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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女催我走，当然是为我，身和心。果然就这样永别了，就在会面后的夜里，他走了，年岁刚及四十。幸而女儿已经出嫁，女婿人很好，也有本事，遗体入棺，葬到故土的村外；其后不久，带着遗下的二人往哈尔滨，乐业并安居去了。那其后四十年来，通音问不多，可记的只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他的女儿惠如到北京来，到家里来看我，说他母亲身体不坏；又一次是两三年前，马池口梁家有人来，说惠如得什么病，死了，她母亲还健在。再说政平入土之后，我坐火车路过马池口村（在铁路东侧）次数不少，眺望东方，还能看到龙山（在县城东南五里），不由得想到昔年我们在县城和柴门小院间来往的情形，都过去了，那一抷土还会存在吗？估计是不会保留的，那么，关于他，除记忆之外，我还有什么呢？想想，还可以找到三件。两件，一张相片，一个怀表链，是老伴保存着的。另一件是一支派克金笔，是我考入北京大学之后，他父亲益甫先生由琉璃厂买来，他送我的。且说这支笔陪伴我六十年以上，用它，我写过无数书札，写过多次检讨、交代，以及请罪辞，也写过一些不值大雅一笑的书。也还是用这支笔，我现在写追忆他的文字。遗憾的是我不信灵魂不灭，死后有知——我也未尝不希望灵魂不灭，死后有知，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是那样，我现在就可以赋完《大招》之后，说：“听你话，我早晨出去转一转，到现在还健康，并且正在用你送我的笔写你，安息吧！”
政平的同母弟有两个，政善和政国。政善也考师范学校，入第十八班，比政平小四岁。政国我也见过，交往不多，旧时代未投笔而从了戎，其后就不再有消息，总是马革裹尸了吧。单说政善，他入学的时候我在高年级，在一个校门里共朝夕两三年，也因为政平的关系，视我为亲近的大哥，来往很多，相知很深。他身材比政平高，性格却也是温和甚至瑟缩一路。语云，人心换人心。相识之后不久，我就把他看做需要我关照的小弟弟。他毕业之后未离本行，在京北一带教小学，现在还记得两处，京西北的永屯和京北沙河东侧的沙屯儿，因为我都去看过他。看他，想兼看看当地风光。到永丰屯，记得是看黑龙潭。沙屯儿是紧靠沙河镇的一个村庄，学校设在村西北角的一个废寺里，没有名胜或旧迹可看。想不到却有可记的。学校教师也许有几位，傍晚放学以后，围墙内只剩下外来的两个人，政善和家在昌平县城东街的刘女士。这位女士二十出头，个儿不高，但玲珑聪慧，眼睛尤其出色，乌黑的眼珠四周像是有一汪水围着，说话甜而脆，未必有情却表现为总是多情。对政善更是这样，招待我的晚饭，她帮着做，略有空闲，还给政善收拾屋子。晚饭以后，游唯一可以看看的另一个废寺，因为还有佛像。寺在学校东南方不远，刘女士拿电筒跟着，仍是热情周到。我住一夜，第二天告别，之后曾想到政善的处境，也许其时我已经念了一些佛教典籍吧，觉得他的日子未必好过，已婚，又误入天台，进呢，可能此巷不通行，退呢，没有禅师的定功是很难的。其结果必是苦。不过这类事，位居大哥者也只能杞人忧天了。还有一些后话，不知道与刘女士有没有关系，是秋末，玉米入仓的季节，其时也是通货膨胀，我熟识的一些人撙节一些钱，集到一起，托政善在沙屯儿买若干石玉米，以求时光流过一段而不吃亏，甚至占些便宜，结果是不再有下文，我只好代偿了这笔账。所谓没有下文，包括政善也就不再来，不再通音问。这证明他仍是老实人，不管为什么，花了有深交的人一点钱，就觉得无面目见人，总是可怜的。其时我也很穷，但心里的情理未少，因而确信，为意中人，为生活的园地里多几簇花，就是有天大的牺牲，也应该。可惜他还没有彻底理解我，就含着羞愧，远了。直到80年代前期，我见到马池口的梁家人，问及政善，才知道他多年坎坷，是1960年前后吧，到塞外沙城（？）去教书，病死在那里，享寿略高于政平。
《流年碎影》 同窗忆旧（2）
二、朱润岑。他是北京旗下人，字仰秋，小于我一岁或同岁，也是同班。中等身材，偏于丰满，面红润，与人谈话，总像是羞涩，不能大大方方的。同我交往不很多，感情却不坏，也许口头说过，愿意结为兄弟吧，后来同他的三叔父、四叔父（他早丧父）有交往，我随他，也呼为三叔、四叔。其时我们（包括校门内的一切同学）都年轻，心中的水面容易被柔情的风吹起皱纹；自己未起，也容易看到（或只是猜测）别人心上的皱纹。于是来于闲情难忍的流言中也就有了我和朱润岑的，说是我们俩在“拉牛儿”。我们真就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原来的愿意亲近变为有意躲避。不知又是来于什么心理规律，形远了，心的牵引力反而更大。于是我们偷偷传小条，写些思念的话，记得还有信誓旦旦的，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想不到毕业以后，他回北京，在西城一带教小学，我走入北京大学红楼，就几乎断了来往。但结为兄弟的事则未泯灭，是40年代末，我仍在挣扎着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不记得由谁介绍，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教书，主持学校事务的朱先生是朱润岑的三叔父，我仍呼为三叔。朱先生古道热肠，也就真把我看做子侄。朱家是普普通通的旗下人，住在西直门内北沟沿东侧一个普普通通的胡同口内一个普普通通的三合（无南房）院里。至少是旧年正月，我与二三同事结伴，要到这个小三合院去拜年，享受一次普通旗下人特有的诚挚、重礼和整洁。其后迎来50年代，时移事异，看人要换另一副眼镜，出入小三合院不合时宜了，也就没有再看见朱先生。朱润岑则更远了，如果仍健在，也不记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话了吧？
三、赵连升。他是永清县人，字步青，与我同岁或小一岁，也是同班。身材、胖瘦，都中等。性格与名和字竟有瓜葛，人，当然都与水性相反，不是就下而是望上，只是他望上，眼睁得大，显得特别急而已。但平心而论，同我的交谊还是厚的，证据有二：其一，就是毕业以后的若千年，交往还是很多；其二，在师范学校同学的眼里，我和他是亲近的一伙。但这亲近有个限度，是不得侵犯他的虚荣心。这情况，是他的一次失恋使我悟出的。那是1928年之后，（国民）党公开了，大的影响之一是男师范的君子与女师范的淑女有了接触的机会。有些迷醉于革命口号并腿快的走入党部，国家大事说腻了（或竟没说），就改为忙于己身大事，少说主义，多说卿卿我我。说，其时男女的态度有大别：男急，愿意开门见山；女怕，几乎是步步设防。但量多会培育出例外，于是有少数，或极少数，竟撤了防，也就可以相会于城隅了。幸或不幸，赵连升也追得一个撤防的，姓李，我见过，长得不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撤退，剩他们二人，如何应对，自然只有当事人知道。但花有清香月有阴，看四围，看余韵，实况还是可以推知一二的。这实况是他们来往多，感情融洽。女方的热度也不低，甚至爱屋及乌，她家在北京，由家中来，还买过新出版的鲁迅著作送给我。我庆幸他们能够如愿，但有个小疑虑，是女方的门第太高，九品中正观念在一切有关人的头脑里都不起作用，可能吗？后来证明我的怀疑主义不是空谷生风，他们不那么热了。原因，赵连升说是自己变了看法。不过，由他的尽力忍而不能掩饰的极度痛苦看，变看法的不是他，而是女方。这是他的虚荣心使他对我也说了假话。但这也没有使我们疏远，因为看外表，他总是表现为同我关系很近。是七七事变之后吧，我们断了音问。一晃若干年过去，曾接到他一封由河南某地来的信，说需要个什么证件，问我能不能办。我复信说不能，他就不再来信。
四、曾雨田。他也是永清县人，字沛霖，长于我一岁，也是同班。身材好，细而略高，可惜性格是稳重型的，不然，就真可以说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了。因为他稳重，言行都不合盘托出，与同学的关系，就不能说坏，也不能说很好。但毕业以后，由于多种机缘，我们交往不少。机缘的一种是住得近。他毕业之后，来北京教育英中学，住在骑河楼的初中部，我考入北京大学，住在第三院学生宿舍，都在东安门内北河沿的西侧，步行不到十分钟可以见面。还记得一次，是1932年的清明之后，大风降温降到罕见的程度，我和同屋李耀宗、陈虞朴冷得受不了，一同到他的屋里（炉火未撤）去避难。是40年代后期，我住在后海北岸，他的家乡不安静，父母妻子都来北京，由我介绍，也住在我那个院里，总有两三年吧，成为近邻。此外相互关照的事还不少，不能详说。可以说说的是他的这种性格，稳重，生活就会受限制于某种形式，好呢还是不好呢？像是连本人也难于评断。只好投靠记叙而躲开议论。可记叙的不少，只说两件。一是关于职业，他是若干年不动，因为他不想移动，校长李如松也乐得他不移动。唯物方面这样，唯心方面也是这样。是有那么一次，由于重也有压不住的时候吧，他告诉我，在他来往于骑河楼与灯市口的路上，经过迺兹府（原作奶子府），南侧有个如意胡同，胡同口总立个年轻姑娘，衣着和风神都是小家碧玉，注意看他，眉目含情。我问他有多长时候，他说很久了，而且是准时。我又问他曾否说话，他说不曾说话。其后若干年我想，他领情而没有说话，与不三宿桑下的浮屠正是一路，就“道”说可评为上上，可是转而想那位小家碧玉呢？我非观音大士，无力救苦救难，也就只好不想了。且说也许就是借稳重的光，不很久之前我还收到他的信，说离休，无事可做，正在临帖，想慢慢接近书法家。
五、贾恒江。良乡县人，字汇川，长于我两岁或三岁，也是同班。外貌与曾雨田相反，不只不翩翩，简直就是粗陋。矮个子，面黑而不光润。行动也笨拙，比如深色衣服破了，他自己缝补，用的常是白色线，因为他不看，或看而不想。但老天爷搞分配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的，他，单说外面儿，也随来可意的，是人人觉得他朴实，忠厚，可交。印象是知，依照王阳明的理论，必变为行，于是而有交朋友之事。未入桃园，也未成文兼公布，就有了五结义：以齿德为序，一是贾恒江，二是田鸿恩（字锡三，霸县人，同班），三是我，四是赵连升，五是梁政平。贾恒江位居首，我们就通称为贾大哥。毕业之后，他也曾有升学的想法，考师范大学，是数学吧，题发下，看，有难有易，心想，可先攻坚，坚的攻破，其余可迎刃而解。可惜直到该交卷，坚的竟未攻破，以至曳白出场。只好收回意马心猿，不忘本，去教小学。曾在我回家必经之地的河西务任教，我回家过那里，还在同一个冰冷的宿舍里过夜。他到北京，当然也常到我家里来。是1934年或其后不很久吧，他到我的原籍香河县去教书，推想是由于治平思想有了距离，我少信，在他眼里成为不前进，依照阶级观点的排中律，不正必反，于是很快，这昔日有桃园交谊的他对我就恶而远之，我们就这样虽都未就木而永别了。
六、刘凤舞。武清县前迤寺村人，字荫桐，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原来同班，不记得为什么，他移到下一班毕业。身材中等，像是不很健壮。写籍贯，兼及村，是因为我老（义为大排行中最小）姑嫁这村（在我的家乡以西十二里）李家，西行几十步就是刘凤舞家。也就因为有这种关系，我们毕业之后联系较多，情分也较浓。他回本县教书，记得有大良镇、杨村等地。他重视学术，以为我入了大学，学识就会远远超过他，来信总是说些抑己扬人的话。语云，官不打送礼的，我虽然未因他的赞扬而忘其所以，却总是把他看做同学中的亲近相知，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就寄给他，结果自然是又换来赞扬。但我们却很少见面，他来信必表示希望能见面。是70年代前期，我由干校放还，报废，因为老伴在北京无工作，依据一时的一纸文书，我被动回家乡去吃那一天八两的口粮，不饱而尚能动，贫贱行乐，就到不很远的亲戚家看看。曾到前迤寺老姑家，姑父姑母都已下世，小名铁球的表弟竟高升为大队书记，自署李汉臣了。还顾情面，没把我这衣褐被动还乡的表兄拒之门外，并且招待了酒饭。我问及刘风舞的情况，说成分不好，“文革”后被赶回家，受了些苦，现在还不能出门。我说我想去看看他。表弟沉吟了一下，说还是不去为好。就这样，我过门而不入，其后我根据另一个文本回北京，就不再有见面的机会。但愿他免冠之后，吃完饭能够到门外转转。
《流年碎影》 同窗忆旧（3）
七、杜文成。跳到班外，由亲疏角度考虑，应该先说第十班的刘旌勇，只是因为前面《师范学校的朝朝夕夕》一题里已经提到他，又前些年曾写一篇《刘佛谛》，编入《负暄琐话》，好话也不宜于多重复，只好跳过他，写第十三班的杜文成。可巧以前以《诗人南星》为题，也写过他，并编入《负暄续话》，怎么处理？是两种情况兼顾：一是这本书里没写过他，写；二是别处写过他，这里少写，或躲着写。他是怀柔县人，无字，著文多署南星，译文（英译汉）多署林栖。在学校我们没有交往，可是知道他的亲近新文学之名。外貌也是钻新文学的样子，面清瘦，心沉思，言轻捷，使人不由得想到郁达夫。我1931年入北京大学，学中文，他1932年入北京大学，学英文，同在红楼之内，还是没有来往。是直到40年代，颠簸和穷困的风把我们刮到一起，交往一下子就多起来，相互串门之外，还共同卜居于后海北岸，共同在市立第四中学的课堂上口讲指画。还有诗意的联系，最难忘的一次是某年的秋日，一同往通县去温旧梦，吃小楼肉饼，在北城墙上晒太阳。解放以后，新风是少说私话，我们来往少了，但未断。大革命来了。都自顾不暇，断了；到70年代末，飓风渐杀，又恢复来往。他青中年时期写了不少新诗和散文，到老年锐气减了，安于在柴门小院里与鸡兔为伴，由于我的劝说和催促，才译了两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和辜鸿铭的《清流传》。我，怀抱我的偏见看他，有拔高的一面，是诗意多，有下降的一面，是应该顾及的也不管不顾。这下降的影响，可举的例很多，只举大小两个：大是应该写得更多而没有写得更多；小是经手的书不少，单说自己写的十几种，竟也丢得片纸无存。近来他记忆力减退，证明脑力差了，如果差到不宜于看书，那就片纸无存也关系不大了。
八、荣在林。霸县人，字翰园，略长于我（？），是第十班同学。中等身材，结实型的丰满，精干，多才与艺。也就靠这样的外和内，1928年时移事异，男女由只许远观变为可以近谈的时候，男师范不少人厉兵秣马，奔向道署街（女师范所在地），追，他在内，居然就成了。女方名傅宝珍，是玲珑的丰满型，郎才女貌，毕业后载文君进京，筑香巢享希有（因为绝大多数空手而返）之福去了。记得他是在某中学任教，住在鼓楼以东，已经生儿育女，由岳母大人照看着。岳母也很精干，所以在有来往的同学的眼里，他的小家庭也是数一数二的。上面说他有才，这才表现为能写能画，还能篆刻。我当年诸事甘居下游，唯有揩油，至少是有时，不落人后，于是也就买价不高的寿山石一对，托他刻《论语》成句“多见而识（读zhì，记住）”和“不忘乎生”。总是托他的福吧，半个世纪以来，什物大半失散，这对图章却依然卧在抽屉里。索性再取出来看看，结体和刀法走齐白石的路子，只是苍劲不够；边款“仲衡仁兄属刊论语成句己卯（案为1939年）中秋在林”共字六行，却潇洒流利。这仍是以才胜。且说刻这佯的语句，是其时我还钻故纸，喜欢“多见而识”和“不忘乎生”这种境界。一瞬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像是应该检查一下。前者，“多见”没有做到，“识”就更没有做到。可告慰者是后一种，清夜自思，单说人，包括早已远去的，甚至化恩为怨的，我都没有把他或她请到心室以外。生，遇，总是不容易，还是以“不忘”为是。荣在林，傅宝珍，40年代以来，与我渐渐断了来往，如果今日还健在，白发对白发，想到燃灯塔下的昔日，也当“似梦里”了吧？
九、周信。我的香河县同乡，字子诚，第九班学生，推想要比我大三四岁，毕业以后回本县，到（国民党）党部工作，不久也考入北京大学，读史学系，与我同年级。身材不高，清秀，面和蔼而内严谨；这“谨”还与“慎”结伴，处事认真，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事业心强，不甘居人下。这种种加在一起，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理胜于情。我们交往不多，听说解放后在北京某中学教书，住在崇文门外磁器口一带。其时他年逾不惑，想是因为有历史包袱，更要表现为恶旧乐新，争上游，没有人要求他同孩子们一起跳，他却带头跳，力不从心，腿骨折断，从此就再也不能行动自如了。残疾，听说近年来多受到照顾，希望他也不例外，不再为表现什么而做力不能及的。
十、王长义。也是我的香河县同乡，字子辉，入第十四班，年龄与我差不多。高个子，风度是体育健儿加阔少。生活也是五陵子弟式的，向往的是吃喝玩乐；行有余力，也未必亲近书本。混到毕业，到北京，理想的出路是找个门户开放的大学，再自在几年，于是入了中国大学（？）。我们几乎没有交往。记得在某处遇见一次，问他每天干些什么，他说“三打加一跳”，三打者，打球，打牌，打野鸡，一跳者，入夜回学校，已经闭门，则跳墙进去是也。若干年之后，又曾听到他的消息，是终于混不下去，转乎沟壑了。用常人的常识眼看，他的生活之道不足为训，这里拉他来做殿军，是想说明，出于我们师范学校之门的，虽然绝大多数懦弱无能，却也有能跳墙的。（附记：这一点旧事早已成为模糊的影子，写完，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