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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知说，是一，可以任意走入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之门；二，活动范围广，北京以内，各处跑，还有余兴，到北京以外，甚至国境以外；三，他有聚书之癖，这就给他带来诸多方便。说起聚书，他的本领和成就就更使人惊讶。他的住房是先人留下的，在昔日名流聚居的宣南，院子不小，北房五楹，上下两层，楼上都是书，楼下也有一些。书多，见识广，又有侠义之气，所以看见近年不少人制造有关曹雪芹的伪遗物，就举证揭其老底，使稍有考史常识的人为之一快。解放以后，我们见面次数不多，只记得一次是到他家里，一次是在香山。最后一次是在无轨电车上，匆匆说几句话他就下了车。他是1995年2月去世的，其前我听说他患病，没去看他，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时想到他的藏书，那么多，其中并有国宝级的《石头记》乾隆己酉抄本（残存一至四十回），如何处理呢？扩大范围说，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会碰到的问题。聚书，因为想读，因为爱。日久天长，数量多了，心情常常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是“己身永宝用”。而实际呢，己身是不能“永”的，所以总会有一天，己身撒手而去，所爱之书却还是立或卧在那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迷，世上千千万万的常人都不过如此；反面的“好事不如无”是悟，吴先生弥留之际会想到吗？但愿他能够这样。
何其芳。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我同年级。多有向上心，先是写缠缠绵绵的散文，印为《画梦录》，其后又辗转到延安，于是逐渐成为名人，升迁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与他，不只一次有同路人（？）之谊，却又疏远得井水不犯河水。早的同路是军训，正好编在一班（班排之班，一班十个人）。他中等身材，白净，连列队持枪也吊儿郎当，表现为不屑的样子，我只好少注目而远之。没想到还有第二次同路，是毕业以后，都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在墙子河畔一年，不记得有什么接触。迎来暑假，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同路，是书教不好，都被辞退。因为没有交往，也就没有对坐作穷途之哭。其后的若干年，我们真就相忘于道术。他高升了，有时还动笔，记得看过他评论《红楼梦》的一篇大（字数多）文，印象呢，意识形态味道浓，也就气盛，心里想，此“长”之所以为“长”。没想去看他，也不敢去看他。又没想到，竟有一次望影的机会，是大革命初期，揪斗风吹得正猛的时候，有一天。我以群众身份往工人体育场去看兼听批判，场内做喷气式的共十人，其中有他。离得远，看不清，只听见批的话里有“何其臭”云云，不禁想到《枕中记》《续黄粱》一类故事，慨叹人生真如梦也。幸而低头之后总会随来“落实政策”，听说他又起复，任原职，只是可惜，天不假以年，不很久就归于道山。总是头上又有了“长”的帽子，可以安息了吧。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3）
王崇武。他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功课不坏，毕业以后曾到英国留学，据说尤其致力于明史，很有成就。他是河北省雄县人，健壮，双目有神。他住东斋，规定一间屋住两个人，其时我未住学校宿舍，不记得由谁介绍，我把姓名借给他，他就可以独自住一间，以此因缘，我们认识了。且说因缘和合必有后果，1936年我由天津回北京，失业，由他介绍，我给他的同学到进德中学代课，因而与他的这位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李君列五（名曾笃）结识。这又带来后果，是破家之后我又组织一个新家。还是说王崇武，50年代初他回国，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其时历史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都在红楼以东的东厂胡同（明朝魏忠贤的东厂），我编汉语课本，隔一日到语言研究所去上班，因而又同他见了几次面。谈些旧事，像是还没扔掉“他日相逢下车揖”的古风。其后我不到语言研究所上班，再其后来了整风，人人惶惶不安，也就没有再见面。是50年代后期，忽然得到个简而又简的消息，他病故了，算了算，年未及知命。什么病呢？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呢？咫尺天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知道。
杨向奎。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与我同年级。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只知道他也跟随顾颉刚先生，考古史，并且颇有成绩。毕业以后，曾到山东什么大学去教书，后来回北京，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我的诸多治文史的同学中，考精力旺盛，有了他，吴晓铃就只能屈居第二。以我的见闻证之。多年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都是过去的远事，我想略去，只说近的。是80年代后期，因为我在《负暄琐话》里写了孙以悌，他看到，就给我写信，约定到我城内的住处（原北京大学第二院）来看我。他来了，谈了很多，我才知道，孙以悌离开学校到天津，他曾去追，可惜晚了一天，未能见到。我感谢他由干面胡同东口他的住处来看我，他说他每天步行往养蜂夹道去游泳，从我这里经过，用不着过意不去。其后有时他就送他的新作给我看。有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这是由商、周、秦、汉下降到康、雍、乾，仍在史的范围内，不新奇；新奇的是有几篇，竟谈起时空、相对论之类。这真是造反了！谈得对不对，我莫测高深，总不会如苏东坡《日喻》所说，闻钟以为日吧？那么，红楼中出这样一位，借用胡博士常说的一句，是“北大真不愧为大”，我也可以沾点光了吧？
张政烺。他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县人，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外貌有特点，体粗壮，头大，顶部正方，目高度近视。读书多，记忆力特好，在校时期即以成绩突出扬名。是一次上胡博士的什么课，胡博士讲到什么小说，说可惜没有什么书谈到它的作者，张政烺站起来说，有的地方谈到，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先生大为赞叹，上课时常说，北大真不愧为大，如什么小说的作者，他不知道有人谈过，张政烺先生知道云云。毕业以后，因为发表了不少考证文章，很快就成为文史界的名人。多年来在大学任教，讲授古事，兼及古文字、古器物之类，最后也是流入历史研究所。我跟他没有来往，可是关于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却也略有所闻。一次是听一个听过他讲课的人说，有学生问他什么，他说可以看什么书，在什么丛书里，第多少页。又一次，是杨向奎同我说，我的《负暄琐话》出版以后，张政烺买到一本，因为其中写孙以悌，就送给他看，他看底封上有张政烺的批注，说这本书是国文系的张璿写的，所以才来找我。听到这些话，我知道这位有大成就的同学还记得我，我感到欣慰。这之后，在什么招待会上我见过他两次，满头白发，眼显得更大了。我同他打了招呼，他说得不多。据杨向奎说，近年来他精力下降，不能写了，我颇想借用康德的最后一句话来安慰他，是“够了”。
高去寻。他于193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与杨向奎同班。河北省高阳县（？）人，高个子。也是成绩不坏，所以毕业以后能够走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许从董作宾等做研究工作吧，推想其后就主要攻甲骨文、金文。人总是难免随着环境流转的，1949年，国民党政府战败逃亡，他也到了台湾，我们从此就断了音信。记得最后在一起厮混是1936年的寒假，我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住城内西街以北操场营房，他带着他的夫人来保定看病，夫人住了院，他多在院外，无事，几乎天天见面，谈天。我们当然也要到医院看看病人，那位来自农村，但相当漂亮，本来温顺加新学的开通，大家的印象都是颇像个样。唯一的缺陷是脚旧式，难得维新，如南下金陵，不要说跳舞，连出席什么会也难吧？可是老高（我们都这样叫他）情意专一，只盼病愈而不想跳舞一类事，所以我们都称赞他为模范丈夫。后来，这位夫人就真随着南行了，之后还会随着先则西南后则东渡吧？多年来，幸而只是同学关系，他没有成为我的社会关系包袱。近些年，台湾由臭变为香，我当然想知道他的情况，可是那里也是老成凋谢，因而就想询问也未能找到知情之人。但推想，那里没有我们这样的运动，如果不短寿，霜晨月夕，他们二人大概还能对坐相视而笑吧。
牛满江。他是1932年考入北大理学院的，入生物系。也许因为他的籍贯也是燕赵（河北省博野县），与我多有来往的什么人是中学同学吧，我们虽不同院（他也就不到红楼上课）而相当熟。他外貌可谓得其中，不高不低，不胖不瘦，戴眼镜，对人和和气气。很用功，到我将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越过吸收普通知识，进而为专门研究，记得问过他，说正在做合两个鸡蛋黄的什么为一的培育试验。这有什么重要，我不懂，但我知道在研究生物方面他已经造诣不浅，所以敬重他。因为敬重他，就曾向他请教一个大问题。是在红楼后面钻图书馆的后期，我的头脑里曾有一次大波动，是忽然感到疑古考古，所注意都是身外事，人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茫然了，自己想不明白，自然就想问人。牛满江是研究生物的，人是生物中的一个种属，问问他，也许能够明白吧？于是找到他，问：“由你们研究生物的看，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其他目的。”他的答复显然不彻底，但对我后来的改行治人生哲学，却有不小的帮助，或者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而不问天何以如此命，正是他的答复的翻版。由这个角度看，他给我的确是太多了。毕业以后，或再以后，他东渡太平洋，仍研究生物学，既躲过加多种冠的危险，又成为美籍华人中的佼佼者。曾不只一次来中国，与童第周合作，研究什么尖端的项目。我没有去看他，因为我至多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他已经是“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但我听到他的名字，还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王光汉。他是教育系学生，1931年入学，与我同年级。在校时期，连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50年代中期，不知根据哪个高位之人的幻想，决定变南口至八达岭一段（旧传四十里）为花果山，由国务院系统的诸多单位负责。我们出版社直属教育部，分的地段是三堡车站略南以东的半山上。规定职工一年去劳动两次，一次半个月。青壮先行，盖房，我们中年以上的后继，登山种树。我去了两次或三次，遵命干这个干那个，至于能否变成花果山，心里想，只有天知道。万没想到人真能胜天，不很久之后，竟也知道并不能变成花果山，于是如一切幻想破灭的大举，以不声不响的方式收回成命。我的多日劳动白费了。但也不是毫无获得。这是：一、更加明白山中生活并不像隐士设想的那样好，因为既要有人供应生活资料，又要有可意之人陪伴。二、曾利用一个秋风送爽的假日，与王光汉（在教育部工作）等游居庸关。王是河北省中部某县人，高个子，不丰润，有点像农村的庄稼汉，负责养鸡。鸡一百多只，不生蛋，而且陆续死，他仍坦坦然。这是说他很老练，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汉。且说劳动半个月，有一天真正休息（与不劳动而在屋里写总结，作感受八股不同），于是与王老汉约，南行去游居庸关，还有两个人参加，大名不记得了。早饭后启行，沿公路，天气和景物都好，不很久就到了。到之前，向东下望关沟，见远处有个新装怀抱小孩的小脚妇女骑驴，后面一个男子步行跟着，王老汉停住，看得出了神。我叫他，他不隐瞒情和意，说：“我最爱看这个。”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红楼四年，在都市生活二三十年，心却还放在百年以前。世间真是太复杂了。下公路我们到关前，进门洞看了佛像和西夏文雕刻，登上云台，向四围望了望。想到关以西的李凤姐墓，时间还早，我提议去看看。西行登半山，找，不见，问人，答不知道，只好罢了。不久与王老汉作别，其后就断了音问。有时想到他，连带想到那位骑驴的，也曾觉得可笑。其实，迷而不悟，也许是更值得珍重的生活之道吧？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4）
孙以悌。大约十年以前，我写过他，收入《负暄琐话》。我同他不认识，写他，是因为我在校时期，他是出现于红楼的奇人，毕业之前不久跳海，是学校出现的奇事。他于1930年考入史学系，原籍安徽寿州，听杨向奎说，早已住在无锡。我那篇写他的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问，连名教授钱穆、蒙文通等都惊讶，如此之精而且博，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一个方面是人生观，他熟悉古事，对于其时许多人都迷恋的考史却没什么兴趣，而常常说：“人应该以众生为念。”挂念众生，是佛家思想，不停止于思想就要修菩萨行，可是他像是因什么事而绝了望，终于如托尔斯泰，出走，到天津，上了南行的轮船，后来人不见了，船上只剩下行李。都推想他是跳渤海了。因为他造诣特高，人人惋惜，破例，为学生也开了追悼会，还借《史学论丛》的篇幅，为他出了专刊，印了他一部分著作。我是看了专刊上的照片，才知道是我住在第三院宿舍，早晨在地下洗脸室，经常遇见，光头穿灰布长衫那一位。他人往矣，却使我因他而常常想到心安理得之不易。他走的想当是认真的一条路，我呢，无此雄心壮志，只能随所遇而安，或干脆说自欺，对比之下，不能不感到惭愧。
徐芳和陶维多。转为说女的。她两个是我们班的“唯二”女性，平常提到总是连着说，所以这里也就可合则合、可分则分地写。且说我们班是大班，人三十出头，“唯二”，按比例说就太少了。这使我有时想到生不逢时，比如晚生几十年，女子上学成为家常便饭，有些班甚至阴盛阳衰，不才如我，也会有中不溜儿的佳人来跟前表示好感吧？可惜那是几十年前，我们一大群看两个，就如在天上了。这结果是，四年之久，我同她二位，大概没交谈过一次，因而所知也就很少。远观的印象当然有，徐身材中等以上，白净，有点风流成分；陶则矮小，沉静，表现为老老实实。插说一件事，是每有一个年级毕业，就印一次同学录，推举毕业同学十几个人负责编，凡本年毕业的交照片一张，钱币一元。我们毕业那一年，照旧规办理，可是都没拿到同学录，听说是主办人贪污，不给印刷厂钱，印刷厂就不交货。拿不到同学录，会有多种损失，其中之一就是，比如徐芳和陶维多，就说不清其年龄和籍贯。毕业以后呢，没见过一次面，稍有所知，都是听来的。较早是抗战初起在武汉，有人在什么宴会上见到徐芳，颇出风头。后来像是还到了台湾。生活总是在高层次飘，至于详情，因为消息都是零碎的，就难得连缀起来。现在还健在吗？在哪里呢？不知道。陶维多则正好相反，是前期迷离，后期明朗。记得是90年代初，一次与先则文改后则语委的高景成先生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谈到陶维多，原来近些年她在语委工作，住西直门外昌运宫，不幸于1989年逝世，还开了追悼会。这样，近，也就咫尺天涯了。
马珏。我也写过她，收入《负暄三话》。她念的是北大预科，1936年升入本科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她是学校的大名人，甚至北京的名人，因为头上有两顶帽子，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的女儿小，校花大。花，谁都想看看，我未能免俗，狭路相逢，也看。印象呢，长身玉立，面庞白嫩，确是够得上一个“娇”字，娇，我不为泥做的诸君讳，都爱。但爱是“情”方面的事；还有“理”，就不能不打打算盘。即如我，近在本班的徐、陶二位尚不敢靠拢，况远在他班的马珏乎？所以同出入红楼近三年，连相视而笑的机缘也没有。她于1934年春未毕业离校，到上海结婚，名花有主，我逐渐也就把她忘了。万没有想到还有交往的机会，是她的在山东枣庄工作的儿子杨衡善是我的读者，看到我写马幼渔先生的文章（收入《负暄琐话》），就来信，说他妈住在他那里休养，他的姐姐杨康善在北大工作，前不久他妈并曾在北大朗润园住很长时期云云。我也住朗润园，因为不知道，就交一臂而失之。但我们通了信，她并寄来上学时期的照片，说希望我能够想到昔日。其后她连遭不幸，先是丈夫病故，不久腿又摔伤。希望她还来北京住，看来不容易了。1992年的冬日吧，据说是枣庄的住处有困难，她竟来北大到她女儿家住。其时她女儿住燕东园的新建楼房，离我的住所不很远，我当然要去看她。她拒绝了，说行动不便，俟养好些再说。我推测，这是怕我对比今昔，心里都不好过。这其间，我送去新出版的一本拙作，劝她好好养病，待好转我去看她。一拖就拖到1993年秋天，是一天的下午，她女儿来，说看她母亲，可否一会儿就去。我去了，她拄着双拐走来，靠近我坐了约半小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汪汪的。我没想到她这样念旧，也很感伤。其后不很久，她就到医院去疗养，我未能再去看她。大概是1994年末，听她女儿说，病终于没有转机，挨到十一月，下世了。她生于宣统庚戌，属狗，卒于甲戌，仍是狗年，也可以算作始终如一了吧。生而为人，总不免一死，但如她，有写作之才，富于情，又早年见闻多，而没有及早拿笔，终归是个不小的遗憾。
金石。她1932年考进北大，入外国语文学系学英文，与杜文成同班。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她是运动员，而且打篮球，在我上学时候是罕见的。她是沈阳人，个儿不高而粗壮，头大，上下一样宽，恕我直言，实在不能算漂亮。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也就都忘了。是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老年妇女推门进来，自己报名，说她是金石，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记得，请她坐下。当然要说说多年来的情况。她丈夫姓刘，近些年一同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她当年在北京的住宅还有，在地安门内油漆作，所以告退以后，也常在北京住。知道我在出版社，是因为她女儿有时来音乐编辑室帮忙，偶然谈起，疑惑是旧同学，立刻跑来，果然不错。她不愧为运动员，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