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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22年远征军的军事行动中，苏俄察觉到，中国与白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同时，列宁还敏锐的察觉到，中国有能力影响俄罗斯内战的结果，也愿意施加这种影响。
5月，加拉罕取道欧洲，秘密来到安庆，希望能够以妥协换取中国的支持。在与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的会谈中，加拉罕提出，苏俄承认中国占领区为中国领土等许多有利条件，中苏建交，要求中国对白军宣战，要求大量从中国购买粮食。这时候，加拉罕并不清楚中国远征军打到了哪里，但知道以后，加拉罕仍决定同意割让中亚。然，中国不同意，反复交涉之后，加拉罕又逐步降低了条件，只要求中国断绝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到最后，甚至只要求从中国购买粮食。
这样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国基本毋须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的到很大利益。即使这是个空头支票，也可以使中国在外交上占据有利地位。
我仔细考虑过后，还是拒绝了。面对顾维钧的疑问，我解释说，“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擅自与苏俄达成这样的协议，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的实力有一点儿，却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意愿。远征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麻烦也会一样多，没有必要火上加油。何况，中亚的地位归属问题，终究还是要取决于实力。中俄之间的战争，势在必行。只是看俄罗斯什么时候，能够腾出手来。”
顾维钧更疑惑了，“那我们不是应该扶持弱势一方，以便让俄罗斯内战持续下去吗？”
我笑了笑，“少川这话说的对。我们会给白军找些儿麻烦，中断物资不解，打乱其进攻节奏，但是，我们不能与苏俄达成协议。吃亏就是占便宜，占便宜就是吃亏”。
……
稍后，加拉罕的到暗示，中国会抑制白军的进攻，同时中国结束了与苏俄的交涉，要求加拉罕限期离境。
中苏交涉是秘密的，我却在六月的一次谈话中，似乎漫不经心地，告诉保罗·芮恩施。
“……苏俄来过人了，许诺割让中亚给中国……”
芮恩施有点儿惊讶，却没有表示出来，也很随意的询问我结果。
我便告诉他，我拒绝了，中国对GC主义不感兴趣。
然后，话题就转向其他。但芮恩施明显心不在焉，很快就告辞了。
我这话有几层意思。一是砍价，苏俄出了这价钱，我都没答应，白俄还砍什么价；二是撇清关系，中苏间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不要乱想；三是表示重视美国，也有试探美国意见的企图。
芮恩施很快领会到我的意图。随后，发生了“军事观察员”事件，中国中断了对俄罗斯临时政府的物资补给。这样一来，不光俄罗斯着急，就是美国也很急的。一方面，美国是希望镇压苏维埃；另一方面，美国也投入了不少资金物资，利益攸关的。
美国国务院立刻去电，询问中苏间有无问题，要求芮恩施从中调解，不要影响作战。芮恩施一见电报，就苦笑了。他回电给国务院。
“……董正朝声称，中国没有与苏俄达成协议，应该是可信的。然而，中苏之间，想必存在某种默契……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别，董不会支持苏俄……但是，中国一定希望，两个俄罗斯同时存在……”
然后，芮恩施就开始了紧张的调节工作。中国方面很给面子，并没有刻意制造障碍，但从事情发生，中俄之间交涉，到美国参与调节，七天已经过去了。然后，中俄谈判困难重重，再赶再着急，也需要双方能够接受，谈判时常停滞，最终只耗时十六天，就达成协议，实在很短暂了。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由于物资补给恢复供应的时间不确定，开辟第二战场的白军不得不推迟了五天，白军的进攻也由于弹药缺乏，被迫放缓了几天。整个作战受影响的时间很短暂，历来的估计，都是三~五天，最多一周。然，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红军主力撤退，俄罗斯内战还会持续下去。
日本在这次“哈萨克”外交中，基本保持了中立，略偏向中国的态度。兴亚投资如愿以偿，取得了大庆石油的部分油田，目前年产量大约在五十万吨左右。鞍山钢铁也已经正式投产，年产钢铁一百二十万吨。此外，两项投资，都在进行扩建工程。中日间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在中亚捡了这么大个便宜，日本很是羡慕，却也知道插不上手。
加上，日本还占着库页岛，正热火朝天地开采其上丰富的煤矿。这是日本迟迟不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一旦达成协议，就等于承认库页岛是中国的。日本当然不愿意，但日本又不想破坏日益密切的中日关系——这对日本也极重要。中国几乎是日本唯一的海外市场，并为之提供钢铁和石油。所以，日俄的谈判便一直拖了下去。
按说，日本应该偏向中国，卖中国一个人情，惠而不费，以便日后在库页岛等问题上，中国能够作出一定的让步。然，日本却不能。
这就牵涉到当时发生的另一件外交大事，华盛顿会议。
1921年初，哈定当选美国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希望与各国一起磋商，削减海军军备。稍后，英国外相贝尔福勋爵提出召开一个关于英日关系、美日关系、太平洋问题和战后海军竞赛的一揽子国际会议。这本来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独立后，会议中不存在中国问题了。中国海军又很弱，无力，也无意干涉上述问题。
但是，在中国的积极争取下，美国和日本都希望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中国还是参与了此次会议——中国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参加就是胜利，在实际问题上，并没有太多意见，唯一争取的就是把航母的吨位，由五万吨，提高到六万吨，最后也没用上。
美国是希望提高中国地位，使中国能够牵制日本；日本则想明确对中国海军的限制，就像日本公开宣称的那样——“在太平洋上，中国海军也应当受到限制”。
就是因为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为了在削减海军军备问题上取得英国的支持，日本才态度暧昧。不过，这也没有改变结局。
1922年7月16日，美、英、日、法、意、中六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规定六国海军主力舰吨位为：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包括各自治领）525，000吨；日本315，000吨；法国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中国100，000吨。各签约国不得建造单舰吨位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406毫米）。华盛顿条约对五国海军航母的吨位限制为：美国135，000吨；英国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国60，000吨；意大利60，000吨；中国60，000吨。单艘航母吨位不得超过27，000吨，不得搭载8英寸（203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
日本仍然只得到了美国、英国海军主力舰吨位的六层。但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这是日本外交上的重大胜利。日本基本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在太平洋有一双绝对自由的手”。况且，根据中日同盟的约定，中日海军与美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为8：10，满足了自身安全的需要。
正文 第82章
在别拉亚河，俄罗斯临时政府军失去了歼灭红军主力的机会。其后，虽奋起余勇，却为时已晚。图哈切夫斯基的到了喘息之机，迅速破坏铁路，一路后撤数百公里，在奥卡河重新构建了新防线。
其间，俄罗斯临时政府主力某部追击速度过快，脱离了主力部队，图哈切夫斯基敏锐地发现这一战机，在下诺夫哥罗德地区主动设伏，一举消灭了一个半师，打扫了战场后，方从容撤离。此后，白军的追击部队，就谨慎多了。谨慎也就意味着速度慢，红军在白军的护送之下，安全撤退到新防线，并得到了苏俄新的支援，战场局势有了微妙的转折。
得到了活动空间，图哈切夫斯基充分展示了他在战争上的天才，他利用多次小规模的战斗，提高红军的士气，并对新兵进行实战演练。就在白军为了无处不在的游击队而烦恼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开始了反击。在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出击过后，白军的左翼部队不知不觉已经与其他部队拉开距离。猛烈的进攻过后，是一次漂亮的围城打援。前来增援的右翼部队受到重创，只是在随后出发的主力部队的帮助下，才避免被全歼。
经过漫长的战斗，白军士气本就不高，几次失败后更是低落，白军的攻势减弱了。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打了几个胜仗，但白军的兵力仍倍于红军，面对小心谨慎的白军，红军也无力进攻。白军进攻乏力，红军无力进攻，战斗变成了消耗战。
然而，形势明显向不利于白军的方向发展。
红军最大的问题在于，俄罗斯大旱造成的粮食紧缺。现在，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新粮食马上就要下来了，那些为了应付饥荒的杂粮甚至已经有了收获，种种迹象表明，今年是个丰收年，饥荒眼看结束了。
白军劳师远征，物资补给需要运送几百公里，沿途还有游击队不断破坏铁路，劫掠物资，袭击列车。红军在自己的根据地作战，与莫斯科近在咫尺，物资补给援兵源源不绝。每时每刻，红军到在强大，莫尔恰诺夫再三考虑过后，又请示了高尔察克之后，终于决定撤退。
这个撤退的决定，是很出色的。作战讲究“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切不可恋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以此战为例。白军久战不下，从年初一直打到八月份，伤亡很大，又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官兵都产生了厌战情绪，士气低落。此消彼涨，红军的士气高昂，秋收后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物资补给，红军甚至还可以征一批兵。依此情况分析，就算很平庸的指挥官也会得出撤退的结论。
然，实际情况是，十之八九的指挥官都会选择恋战。在这里，往往是战场外的因素影响了作战。
莫尔恰诺夫长期指挥作战后，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计个人荣辱，作出恰当选择。蒋百里在分析此战时，给莫尔恰诺夫以很高的评价。蒋百里以为，仅此一事就可以把莫尔恰诺夫列为一流。
白军撤退的时机把握极好，粮食未下，红军作战仍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有着丰富经验的莫尔恰诺夫，把部队分成几部分，轮流后撤，交替掩护。面对这样“乌龟”式的防守，图哈切夫斯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九月初，两军脱离战斗。
俄罗斯被分裂成两个大体相当的部分，白军在东，红军在西。战争的硝烟，弥漫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久久不散。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眼里，文治就不如武功。
我在第一届任期内，就收回中国失地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稳定了蒙古局势，为中国取得中亚，开疆拓土四百万平方公里。
内政也卓有成效，“土地村有”和《宅地法》的实施，农民受益匪浅；《劳动法》、《工伤抚恤条例》的落实，为工人提供了保障；普及教育和社会福利，影响更是遍及全国。
文治武功，极一时之盛。
虽然国民党攻击我执政以来，内债外债翻两番，成几倍增长，却也无法动摇民主党如日中天的大好局面。
1923年4月，民主党在大选中再次大获全胜，取得参众两院绝对多数。
同月，我第二次当选总理，继续我的执政生涯。
有多年的执政经验，我自是驾轻就熟，陆续在国内推行了几项新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
不过，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一切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俄罗斯一分为二，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的时候，形势却出乎意料的急转直下。
军事化的独裁，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权。这个，我们可以用古往今来无数的例子，加以证明。最近的一个，大概就是红军了。但是，现代人并不推崇独裁，尤其是，完全军事化的独裁。因为独裁缺乏自检能力，把所有的军事、政治、司法等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效率高是高了，却失去了限制。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俄罗斯临时政府的问题就在于腐败。
腐败问题是致命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它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深深知道腐败的危害性，历来十分重视，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希望能够把腐败，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尽管我严于律己，重视腐败，从不徇私舞弊。但是，就连我亲自带出来的新军系，也还是出了不少这样的事情。不过，公是公私是私。对于此类问题，我从不袒护，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但有其他问题，我该帮忙，还是帮忙。所以，大家知道我是念旧，却也不敢太乱来。
然而，中国也依然广泛存在着腐败现象。每年，各机构处理的腐败案件总有成千上万。新军每年都有因为牵涉进相关案件，而被处理，甚至于判刑的。头几年多些儿，欧战后期就少了点儿。主要是自己有了钱，身家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大多数人就能忍住了。
少了不等于没有，不仅有，还是每年都有。至今为止，原新军也有一百多人被处理，其中半数以上还被判入狱服刑。人要被贪婪眯住了眼睛，就跟鬼迷了心窍似的，什么事都会做的。
记得我曾经说过一点儿关于沙俄官员的腐败，就是用木头楔子铆战舰那个。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腐败问题上，沙俄是极少数能够与满清相媲美，甚至有可能超乎其上的政权之一。
俄罗斯临时政府基本继承了沙俄的人员，也就秉承了这一传统，虽然由于客观原因，在博大精深方面，可能要差些儿。但在官员的贪婪程度上，一点儿也不逊色。
高尔察克在战败后，对政府进行了清洗，这种清洗虽是政治斗争，却也起到了纯洁政府的作用。高尔察克政府在军事化之初要好一些儿，一来政权初期都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二来配给制度、军事化管理，也使的没有什么可贪污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好转，情况就慢慢严重了。一方面胜利在望，各式各样的想法也就出现了，而且工商、采矿业的发展，土地的分配，形势的混乱，时间的酝酿，及各国提供的资金多了，也就有了做手脚的机会。
于是，就发生一系列案件。
实事求是的说，高尔察克政府处理腐败是很严厉的。比如说，贪污一千卢布，就地免职，发往前线作战。这是很严厉的，一千卢布兑换成中国元，也就二十几块，而前线士兵的伤亡率很高的。你犯了错误下来，又是这事，搞不好派你去敢死队，那就死定了。
但是，独裁的特征就是权力集中。一个地方基本就掌握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没有横向监督，战时新闻管制，又没有舆论监督，光靠上级监管，自然管不过来——上级有上级的工作，他管的事更多。尽管处理严厉，但发现不了，就不会被处理，也就等于零。
腐败案件惊动高尔察克，是偶然，也是必然。
说偶然。是说高尔察克日理万机，万机夸张点儿，但每天处理百八十件事，还是有的。忙碌至此，高尔察克自然不会有心思去微服私访，而他出行，也是警卫重重，普通人别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无法靠近。这事被高尔察克直接遇到，确实有很大偶然性。
说必然。是说事情发生了，而且越来越严重，迟早会被高尔察克知道，这就是必然了。
1922年10月某日夜，高尔察克公事告一段落，忽然觉得很郁闷，就想出去走走——郁闷很好理解，高的梦想，就是一统俄罗斯，重现双头鹰的辉煌。就因为中国的刻意为难，功败垂成。煮熟的鸭子，不翼而飞，谁都会郁闷。
长话短说。
高尔察克一出去，就遇到一件事，发现有人侵占分配给农户的土地。经过这几年，高尔察克十分了解土地政策的重要性，自然很生气，就下令彻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但是，案件很快就查不下去了。案情是很简单，但涉案人员太多，牵涉面太广。
“侵占土地”，是莫尔恰诺夫家的小儿子瓦西里干的。这问题也不大，莫尔恰诺夫战事失利，落井下石的多了去。然，瓦西里·莫尔恰诺夫也不是吃素的，他眼看要吃亏，就四处攀咬，又牵连“侵吞农业贷款”案和“冒领土地”案。这两个案子的涉案人，一个牵涉到财政部长博切克，另一个干脆就是总理佩佩利亚耶夫的侄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法查了，查了也处理不了。要是别人，还可以忽视，甚至于灭口。但谁敢动瓦西里，莫尔恰诺夫将军再怎么样，也是高尔察克的左右手。瓦西里要是出了差错，谁都掩盖不了。这案件牵涉到的官员，就财政部长小点儿，可也是高尔察克的亲信。其余，一个是军队首脑，一个是政府领袖，更得罪不起。尤其是佩佩利亚耶夫家，横跨政界和军界，高尔察克东山再起，其功不可没的。
最后，案件不了了之。瓦西里将土地退还，农户得到土地，一切用行政错误就掩盖了。
事后，高尔察克知道了，大发雷霆，却也只能装作不知道。相关案件迅速清理好痕迹，关键人物脱离关联后，杀了几个替罪羊，也就算了。
再后来，高尔察克进行清理腐败，大大小小杀了一批，政府的风气为之一整。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清理中，打老鼠打猫，不打老虎，效果再好也就是一时。暗地里逃过一劫的，大为庆幸，安分了一阵，就更肆无忌惮了。此后，俄罗斯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因为知道不会有事，所以，贪污腐化者就放心大胆地肆意而为。
高尔察克投鼠忌器，只好把牵涉到非法侵占土地，特别是侵占军人土地的一批人，枪毙了事。
两年下来，除了军人奖励土地执行情况尚好外，土地政策，名存实亡。众多势力把手伸向工商业、采矿业，还有非法侵占土地，贪污受贿横行，司法腐败严重。俄罗斯的腐败程度一跃千里，呈现出赶超沙俄的架势。
1925年初，乌拉尔地区，甚至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农民起义。
……
与此相反，苏俄控制区却是欣欣向荣。
1922年粮食丰收以后，苏维埃度过难关。为了对抗白军，针对“一切土地归人民所有”，列宁灵活的调整了土地政策，对农民进行了进一步的妥协。苏维埃减少了农业税，扩大了农户的份地（即自留地）面积，暂缓执行公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