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钥尚兄阑故且桓鲎郑獭６蹋呛罄戳煳虿⒃嚼丛矫魑囊恢质视π路绲纳钪馈：我匝灾坎幌稚硭捣ǘ越鹫攵热耍侨蹋嘀馗矗突崤嘤鲆恢执蟠蟪鹈湃倘璨廾鄣娜土Γ巳土Γ越栌梅鹈诺挠镅裕涂梢曰衬瘴刑帷Ｎ艘庖宓南拭魅非校共坏貌幌稚硭捣ǎ遣畈欢喽曛螅业礁尚＝邮芨脑欤苍芘罚也恢灰淮危蛭丫哂欣从谌痰娜土Γ分保涂梢孕挠翁焱猓踔辆醯煤猛妫分螅判θ萃程寐蚍梗绻銮墒峭醺：ＪΩ底龅暮焐沼悖吐蛞慌蹋故浅缘煤芟闾鸬摹�
话扯远了，应该转回来，继续说下文。记得是五月，运动像是还要以法律的形式结束。需要处理的人太多，常态的法院管不过来，也管不了，各单位都组织法庭，曰人民法庭，由本单位的领导挂帅，处理本单位的案件。开庭两次，第一次审，核对“罪行”；第二次判，宣布如何处分。只记得第二次是在我住北大三院时期经常过其门的坐落在东安门大街路南的真光电影院，审判长为署长胡愈之，两旁还坐着叶圣陶先生和周建人先生吧，我的处分是机关管制一年。虽然罪名是贪污，各种列名之表都要注明为贪污分子，可是照常在所属单位工作，显然还是以教育为主。当然没有上诉一说；有也不敢，因为那会构成新的一反，如何处理就只有天知道了。但是还有语云，名者，实之宾也，有了贪污、受管制之名，就不能不流转为实，这实是：一，成立三人管制小组，组员为霍得元（代表党），隋树森（代表编辑室，其时我已调总编室检查科工作，隋是科长），还有一位记不清了，也许是其时任总编室主任、后来加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就死在那里的卢芷芬吧，我每周要写一份思想和行动的汇报，交小组审查；二，停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十六元；三，开除工会，有些会议不准参加，因为我已经不是“人民”。三种措施，以不发工资为最重大，因为八口之家，都没有辟谷的道术，平均每人一个月二元，想活就太难了。其次是写汇报，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又稍通八股文作法，也没有什么难写的，只是想到这种毫无用处的浪费，总不免于烦腻。剩下的不入会和不参加会，也许反而有所得吧，因为就可以不交工会会费，其他人去开会，我可以借非人民的光，读一些人民性不强的书。
写到这里，推想有些“仁者爱人”的人会猜想，我一定要咬牙切齿了。曰不然，而是大相反，顶礼膜拜。何以反应如此反常？有理由，而且不只一种。计有四种，依次说来：其一，逼令交代罪行，所用办法只是批斗、囚禁，始终未用肉刑，与十几年后的红卫英雄轻则打、重则杀相比，总是如在天上了，岂可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哉。其二，与五年之后，有些人只是说了几句心口如一的话，就加更重之冠，发往北大荒，多年不能效北雁之南飞相比，我原地踏步，早晚还能看看家里人的笑脸或愁容，情况就不只是如在天上，而是如在九天之上了。其三，只是过了半年，不知道由什么人决定，不声不响，到发工资时候，我领得的不再是十六元的生活费，而是官复原职的若干元，这像是可以表示，至少是我所属的这个单位，还没有忘记公道人情。其四，是个最大最大块头的，是我经一事，长一智，更加明白，这新形势，在上者可以灵机一动，出言即法，而这样的法是不顾公道人情的，想活，就要百分谨慎，最好是学皇清某大人的居官之道，不说话，净磕头。也就是变这样的居官之道为处世之道，1957年的整风，我平平安安地度过来，这即使不能说百分之百是一顶贪污分子帽子之赐，也总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吧？如是，而不顶礼膜拜，那就真成为恩将仇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流年碎影》 三五之厄（2）
就在几天之前，浏览某君的某篇大作，见其中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话，勾起我一些感慨，想再说几句。由50年代初期算起，三十年，到80年代初期，我古稀之后还健在，并幸或不幸，还在原单位面对书稿。老子，“戒之在得”，还戒之在放，我竟有兴趣拿起笔来，写些不三不四的。承报、刊、出版诸社的编辑大人宽厚，居然就换来一些稿酬。且说这些不三不四之文，有些或有的部分，我坦白，是占用公家不少时间写的，而传与以上说的诸社，就不免有些里应外合，一般是请吃饭，兼送礼，用贬义语，可以称为互相勾结，如果是三十年前的河东，就会加贪污分子之冠，而且不只一顶，可是实际已是三十年后的河西，我的所得就成为，除钞票之外，还有学者和作家的荣誉。莫非真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吗？总是值得长太息了。再说个更大的变动，是由河东而河西，贪污的消长情况。上面说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目的的主要一项是根除贪污，连我这加贪污分子之冠的也说意甚善也。可是不唯心而唯物，即由效果方面看，根除没根除呢？河东早已成为往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单说三十年后的河西，那就用不着调查，只凭见闻就可以知道，贪污已经发荣滋长，性质，由“管钱”扩张为“有权”（纵使是沙粒那样小的），数量，由原来的万八千扩张为今日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原因，一言难尽，要由社会学家（或者还要加上法学家和道德学家）集成什么小组去研究。但有一点是铁板钉（去声）钉不容置疑的，是1952年，大胆怀疑加扩大范围，以为大力一压就会导致天下太平，结果并没有如愿。即如我这个受惩治的“贪污分子”，受惩治之前可以不提，受惩治之后，直到执笔的现在，时间长到四十有四年，扪着胸口说良心话，还是一文钱也没贪污过，是运动中加冠之所赐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人也许会说，那是因为你既不管钱又不有权，没有机会。“予岂好辩哉！”不得不说几句大话，是不贪污，不是由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了教育，而是多年来一直认为，有许多有价值的，比金钱和享受更值得追求。这有价值的事物中，有个分量不很重的，是朴素，其消极的涵义是不看重钱。转为说教育，也不是没有所受，甚至提高，说有所悟，是迷信压力，不讲理，脚站在河东，以为胜利了，但自然规律所定，还有三十年河西，姑且算作曾经胜利，能够维持长久不变吗？岂止不能维持，还会随来后遗症，是拿鞭子的与被鞭打的都不讲理，被迫喷气式的不再要脸，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将飘流到何处，就大值得思考了。过于悲观了吗？昔人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请孟老夫子出来代言，“予不得已也。”
《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三）（1）
恕我一而再、再而三借用先贤子路这句话为文题；如果不恕，我还有推卸之辞，是我也不愿意因贫而伤哉，其奈客观情势不容许食而能饱、衣而能暖何。上一篇已经讲清楚，我因为：一，与张、马二君是多年的朋友；二，穷困，帮助他们编《语文教学》月刊，得些固定收入，可以补充日用，上以事二母（生母及岳母），下以畜妻女，想不到就犯了罪，减了工资收入，加了贪污分子之冠。这“意表之外”的祸带来多种困难，可以总括为唯心和唯物两大类。唯心是这冠与头上戴的方巾、瓜皮小帽等不同，无形，就可以装作未戴，化为具体问题是，对什么人隐，对什么人不隐。斟酌是负担；不隐而说，隐而不说，同样是负担。为了节省纸张及读者的慧目之力，想只举个家门内的例，以偏概全，一了百了。这是对于结发之人要不隐，因为要靠她来分忧；对孩子就正好相反，要隐，因为她们正在上学，到学校，面对老师和同学，心里想着家长是贪污分子，受管制处分，日子怎么过？唯物的困难就既重大又复杂，只能不避繁琐，慢慢说。
上一篇已经说明，由受处分那时候起，每月的法定收入成为一十六元，用除法算大易，八口之家，恰好一个人得二元整。这就带来一种颇像康德所说“二律背驰”（用蓝公武译语）的情况：一方面是必不能活，一方面是一定要活。对于哲学领域的二律背驰，康德的处理办法是纯粹理性自承无能为力，即撤退。在家常日子的领域内就不能用撤退之法，因为“一定要活”这个判断，无论问进口的上帝还是问土产的“天命之谓性”，都不能略打折扣。开门见山说吧，我必须想办法弄钱。理论上，靠自力，办法也不少。抢劫是一种办法，偷盗是另一种办法。可惜是我择术不慎，走了书呆子的路，“身”没有抢劫、偷盗之力；更难办的是还有“心”管着，积极，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消极，清夜自思，深怕愧于屋漏。理论天高皇帝远，新语曰不能解决问题，只好退守实际，量力而为。而说到（己）力，我说过无数次，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换几文小钱之外，什么也不会。三反五反之前，“勾结资本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现在是，据说，《语文教学》停刊了，连带大众书店也关门了；即使还营业、出刊，我还敢到那里卖白纸上的黑字吗？不要说卖，就是与张、马二君，也是从此就一刀两断，不敢再通音问。活路的一条堵死了。还有另一条是《现代佛学》，曾写稿拿稿酬，估计可以不算违法；每月拿编辑费（不是有名无实，是真负责编）二十元呢？不只不知道算违法不算违法，简直连问也不敢。据说是今之兵法，凡事要往最坏处想，那就假定为违法吧，怎么办？我也兴起过辞去一身轻的想法，可是看看妻女面上的菜色，接着算账，每月定数二十元，稿酬平均以十五元计，共三十五元，舍去，就会更难活命，权衡各方面的轻重，最后还是想活的欲望占了上风，决定隐匿不报。隐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合适了，于是给《现代佛学》写文章，成篇之后就随意署个笔名。总是为穷困所迫，还用这个办法给《语文学习》写过文章。何以还记得？是整风时期，我这微末人物也竟有人光顾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给《语文学习》写文章，不用真名而用笔名。幸而我们的文网还没有密到连用笔名也算犯罪，我心中忐忑了一阵子，没有人来命令交代，混过去了。
到此，卖白纸上黑字的路走完了，我黔驴技穷，还是不能活，就还要想办法。家中老中幼三代，两端的六口当然无挣钱能力，只剩下“中”一口，女性，文，化不高，武，身不强，但是语云，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况人乎？于是绞尽脑汁，找机会。究竟是比我这黔驴还不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只找到机会两种，一种是给人看（读平声）小孩，另一种是到小市卖家里可有可无的旧物。所得必很可怜，而能得却又大不易。何以不易？要为不知者道。先说看孩子，是同院西房来于四川的一对青年夫妇的小男孩，两岁，略知人事，却又不能自我约束，也就除入睡以外，不能离开人。而我家里这位中，且不说“衣”，单是“食”，数口之家，上市买，到厨房做，一日三餐，又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围着别人家的孩子打转转！然而，正如我之为二十元与活命的血肉相连而隐匿《现代佛学》的编辑费不报，她如果肯打转转也是每月二十元，也就只好咬牙承担下来。之后，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幸而她有个希有的美德，忍而不怨，因而困难就像是不太大而慢慢流过去。不幸是好景偏偏不常，只是一个月有半，这对四川夫妇搬到西城朋友家去住，这每月的二十元竟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妻所得应该是三十元，人家客气，给两个整月的。且说这四十元，还可以引来后话，而且是两本（话本之本）。其一是大革命时期，我这位一生坚守家门的中也要交代历史，如果没有这四十元，她就可以说一生没领过工资，多清白干脆，由这个角度说，这四十元就成为“污点”，至少是累赘了。其二是回顾往昔，我阮囊不羞涩之时，以钱救人急的次数不少，数目不小，我都希望双方统统忘却；可是受人之惠，记得共三笔，1937年卢玉柱十元，1974年王景徽兄二百元，其中一笔就是1952年这对四川夫妇多付的十元，我都想还，或报，可惜景徽兄早已作古，卢玉柱和那对夫妇，不知在何处了。我在这里唠叨这些，是想利用一次整风时某天才的天才发明，“交心”，以略清心头之债。这债是一，我不劳而得的二百二十元，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往地下，永世不忘。还有二，敢敬告大胆怀疑以及视我为贪污分子的诸君，到执笔写这些话为止，我不劳而得之钱，八十余年，也只是这三笔，共二百二十元，如果连这也不能算贪污，则诸君就成为多劳而无获，对于为我而多劳，我就只能赔礼道歉了。
再说另一个弄钱的机会，到小市卖家里可有可无的旧物，困难比看孩子就大多了。可有可无的旧物不多，值钱的更少，这是欲卖而无货的第一难。还有二，要起早，或手提或背负赶往小市，身不强就会特别劳累。还有三，走到，摆摊，恭候买主掏钱而未必有买主。最后还有个更大的难，是必须使脸皮变厚。我这位中出身于破落世家，出嫁前还赶上些流风余韵，以上市购物为例，她说是入我的寒门之后，第一次进商店，同售货员搭话，说买什么，是壮了胆，舍去羞，才完成此大举的。现在要变买（暗示有路）为卖（暗示无路），就必须壮胆如斗，舍羞为零。可是她并未表示为难，我想是孩子的总是感到吃不饱给了她力量，她把一切都抛开，只想由小市回来，能够带回三两块钱，哪怕只是块八毛钱也好。记得若干年之后，孩子们有时还说：“妈妈上小市卖东西，回来，卖没卖，我们一看脸色就知道，有笑容就是卖了。”还要感谢她，乱七八糟的卖了不少，却没卖一本书，是我舍不得，她不只谅解，也舍不得。
还要说，就是如此挣扎，有时来了不时之需（如病），还是不免于必须立刻拿出钱而袋内空空，那就要到几个可告以难言之隐的同学处去借，多则一二十，少则三五块。不说告帮而说借，是因为他们比我也好不了很多。这样的钱，绝大部分勤借勤还，少数，到我有可能卖白纸上黑字的时候就拼命写，兼以省吃俭用，也还了。
《流年碎影》 伤哉贫也（三）（2）
欠账还钱，还了，像是文也可以打住了。可是因为钱，单是在这本书里就，“伤哉”三次，总该有些感慨吧？确是有，那就说说。用吾乡某先辈的处世壮语，凡事要先及其国，后及其家，先说国。记得西方某名人有一句名言，是“求人服（听话），与其给他幸福，不如给他痛苦”。这秘诀，其实唐周兴、明魏忠贤之流早已用了，只是未总结为定理并广而告之。更上推，如求河源，那就应该说是法家精神，只求速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我呢，正如某君所评，思想落后，总觉得，想长治久安，还是走儒家的路好，那是“以德服人”加“养生丧死无憾”。假定这种想法不错，则迷信并使用压力，使有些人不能活，这妙法究竟合适不合适，就很值得研究了。还是归结到钱，我以为，为国者首先要做的是使人民都有适度的钱，以便食而能饱，衣而能暖。不如此，而用使之无钱的办法以求人服国治，在三十年开头的河东时期也许像是可以如愿，到三十年后的河西时期，情况如何，就要走着瞧了。由“走”和“西”，思路就不由得飞出去，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了北欧诸国，据眼见的人说，他们的名号是福利国家，实际也是，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人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只要有一条命，就总会有活路，所以他们就取得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其向压力跪拜，还是多看看人家吧。
然后转到及其家，承室中人推我为一家之主，无妨只说我自己。为钱少已经“伤哉”三次，我当然不会轻视钱。但我不是拜金主义者，因为既不想多存，又不想多享乐。由正面说，是只想维持这样一种情况：过朴素的日子（用形象化写法是可以食无鱼，出无车，室内无地毯，老伴颈上指上没有黄澄澄，等等），不为难；还有些余力，可以应不时之需（包括救亲友之急）。再多，我以为没有用。还会有反作用，比如，像是古语就曾见，“庄稼汉多收五斗粮，便思易妻”，至少站在诸女士的立场，还是以不多收为好，那就可以知足常乐，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流年碎影》 辛安亭
50年代，辛安亭先生是出版社的副社长，由兰州调来，比我到社晚一些。列为专题写他，是因为我敬重他，于50、60年代之间，他离开社回兰州，1976年在太湖边养病，我还去看过他，想不到其后转为不治之症，于1988年末作古，不知道弥留之际在何处，也就未能去看他，因而有时想起他就特别怀念。他山西人，长我五岁，像是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或稍前稍后），他也在北大上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到延安。建国以后在兰州教育部门（兰州大学？）工作。想是还主持过编教材的工作，所以为充实中央编教材的力量，把他调来北京；接着以他之介，把王微也调来北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成为我的直接上司。这里单说辛安亭，外貌瘦弱，风度文静，我第一次看见，也许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
我们几乎没有交往，但常看见他。他住在出版总署门外以东不远，每天准时上班，一身朴素的制服，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到办公室安安静静地看文件和书稿，很少到院里来。来往的路上遇见社里人，认识，必是点头微笑，很少说话。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规矩，温厚，用旧话说是“克己复礼”吧。关于克己，还听说一件可以算作轶事的。他家里只夫妇二人，妇也是山西人，姓卫名明，家庭妇女，脚像是先缠而后解放的。所吃不多，但也要购进粮食。粮店离家有一段路，辛安亭总是自己去买，肩扛到家。一次，一个年轻力壮的看见，要替他扛，他坚决不肯，还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