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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就是画饼充饥。然，这个大饼实在是诱人，日置益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两眼都能冒出光来。虽然，日置益知道，吞并澳大利亚，把势力扩张到印度，都不大现实。但是，如果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把东南亚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日置益的猪头人形象，看久了，也就习惯了。按面相来讲，日置益属于那种“面带猪像，心中嘹亮”的人。也是，连《二十一条》这样，显失公平的霸王条款，都能让袁世凯签下来，这厠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个人能力再强，你也强不过形势。日本的强国之路，有两条：海洋与大陆，非此即彼。现在，日本国力有限，没有办法吞并我方，合作也就提上日程。有这个基础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就实际多了。这和传销、骗术的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利用人的贪婪。事实上，只要你动心了，自然就会越想越多，上当受骗被忽悠。
我与日置益相处融洽，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眼看要把日置益培养好的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的谈判却陷入了僵局。这不是哪一方的责任，而是双方造成的。谈判这东西，虽然很复杂，其实，就是一场比较正式的砍价。
起初，日本政府的政策未定，日置益想拖时间。所以，每天只在下午谈判，时间四小时，星期日还要休息。日置益在谈判时，也穷源溯本，慢慢拖。于是，一个责任问题，就谈了十七天。所以，日置益每日都有充足的时间。隔三岔五，就会到我这里喝茶。
后来，日本政府在大阅兵，及稍后的系列演习中，了解到国防军的实力。从而，使日本政府在连续几天的争吵之后，初步下定决心，倾向和谈。于是，双方的进展加快了许多。都知道夜长梦多，谁也不想有意外发生，配合默契。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就一带而过，差不多就行了。
这时候，日置益与顾维钧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赔款上。
日方认为，“既然，青岛冲突是由于国防军的误会产生的，国防军就应该负起责任”。而且，日方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亿日元”——快赶上马关条约的赔款了。
中方自然不可能同意，中方也有自己的看法，核心内容就是，“一分也不应该赔”。
日置益叫嚣着战争，说要全面封锁联省、全面战争云云。这个威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没有远洋运输船舶，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国的商船运送——主要是美国船，董氏（美国）又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封锁实现的可能性很低。而全面战争，更不现实。
顾维钧则宣称，要建一百艘潜艇。全面封锁日本。这也是瞎扯。安庆造船厂是有五艘潜艇，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但是，一百艘的话，欧战结束，我也造不出来。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候，调停人就从中斡旋，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如此巨额的赔款，自然是无稽之谈，我方无论如何也不会赔偿的；但是，日方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如果没有赔款，实在是难以达成协议。所以，美国公使芮恩施就提议，我方象征性赔款，以了结冲突。
这样原则性的问题，顾维钧自然不敢作主，问题便交到了我这里。
我也有些犹豫，从法理上来讲，中国自然无须赔款，甚至可以要求索赔。然而，这世界上的条约，古今中外，都是按照实力签署的。所以，我不是犹豫这个，我考虑的是将来。
镇南关大捷，对满清的历史评价，可是历历在目——“不败而败”、“卖国贼”，可都不是什么好名声，我还没有做好“遗臭万年”的思想准备。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名声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未来，必会是一个民选政府，这是板上定钉的事。背负着如此的名声，自然对我未来的选举大为不利，这就是实质问题了。
而我如果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礼要求，是很容易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的。
如何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注＇：今天写书，忽然想起“有日本人说，没有败给中国人，是败给美国人的”，当时，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今日突然明白了，该人纯粹是狡辩。自古以来，中国兵法就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打败敌人，才是最终目的。我国那时候，的确很落后，但是，中国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战胜对手，这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记住，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先辈所付出的牺牲。同时，也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PS：要是日本人都是这样不能承认失败的垃圾，我们就不必再担心日本了。再有人这么说，我们可以嘲笑它弱智，实力差距这么大，还是失败了，真是白痴加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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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三十比一的点推，也忒难看了，多少给两票。
正文 第39章
我是爱国的，我告诉自己，如果国家需要我，为之作出小小的牺牲，我会马上去做，我从来不买日本的产品。
我是爱国的，如果国家需要我，为之战斗，我明天也可以去抗枪。
我是爱国的，哪怕国家需要我献出我儿子的生命，我也会毫不犹豫。。。。。。。。。。
立刻去认个干儿子……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爱国的。
然而，要我背这么个黑锅，就算我已经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我还是觉得不爽。
顾维钧真是不会办事，年轻人要勇于承担责任嘛，这样的事情，自己作主也就是了，我也不会怪你的。什么事情，都推到我这里，让领导怎么想你呢？
转念一想，我不由呲笑出声，顾维钧，那是什么样的人，会对我忠心耿耿，积极主动替我背黑锅？
如果没有我的话，顾维钧会借未婚妻张氏的力，出国留学；然后，抛弃未婚妻张氏，转而娶了唐绍仪的女儿，走上从政之路；妻子死后，又娶了个富婆，收进了500万英镑的随嫁钱。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会为我背这个黑锅。年纪轻轻，顾维钧已经作到联省外交司长，未来几十年里，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奢望，他怎么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迁怒，这绝对是迁怒！
……
恼怒过后，问题依然存在。
日本遭到这么严重的打击，如果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日俄战争胜利后，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中，日本没有获得民众预期的巨额赔款，结果导致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失望的东京民众焚烧了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外相官邸、国民新闻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寻欢时，不得不由军队开道护送。后来，桂太郎内阁以倒台告终。
如果，日本这次签署的和约，连象征性赔款都没有。胆敢支持签署条约的日本内阁成员，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爱国志士”前仆后继的“锄奸”行动，而不仅仅是“暗杀的威胁”。日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约。
从开始，我就知道，象征性赔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当这个要求，送到我这里后，我更为不满的。
在欧战中，日本的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注意，这只是外债的变化，日本国力的增强更是十倍于此。
而联省对此早有准备，改革农业生产，大力投资工业。从归来的那一刻起，从国内，到美国，再到安庆，我们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想而知，联省从欧战中获得的收益，必然会超过日本。要我会放弃？我舍不得，我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头。然，要赔款给日本，我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10月23日，顾维钧与日置益签署了名为《中日青岛和约》。剥去那些华丽的辞藻，核心意思有两条：日本承认中德之间的约定，日方不干涉青岛问题；中方为其间冲突负部分责任，赔偿日方损失500万元——约合日元300万。
日本要求的赔款并不是没有依据，日本损失的舰艇，就价值超过一亿元，加之，七千余人战死/失踪，要求的赔款一亿日元，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联省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还没有赢得战争，却也绝对不会按价赔偿日本损失的。归根到底，这只是象征性赔偿。
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
只有广州的批判之声不绝，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找死，还没有接受教训，看我怎么玩死你。
1914年8、9月间，孙小山接受了田中义一的大笔款项，在广东组织了护国军，准备北伐。其时，国防军正与日军对峙青岛。所以，国民革命党内部也有分歧，广东都督陈炯明坚决不同意。因为这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行——我以为，“中日之间，最终没有开战，国防军分毫未损”，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联省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此事，要求孙出庭受审。在孙拒绝出庭，并拒绝派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特别法庭缺席判决孙叛国罪名成立。联省据此，要求广东政府交出孙。孙被迫出走香港，辗转前往日本——我总觉得孙与日本有勾结。
1915年2月，袁世凯在百般挣扎过后，终于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说起来，北京政府袁世凯这两年的境况，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战败后，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庞大扩军计划。然，北京没钱。北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续；善后大借款到手760万英镑，合8400万袁大头，在二次革命中花的差不多了。历史上，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交通部，也就是铁路。但是，现在重要的铁路，大都掌握在联省手里，联省要从中分润多一半。可以说，北京命脉实操于联省之手，我自然不会让北京有多余的钱款整编军队。尽管我没有向北方进攻的意思，但袁是不会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这一年多来，北京政府是靠着关税支持，重新编制武装了12个师、16个混成旅的军队。北洋军编制人数少，一师仅一万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总共不过二十四、五万。然，关税不是控制在我手里，就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洋主子的脸色很难看的。
强迫国会选举自己成为总统后，袁害怕国民党与联省勾结，迅速解散了国民党。只是迫于联省的威胁，袁没有解散国会。但由于国民党议员被免职，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然而，没过几个月，袁又后悔了，联省与国民党闹翻了。
再后来，日本在青岛没有达成预计目标，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持称帝来引诱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独占满蒙的《二十一条》。客观地说，袁世凯此时是极需要外国的支持的，袁世凯也是很想称帝的。但《二十一条》实在太苛刻了。袁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势却已经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欧战开始后，贸易中断，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候，各国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无法不加以考虑的。然后，国防军的大阅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对中国的情况是最关心的，中国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对阅兵和演习进行了跟踪报道。稍后，欧洲庞大的农产品和军用物资需求，使日本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日本政府却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得不与我和谈。而北方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远不如国防军，其实力不足以为依靠。而欧洲各国又深陷战争，无力做外交之外的干预。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防军北下。这样的情况，却是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迫不得已，袁世凯就把条约内容泄露给报纸，想借用舆论的力量。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上下是一片反对之声。这时候，日置益又强硬的要求袁世凯，限制反日言论。于是乎，袁世凯不得不限制北方的言论。但东南的言论，是其无法控制的。趁此机会，民主党及青年会都活动起来，大肆宣传，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实力过于悬殊，注定袁世凯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的。
而且，日本支持其武装，再与孙小山联合，北京重开国会，在道义和实力上，就有机会，有可能，有实力打败南方了——这对袁的吸引力之大，难以言表。所以，袁世凯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一条约。
1915年，3月，北京取消了对孙的通缉，与其在北京相会，并一起通电谴责联省的军阀行径，宣布恢复国民党的地位，重新组织国会。但是，袁、孙二人都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形势，民众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的。联省外战胜利，内部建设也如火如荼，民众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普通民众更重视这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国内已经有了崇高的声望。而且，国防军的实力雄厚，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局势，不是操纵在北，而是掌握在南。与之相比，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袁多次破坏约法，孙也在中日交战中企图偷袭国防军，现在又支持签署了《二十一条》的袁——我不理解革命者的思想，我总以为国家要比革命更重要，可革命家的想法往往相反——如此种种，极大的损害了两者的声誉。
尤其是《二十一条》，举国上下一致视为奇耻大辱。南方各政治团体都活动起来，开始有组织，有步骤的中断对日贸易。几家银行，一致宣布，对摞丝业提供优惠贷款。当然，这些银行中不包括兴华银行，但兴华银行秘密为几家银行提供了一笔足够的资金。董氏也趁机推出了摞丝机，很简单的东西。中国南方的摞丝业迅速成长，到1917年，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生丝主要供应国。在此过程中，日置益也曾找过我，希望我能干预这种反日的行为，我虽然表示很为难，但为了“中日亲善”，还是答应了。于是，民主党退出了这一活动，活动改由其外围组织青年会操纵^…^。而且，我没有干预中日贸易。哦，也不能这么说，我干预了中日之间的大米贸易，恢复对日本的大米供应。当时的日本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稻米的主产地就是中国，特别是，安徽农村改革后，各村长积极主动的推广应用了杂交水稻，虽然技术不很成熟，水稻的产量也提高了近一倍。现在，联省已经成为日本大米的重要供应地。所以，尽管我限制其它贸易不力，日置益也还是很满意。
无可避免，南北双方的争执，南方现在是站在了道义的至高点上。而且，国民党议员多数属于宋派，国民党分裂后，加入了国民共和党。此时，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二十一条》的，重建国会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在好不容易组成了国会后，国会第一个提案，就是要求否决《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接受质询，追究政府非法签署卖国条约的责任。
我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花了三分钟时间，我反省了自己落井下石的行为后，我就通电全国，措辞严厉的批评了北京政府——无论如何，签署这样卖国的条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听说，只是听说呀，袁世凯看到我的通电后，大发雷霆。想必，在袁的眼里，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祸，现在，替我背着黑锅，我居然还落井下石，实在是太无耻了！
然，利用一切手段，打击政敌，本来就是政治人物的本职工作。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