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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与希望的相反，红卫的风刮起来了，吹来高度的狂热，吹来“敢，敢，敢”，吹来“打，打，打”，吹来“乱，乱，乱”，显然，之前是“少法”，现在就变成“无法”。狂热加无法，未来（应该说即来）的情况会是什么呢？自然只有天知道。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忽然想到太平天国，也许晨昏要加上拜天父天兄吧？接着又想到义和团，也许要受命挂红灯、拜大师兄吗？但愿只是拜，而不被放在应该扫除的一群里。不信而接受拜，也是一种“让步政策”；至于让步之后能不能换来平安，又是只有天知道。且夫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所求是人定能够胜天，专由这一点看，我们也应该设祖账，送走狂热，并大声告诉它：“不要再来！”
《流年碎影》 使民战栗（1）
题目来自《论语·八佾》，断章取义兼量材为用。原文云：
（鲁）哀公问社（祭土之所）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种松树），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段记事不复杂，可是很难讲。宰予（字我）虽然是“朽木不可雕也”的人物，推想学问、见识未必很差，因为还敢议论三年之丧，认为时间过长。若然，他说周朝的社中种栗树，取义为使民战栗（即显耀镇压之力），不会是无中生有吧？孔子的评论可以作为旁证，是说过去的事用不着再纠缠，而没有说他理解错了。可是祭祀之地种一些树，竟会有这样的深义吗？依常情，也可能是牵强附会（始作俑者未必是他）。讲不清，也来一次实用主义，即取其中的四个字，古为今用，以表示红卫英雄喊造反之后真造，有不少人立即落入苦难中，暂在岸上的，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落入，何时落入。总之，稍微夸张一点说，情况就成为全民战栗。
战栗来于战“绩”，还应该具体说说战绩。大致是8月下旬起，延续到9月10月，红卫兵组织得到大力支持之后，狂热加了热，立即变为行动，对所设想为“反”的一切消而灭之的行动。这所谓反，站在前排的当然是“人”，于是这消而灭之的行动就最先触及人。红卫之风起于中学，推想是小学离黄口期过近，力量还不够大；大学呢，知识多些，狂热之热会相对降温。所以横扫的豪举，冲锋陷阵的仍是中学。口耳相传，有些中学之内已经设了公堂、监狱，捕所谓有问题的，刑讯，打，已经死了一些人。具体情况，详细情况，当然不知道，因为不敢接近，也不想接近。也是口耳相传，有些所谓有问题的，不是捕入中学，审问，打，而是红卫兵登门，打，死在自己家里。至于具体如何打，以及死的情况，自然只有改名为什么军、什么兵、什么武的，以及受打之家和近邻能够知道。扩大为总的情况，不知道其时还有没有统计学家，还能不能有统计之事，也就只能“不知为不知”了。但也不少确凿的耳闻，只举二事。一件，是听住在鼓楼前方砖厂的老同学刘佛谛的儿媳说，正是抄、打之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她有一天在门口，看见由东开来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是几具尸体，吓得她立刻回来，不敢再到门外去。另一件，是听说，清除黑几类，大兴县闹得最厉害，死了不少人，以致官方出动，去制止云云。情况如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有记载，我觉得有教育意义，且可省力，抄有关部分：
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他“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这就是狂热加无法的结果，使“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不能不痛心。痛心之后如果继以想，想到无法之后还有无理，即连流氓出身的刘邦所定“杀人者死”的法也不能推行，甚至不许追究，剩下可行的路还有什么呢？也就只能心里问一下，“今是何世”了吧？
狂热的行动，打、杀之下还有抄家。抄家，旧时代也有，名曰“籍没”，都是圣旨下达，对个别人，如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唷：煳辣浞鞘瓒宦匆膊皇歉霰鸬模跃┏侵冢鹘帧⒏骱┏侵猓髡颉⒏飨纾嗉樱烤突岽蟮镁恕６啵菟悼梢匀爰崴故澜缂吐迹彩且恢秩儆夜侣盐牛恢涝裼腥送臣疲⑽么讼钊儆瓯ㄔ圃啤Ｇ也还芩凰党抑纾彩怯�8月下旬刮起。有组织，是红卫兵若干人；像是也有计划，比如一条胡同，自西徂东，有的门，过而入，有的门，过而不入，可证。单说入的，因为是武戏，也免不了打，但重点是抄，也就只求疼而不求死。也有断续的审问，如问有枪没有，问变天账藏在什么地方，问金条埋在什么地方，等等。问，答，红卫英雄都是怀疑主义者，必不信；就是信，也仍要动手。于是而翻箱倒柜，甚至挖地拆墙，找名为反、实为贵重的东西。凭灵机一动分为两类：一类当场毁，或烧或砸；另一类装于门外静候的车辆之上，运到某个地方。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是让被抄者成为家徒四壁，即使还能活也困苦万分。再说这两类的处理办法，后一类的运走，不违背“人失之，人得之”的大方之道，像是较为可取。至于烧和砸，所谓玉石俱焚，就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社会的损失。举亲闻的两次烧为证，一次是烧了一个明朝沈周的画卷，一次是烧了某碑的世间仅存的拓本，推想未闻之烧、砸必不少于千千万万件，愚昧至此，真是太可悲了。
抄家还有个附带措施，是对于某些来于农村的，要“打回老家去”，即抄完，人也扫地出门，并勒令立刻还乡。遵命走，紧跟着来的是三道关：奔赴车站，那里聚集着大批红卫兵，上车之前要毒打；上车之后，车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到站下车，也是还有红卫兵，仍是打。至于到了本乡本土，会受到什么待遇，那就千变万化，谁也说不清了。
较之抄家再“温厚”些，还有除四旧。四旧有没有定义，我不知道；推想红卫兵手持尚方剑，有生杀予夺之权，也用不着定义。没有定义，可以推想。先要年代久，但年代久的未必都算，如渭水、泰山之类就不在除之列。这样说，是指一部分年代久的，究竟包括哪些呢？幸而有些“勒令”中曾举例，为书画、瓷器、玉器之类，即常语所谓文物。但箧中、案头有几件这类东西，人怎么就会“修”了呢？又是谁也不知道。勒令中像是没有说书（读书之书）也算，想是书中还包括宝书。但古旧书想当在除之列吧？因为听说，刘盼遂因为存书都被送往造纸厂，夫妇结伴自杀了。语云，凡事要多往坏处想，红卫兵不登门，勒令自除，就最好宁多勿少，性质难定的都算，或烧或砸，从重从快。于是随着抄家之风，更普遍的除四旧之风也刮起来，家家“主动”检查，认为有问题的就拿出来，如书，就烧，如瓷器，就砸，以防万一红卫兵来复查，除旧不尽，如勒令所说，“由本人负责”。这样除除除，扩大到四海之内，究竟除了多少旧物（几乎都是珍贵的文物），是任何数学家也算不清的。但也可以由一斑以窥全豹。我住在广化寺之旁，红卫之风一起，就有某中学的红卫兵开进去，像是未打和尚，只除佛像。大约有一个月吧，佛像都砸了，变为碎块，堆在大门外偏东的空地上，成个小五陵。旧时代，北京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据说，除了碧云寺的罗汉堂，卧佛寺的卧佛（因铜铸，坚固，砸时震手疼而获免），少数铜佛，铁佛以外，所有佛像都毁了，只保留个信教自由的口号！
以狂热为动力，施展为打、杀，为抄家，为扫地出门，为除四旧，人总是肉长的，“性相近也”，具体说是都想活，而难得活，所以就不能不怕。怕引来多种结果，其中一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如老舍，傅雷夫妇，叶盛兰、叶盛章兄弟，等等就是。怕，竟至深到这种程度吗？另有两件小事使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件是同事几十年的蔡公，遵勒令交四旧，连我代他求金禹民先生刻的印章也交了。另一件，是70年代末，我住在北大，到东门外成府街萨师傅（苗族，人很温雅，其时年已耳顺）那里去理发，他拿几个瓷茶杯给我看，意思是让我鉴定年代，我看看上面的干支纪年，断定是民国十几年，问他从哪里买的，他说是大革命初起时，由街西口垃圾堆上捡的。连茶杯也不敢存了，为什么会怕得这样？及至十几年后，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纪事，知道红卫兵的标语中还有“红色恐怖万岁！”才恍然大悟，是不少人，只是因为怕就精神失常了。
《流年碎影》 使民战栗（2）
如果精神还未失常，或失常之后又变为常，就不能不平心静气地想想：一个社会，容许随意打、杀，以致百分之九十的人战栗，百分之九的人精神失常，用这样高的代价以换取不修，合理吗？还有，所谓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对立面，不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免于战栗甚至精神失常的人迫切希望知道，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损之又损，比如某君，遵守勒令，把原刻的《楹联丛话》交了，换得不修的资格，若干岁月之后，落实政策，发还，而就真去领回，算不算又修了呢？又是谁也说不清楚。我想，尤其在迷离恍惚会与打、杀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推重“明确”。明确来于平心静气地思考，即讲理——不好，讲理是臭老九的痼疾，要从速躲开，只说希望。人，只要还活着，尤其兼有怕，就不能忘掉希望。希望什么呢？已经举起鞭子和刀，“德”治是不可能了，那就卑之无甚高论，只求能够“法”治。法，是指由天子至于庶人都守的法，而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法，惩治的事自然仍会有，但那是走入法庭，听完判决之后的事，不走入法庭，或走入法庭之前，就用不着战栗。生活而可以不战栗，在刮红卫之风的时候，也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叹气。
还有甚焉者，是有时由无法而想到“所以”会无法。开门见山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中有不少人，以迫害他人为乐，这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事实具在，不能不承认，像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以至可爱的祖国这类大话，还能厚着脸皮说吗？说不说是小事，如果愚昧和残忍真是来于久远的根性，那就成为值得痛哭流涕的大事了。大事要大办。如何办？万言难尽，只说所求，不避理想主义或右倾之讥，是有那么个机会，可以打、杀人而不负法律责任，任怎么煽动、蛊惑而没有“一个”人去打、去杀，如此，我们就可以恢复说伟大，说灿烂，以生而为炎黄子孙自豪了。何时才能这样呢？难，但向往文明，路只有这一条，也就只好走。
也许应该算作第一步，是曾经失误，要找出失误的原因，坚决去掉原因，以求不再失误。可是这，依照我们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会牵涉到“人”和“利害”。于是，可能的路就成为另外两条：一条是闭眼，也就看不见原因；另一条是睁眼，看见，或不说，或闪烁其词。闭眼不见是愚的路，睁眼见而躲闪是诬的路，大道虽多歧，踏着愚或诬的路，走向文明总是很难的吧？真对不起，这里又说了泄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另二个角度看，是恨铁不成钢，正是没有泄气。生而为炎黄子孙，总愿意故土坏变为好，变，不快，或不干脆，就起急，套用孟老夫子的话是：予岂好急哉，予不得已也。
《流年碎影》 抄风西来（1）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实际是述说我的“认命”的生活之道。既认命矣，而又说是机遇，亦有说乎？曰有，简而明地言之，是与我老伴的“凡事都是该着”信念有别。只说重大的分别：说该着，是认为事皆前定（是命运的，不是因果规律的）；说机遇不然，是由主观感知说（不问客观有没有必然之外的偶然），认为事有凑巧，很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在四围的环境动荡不安的时候，更加可怕的是未然者不可知。后话提前说，在恐怖的红卫兵造反时期，我因心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飘动着“未然者不可知”而寝食不安。但无论怎样不安，（康德的）时间无私，还是积秒为分、积分为刻、积刻为时、积时为日地流过，而若干日过去，打、杀、抄家之风渐息，我的蜗居并没有红卫英雄光临。这就可以表示，这一个人生旅途的难渡之关，我的机遇还是上好的，所谓逢凶化吉是也。以下具体说说这一时段的逢凶化吉。
由不可知说起。我有职业，隶属于某单位，日日上班，由表面看，批斗会，站在喊打倒口号的一边，应该算作革命群众吧，若然，捕去打、上门打的可能性像是不大。但也只是像是而不是必是。抄家呢，就完全不可知了。还可以加细说。抄不抄，由谁定，不可知。反观乎己，条件有好的一面，是名和位都卑微，而且头上无冠。但也有坏的一面，是身心负的旧包袱太重，也许不能瞒过红卫英雄的火眼金睛吧？总之是不可知。不可知，即有抄的可能，所以怕。怕，抗，逃，都无力，只能多看风色，多听风声，等待。传来风声，是本胡同，像是由西端起，已经开始抄。没有人敢打听，更没有人敢去看，风声都是影影绰绰的。我仍须上班，身在外心却不断飞到家里，想，也许正在抄，把书籍等都拉走了吧？好容易挨到下班，火速往家里跑，到门口察看，看看有没有烂纸、杂物等，先推断是否有抄家之事。门外总是没有异状，走入蜗居之门，看看，也没有异状；心呢，当然都是不安，而且难于用语言表示，只好相视而不笑，装作若无其事。
终于风声紧了。我们那条胡同东西向，相当长，我住在中间偏东，路北14号，听说已经抄到20号（杂院，住户不少）。紧接着就传来确切而震撼人心的消息，是19号抄了，唐先生被捕，唐太太用什么刀抹了脖子，可能没死，详情不清楚。且说这19号，主人名唐永良，民国年间保定什么军官学校出身，曾任某杂牌军的军长，因为在河南打败仗，蒋介石要枪毙他，有人说情，解职还乡。这都是解放之前的事，解放后态度积极，热心群众事业，当了西城区的政协委员。他是满族，原配夫人病故，娶了个满族世家的老姑娘，年已及不惑吧，听说通文墨，风度娴雅，不幸是时间不长就故去。家中无人主中馈，饥不择食，找了个在叶浅予家做保姆的，估计年已过知命，而且缠脚，但人好，也能干。我家同唐家来往不少。解放前后，唐先生的母亲还在世，左近邻居都呼为唐老太太。人诚厚，还保留纯粹的旗下风，说话，有些动词、形容词后带“克”字。礼多，比如年节前，邻居的小孩要给压岁钱，新票，一个人一角，后来增为两角。她同我的妻也要好，送她的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唐先生和我同为广化寺小学的董事，又常交换花种，很熟。我觉得他为人通达，识大体，所以敬重他。来往更多的是我的妻和他靠后的两个老伴，都是由近邻很快变为好友。这样，他们的苦难就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家门之内的支柱险些倒塌。这又不得不多说几句。我的妻两三岁丧父，多年母女相依为命，形成一种心态，是世路艰险，要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会遇见意外之灾。这用家常话说是胆小怕事，而竟听到这样的事，推想就不免“行自念也”，于是怕升级，表现为由惯于沉静变为高度急躁。是早晨听说唐太太自杀的这一天晚上，我住在四间北房的西端一间，上床睡了，她住在由东数第二间，与母亲在一起，也上床睡了。可是就在我想入睡而未能入睡的时候，看见她急急忙忙跑进来，只穿着背心和裤衩，立在我的床头，又急又气地说：“看你买这些书，就凭这也得抄。都是你，都是你！”我劝她，说：“已经这样了，就是后悔，现在也没有办法，只好等着吧。着急也没用，还是去睡觉吧。”她静默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地走了。我心也乱，想用庄子的“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内功安静一下，但只是一两分钟吧，她又跑过来，站在床头，把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一遍。我没有别的办法，也把劝说的话重复一遍。她走了，可是仍是不一会儿，又跑来，还是说那些。就这样，连续来五六次，我知道她精神已经近于失常，就坐起来，换解劝为晓以利害，说：“就是抄了，只要我们都平安，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你要是这样急，病倒了，你想想，还有母亲和孩子，怎么过？”幸而她精神只是“近于”失常，听了，回去，就不再来。我也明白，这是于可能抄家之外，又多一个危机，所以心就更加不安。幸而很快，抄家的风刮过去，妻的精神像是恢复为平和。说“像是”，是因为后来发现，这次因恐怖而短期失常，心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证据是，她原是公认为脾气最好的，对人温和，向来不起急，从那次以后，变为遇不如意事就不能忍，生气，痛哭流涕，甚至拍桌子。
接着说西来的抄家之风，18号、17号和16号，以及路南若干家，抄没抄，不记得了，只说15号。这本是我们14号的西跨院，不知道为什么不采用东跨院之法，门牌标为14号旁门，而闹独立，称为15号。这也好，因为解放以后，房东实行紧缩政策，西跨院卖与文物专家张效彬，就不劳更换门牌了。张是河南固始人，名玮，父亲在清朝是显官，做到户部侍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