京教会重要，但是就稳固性来说胜过其他地方。尽管杨廷筠和李之藻已经先后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弟和门生故旧依旧对教会十分热忱。特别是杨家，不仅购买地皮建造了天水桥教堂，还捐出大方井土地一块用来安葬传教士。他的女儿叫名依偌丝的，为教会出力很多。因此杨家对杭州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也最大。
（未完待续）
第九十九节 杭州教会（）
整个杭州教会的教徒人数，大约在一千四五百人。郭居静平均每年要为二百人洗礼。他谈到在这里传教的种种困难和特殊之处。认为在大明传教，获得缙绅阶层的支持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不但可以庇护教会的安全，百姓们也往往把他们视为标杆，往往一个地方缙绅的受洗，会带动周围很多人受洗。许多士大夫教徒是全家受洗，不仅自己和家眷，连家中的奴仆也会跟着受洗。
缙绅士大夫受洗，首先就解决了教会的经费和传教点的房屋问题。如果没有缙绅教徒的捐赠，贫穷的教徒即无力捐助，又没有足够的人数来“聚沙成塔”。教会就必须依靠澳门的汇款才能生存，而且也难购买到房屋和土地。
杭州的天主教会正是有杨、李两家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缙绅的支持，在杭州始终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传教事业也很少受到干扰，所以发展很快。
从儒生、士大夫入手传播信仰，是利玛窦均进入中国之后的制定的传教方针。在赵引弓看来，利玛窦不愧是欧洲第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状态的人――之前的欧洲人，包括不知道是否真得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在内，不过是一群走马观花的猎奇者而已。
但是这一方针，赵引弓认为过于“上层路线”了，尽管也有许多贫穷阶层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还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卖糕小贩。但是总体上，天主教会在大明缺少社会根基，“浮在上面”。结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国肃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鸦之后开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传教方面后来居上，和他们走“平民化”路线有极大的关系。新教会开办医院、学校，收养孤儿、举办各种慈善，举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这个见解赵引弓是不会对郭居静说得――“下层路线”是元老院的法宝。当然，郭居静未必不知道“上层路线”的弊病所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走“上层路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如果没有二鸦之后英法两国的“积威”，新教的“下层路线”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静虽然身处杭州，对教会的消息却并不蔽塞。澳门的天主教会每隔数月都会派遣信使前往中国内地的各教会传送信件。各地教会也会将信件交来人带回。一部分前往欧洲的信件在澳门装船。尽管信件在路途上的日子经年累月，但是教会的联络自始至终都没有中断过。即使在传教事务完全停滞的雍正乾隆各朝，北京的传教士依然能够和澳门和欧洲的教会保持联系。
耶稣会给郭居静的信件，他认真的读过――这个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的老传教士对中国的国情了解的很是透彻，通过杭州教会的教徒和北京的传教士传来的消息，他对这个来自“广东”的中国人的真正身份心知肚明：他们就是会长大人寄予厚望的“澳洲人”。
澳洲人和大明在琼州的战争以及他们在琼州不遗余力的推广圣教的举动，使得郭居静又惊又喜。他的兄弟们――陆若华等人在琼州三年的牧灵工作，就超过他们历尽艰险四十年取得的成绩。
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澳洲人对耶稣会和传教事务感兴趣。从澳门来得信件表明：虽然他们中间有少量的天主教徒，但是澳洲人并不来自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宗教信仰――信件中特别说明了他们的无神论倾向，同时澳洲人在临高的教会首脑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神职人员。显然，他们帮助教会在琼州传教绝非出于宗教热忱，而是出于某种实际利益的考虑。
现在，这神秘的澳洲人出现在他的眼前，目的到底什么是他非常感兴趣。
赵引弓对自己的来意毫不避讳，言语上的闪烁或者吊诡是没有价值的，耶稣会愿意帮助元老院，正是元老院的实力的体现。只要耶稣会还打算在琼州传教，郭居静非帮助自己不可。
“您的意思是：用我们杭州教友的力量来维护您的商业利益？”意大利人静静的听完了他的阐述，说道。
赵引弓说：“是的，您在大明多年，应该明白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在这里经验商业所要面临的困难和干扰。而您肯定要知道，一位绅士在大明社会中的影响力。”
郭居静沉吟着点了下头：“您说得不错。”
“所以我必须请求杭州教会给我帮助。”赵引弓注视这仪表堂堂的意大利老头的眼睛。
“您想在杭州举办什么商业项目呢。”郭居静对此很感兴趣，他从澳门来得信件中知道，澳洲人是一伙能工巧匠，能够制造出许多新奇又廉价的商品。
“有很多。”赵引弓说，“比如生丝。”
郭居静没有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下头。生丝贸易是澳门耶稣会的一笔重要财源。在对日贸易断绝之前，每年耶稣会都要通过商人购买“南京丝”转销到日本，获取巨额的利润。神父当然知道：所谓的南京丝其实就是浙江和南直出得“湖丝”。
澳洲人到浙江来，要插手生丝的生产和贸易，这对他来说并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