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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斯特重金招入旗下。
李·德弗雷斯特，“无线电之父”、“电视始祖”和“电子管之父”，一生发明多多，极富创造力，但作为一个美国人，德弗雷斯更喜欢经商创业办公司，只是他没有经商的天赋，屡次失败。1912年，阿庭以五十万美元买下了三极管专利。稍后，以每年五万的年薪，将之招致旗下。当然，董氏还需要提供研究资金，有了好发明以后，还要有高额奖金等等条件，这就不必一一表述了。
家电行业一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是阳光产业，董氏自然也不会放过。然而，此时的家电实在不多。广播还没有，电视就更不用提了。顶多是喇叭、音箱、留声机，炒勺、饭堡、电烤箱，再说，我就得把手电也算家电了。
相对而言，自行车、黄包车、倒骑驴（三轮车）的生产厂家，倒是不少。依靠董氏提供的设备，至少有五家企业，在生产上述产品。
此外，董氏还开办了飞机厂、车辆厂（生产火车机车、车厢等）、锅炉厂（生产锅炉、蒸汽机）、电机厂（生产发电机、电动机）、电池厂、光学仪器厂、造船厂等数以百计的工矿企业。并且开办了电话公司、铁路公司（经营矿区间几条小规模的轻轨铁路）、船务公司、建筑公司等其它公司。至此，可以这么说，董氏不仅建设了一套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还竭力把手伸到了许许多多能够挣钱的地方。
东南联省所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富裕之地，工商业比较发达。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就现代化企业来说，其资本总额的90％都在安徽，而董氏又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军政府虽然免除了一系列的苛捐杂税，并以极优惠的政策鼓励投资现代工业。但是，观念的转变和投资的转移，都需要时间，其余七省短时间内，还是无法与安徽相比较；安徽的其它企业，也一样，短期内，无法与董氏相比。
苛捐杂税的免除，与免除一年农税，并降低农税的比例，都是军政府优惠政策的一部分。一方面，军政府鼓励发展工商业；另一方面，也是军政府以民为本观念的体现。正是因为有安徽的例子在前，又广泛宣传这些优惠政策。在联省内部的大改革，以及整编吞并行为，才没有受到过多的抵制，零星的叛乱，也迅速被扑灭。叛乱也是需要有人支持的，希望普通民众士兵，支持抵制使自己过得更好的政策，是件很困难的事。
而且，税收的减免，必然导致各省财政收入的减少，有利于加强军政府对其的控制。同时，也使民众获得实惠，愿意接受，并支持军政府。当然，这也与我对各省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有关。辛亥革命是一场，知识阶层自发的行动。所以，推翻满清后，各省的政府机构变化不大。像安徽这样，几乎重新组建了一个全新政府的，绝无仅有。也就是说，前清的大部分弊端，都保留了下来。如果军政府收一块钱的税，民众只怕要交上好几块钱。于是，我干脆在新政府组建，并切实发挥作用之前，直接免除了大部分税收。反正，几个省加起来，也不过几千万，与安徽一年的税收差不多，不是很多，我咬牙忍忍，也就过去了。
地盘扩大了，问题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起来。安徽的少数民族，数量很少。但湘西、福建等地区，少数民族数量就多了。对于民族政策，我并不赞成原来生活中新中国的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其公民自然要比外国人，受到优待。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为国家创造财富，提供税收，我在我的国家里，自然就应该受到优待。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其国民的利益，这是一切现代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对于不同民族，也是一样。主体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最大，不能够受到优待，至少也应该在政策上保持平等。如果地区有贫富差距，政策向贫困地区倾斜，我可以理解。但在一个国家中，政策，甚至法律向少数民族倾斜，我无法理解，也是不能接受。
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也是有其切实的困难。
首先，就是互信问题。由于长期累积的恩怨，以及贪官污吏造就的矛盾，少数民族对于军政府的政策，不，是对军政府本身，并不信任。其次，是交通问题。少数民族多半居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交通很差，运输成本高，生活水平自然也就不好。
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村有”政策是自愿实施的。如果村里的多数人不同意，该政策就不实施。这不是什么好心，我的政策是为了改变国民的素质，就算被怨恨，在汉族地区也要执行。少数民族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我自不会自找麻烦。而且，这样一来，有对比存在，军政府的威信才会更高。但是，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则是广为宣传，一体实施的。然后，军政府有修建了许多轻轨铁路和简易道路，来改善交通。以往安徽军政府修建的铁路都是重轨，公路也是标准等级公路。但一来建设成本高昂，建设周期长，而且这些地区的运输量有限，所以，军政府做此选择。对于运输量需要较大，较重要的主干线，军政府也修建了部分重轨和等级公路。
此外，军政府还宣传鼓励，但没有政策倾斜，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以振兴工商，改善民众生活，并开始普及教育，推广官话。
安徽的工业企业大体上，可分为几类：
一，是董氏集团。董氏集团以银行、冶金、化工、机械、电力和炼油为主业，其它还有汽车、电子、光学仪器、建材、建筑等等。董氏集团的资本额，占安徽省总资本额的七、八成之多。业务也遍及安徽的方方面面。
人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衣上，董氏没有直接投资棉纺织印染业，但前面说过了安徽的纺织机械多半来自董氏机械，董氏化工又基本垄断了染料的供应，再加之，董氏是世界合成纤维的巨头，董氏在安徽的衣上，影响很大；在住上，董氏水泥占据了安徽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马鞍山钢铁更不用多说，另外，董氏炼石还提供沥青、煤油等各种油料；在行上，太平汽车厂虽然不能占据100％的汽车市场，还有国外的汽车，以及三四家规模极小的作坊式民族企业，但起码可以说，董氏占据了99％的汽车市场，而董氏车辆厂干脆就垄断了火场机车的供应。惟有这食上，董式插手不多，只提供了机器设备，这方面主要是来福食品，以及部分原本经营粮食，现在使用机器加工的老字号商家。
＇注＇由于粮食的重要性，军政府也制定了最低保护价，以此价格公开收购粮食。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并在适当时候抛售，保持成本，平易物价。同时，军政府以贷款的形式，支持来福公司和部分信誉好的企业，收购粮食，从而控制粮食市场价格，使之不会过分波动。但董氏并没有参与其中，而是把资金投向了更有前途的行业。具体行业都说了快两章了，就不废话了。
二，是军政府投资修建的码头、公路、铁路、电力、邮政、自来水等公共设施，从而形成的运营公司，如，铁路公司、电力公司等。
军政府连续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大大的刺激了建材业的发展。比如说，安徽军政府在安徽修建的两条铁路，毫州——颖州——六安——霍山——安庆——合肥——巢湖——芜湖，贵池——石台——徽州——宣州——芜湖——（铜陵）当涂——马鞍山——南京，共计2300公里铁路，加之，淮（北）合（肥）铁路和津浦铁路安徽段，安徽铁路超过3200公里。而新建铁路所需钢轨350吨/公里，总计超过100万吨。此外，还有蒸汽机车、车厢，以及枕木等无数建材。虽然，董氏集团占了大头，可其余的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有眼光的商人驱之若鹜，连袁世凯的钱袋子周学颍都在安徽建立了水泥厂，生产“马”牌水泥。
三，就是建筑业。正因为军政府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而催生了大批的建筑公司。目前，最有名的有两家。一是董氏的建筑公司，无论技术、机械、还是人员、财力都是首屈一指；另一个就是张謇的淮河水利建设公司。两者都是依靠军政府的建设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后来，张謇成为水利司司长，依法将其所持有的一切公司股份转给其子，以避嫌疑。有报刊讽刺称“掩耳盗铃”，其实是实在话。然，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两公司实力最强，技术最好，又都有所准备，自然两公司就占据了大头。其他十四中等公司，分享了剩余部分，并转包了部分工程，形成第二梯队。再后，就是些小公司了，承担一些住宅、简易公路等要求稍低，规模较小的工程项目。
四，是其它新兴的私人企业。这些私人企业以纺织印染业、食品加工业、建材工业、采矿业为主。特点是，除采矿业以外，规模一般不大，但企业数量最多，是近年的投资热点，绝大多数企业为机器生产（可以免税）。所用机械自然多是董氏下属的机械厂出品，性能好价格便宜。食品加工业种类较多，如，面粉厂、大米厂、搾油厂、屠宰厂等，这是比较初级的，主要是由于政府采购，学校和军需所催生的。屠宰厂则是因为政府规定，不经检验检疫的牲畜，不得出售。像比较高级的罐头厂和食品厂则主要供军需、出口，并卖遍大江南北，很多还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出口到欧美的则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建材工业则是源于第二类企业和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需要使用大量的建材，富裕的农户，也会修建房屋，同样需要大量建材，看好的人很多。纺织印染业投资小，见效快，技术门槛低，投资者也很多。采矿业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在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几百万的都有。
南洋兄弟烟草和张裕酿酒公司都在兴华银行得到相当大数额的贷款，取得迅猛发展。后来，这两家和张骞的大生集团、烟台牟氏集团、汉阳的煤铁集团等几家公司，并称“中南豪门”。
此外，还有许多从事商业、服务业、运输业、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数量也不少，淋淋种种，就不详细说明了。
正文 第34章
大家好象不喜欢这两章，那我以后干脆就列个表格算了。我写起来，也很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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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1914）年初，我宣布：此后的五年里，军政府每年都将投资修建2000~3000公里铁路。并向联省宣布了几项优惠政策，来鼓励工商业发展，扩大使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业，补贴造船业、航运业和机械制造业。我将邮政、电报都控制在手，成立了邮政司，并发行了邮票。董氏建立了初步的城市间电话网，成立了电话公司。
此外，议会还通过了许多针对工商业的法案，我比较重视的法案就是《劳动法》。这是因为，其它所需要的法案，议会自动自觉就通过了。偶尔有疏漏，提醒一下，也就通过了。而《劳动法》，却是在我的积极推动下，勉强通过的。经过几次与我讨价还价，议员也不好骗了，真想念革命之初，连《公务员法案》都能随随便便通过。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象《劳动法》这样损害议员利益的法案，通过总是很艰难。《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工伤抚恤、工作环境和工作安全防护措施等，但没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只是提出了设想。
目前来说，“八小时工作制”是不现实的，它会极大的降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严重危害所有这些议员的利益。于是，我暂时退让了，把它作为设想。现在的中国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基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最低工资标准，也是按照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计算的。至于“一个月工作二十五天，星期日休息”，则是议会为里安抚我而作出的退让，执行情况一向不如“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已经确定了，有的工人也愿意星期日工作，觉得也算变相提高了收入。（什么？你说“加班费”，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这东西？二十一世纪都罕见！）只是在我的严格要求下，才逐步执行下去，那时已经是五年以后。至于传统节日的休息，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吝啬的老板，也不会过节不放假。
就在国内政治局势陷于纷纷挠挠之时，欧洲的形势越发的严峻起来。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为对塞尔维亚炫耀武力，到波斯尼亚检阅部队，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众所周知，战争开始了。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根据有关条约，为支持塞尔维亚，于7月30日宣布军事总动员。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欧战由此全面展开。
虽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只是勉强答应蒋百里，但德国人还是切实履行了承诺。德皇威廉二世是个矛盾的人，他不断的扩充德国武力，却始终不想与英国开战。威廉二世对他的英国亲戚很有好感，所以，他不愿意相信战争。德国与蒋百里秘密约定：“如果战争在两年以内爆发，我方采取中立立场；超过这一期限，双方结成同盟”。这时候，我方自然要采取中立立场了。
8月7日，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与我，在安庆达成协议。联省以1。8亿马克的补偿收回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包括铁路、矿山等财产，但不包括德华银行，我方会在允许的条件下，保护德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然而，因为联省方面的财务问题，此款项分二十年给付，年息4厘，等等——淮（河）合（肥）铁路的路权也被赎回。这个价钱不高，两条铁路就值上亿马克。基本上，属于贱价收购了上述财产，顾维钧的交涉能力不错。不过，这也是青岛方面，有求于我方，不得不在这里，给我方一点儿便宜。说到底，这些财产，德国终归是保不住的，卖一点，是一点。
当日，联省国防军就进驻青岛，宣告收回德国在此的一切特权，解除德军武装，接收包括五艘舰艇在内的一切武装——德国远东舰队开战之初即在司令斯佩中将的带领下逃出青岛，躲藏在南太平洋加洛林群岛。随后，国防军第一、第三、第十、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步兵师和第二炮兵旅全军进驻山东。其中第三、第十六步兵师和第一炮兵旅驻守青岛地区，第一步兵师防守济南，其余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步兵师分驻山东各地。
尽管，汪道铭非常想率领第一步兵师战斗在前线，但作为总指挥，他努力克制住自己。汪道铭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以后恐怕很少能直接参与战斗了。汪道铭首先下令山东军事管制，有行为可疑的一律逮捕，并劝说青岛、崂山等地，及附近地区的民众撤离——效果一般，有钱人早跑了。后来，各种在建工程，在这里大规模招工，倒是撤离了不少民众。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留下来的依然不少。然后，汪道铭开始在各个战略要地构建工事，以备防守，也撤离了部分民众。好在山东收回后，我在山东建设是有所侧重的，公路和铁路都比较完备，汪道铭又调集了部分卡车以备机动——现在每师标准配备三百辆重卡，来山东前，我又每师增加了两百辆。汪道铭把几个守备要地部队的卡车调集了一半，分配给后备部队，以增强其机动能力。又征用了火车，大批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的运抵山东。
电台小型化后，我迅速地把电台配置到营一级。我倒是很想配置到连，但时间太短，需要的地方太多，暂时生产的没有那么些。密文倒不成问题，我在辛亥以后，就成立了编制和破译密码的专门机构。一方面研究编制密码，以备使用；另一方面，也破译各国的密码，获取情报，练练手。
8月10日，联省海军进驻青岛。其余部队也各就其位，如，第二步兵师守上海，近卫师、第二炮兵旅守安庆，第六师和第三炮兵旅守长江口炮台，第四炮兵旅一团守杭州湾，等等。总之，国防军已经动员大半力量，进入战备状态。只有第二十师以后部队，还在继续训练，作为后备力量。但是，这些部队，也相应调整了部署，确保联省每省至少有一个师，以备需要时，可以就地动员。
我在安庆也不得空闲，此时此刻，安庆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中外各方的注意力一时都集中到了安庆。
8月8日，顾维钧与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召集所有外交使节，宣告了联省正式接管青岛——日本驻华代办小幡当场表示抗议——顾维钧没有理会，这是中德双方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在被问道联省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时，顾维钧说：“联省无意参与欧洲战事，联省的立场是与美国是一样的，我们保持中立。”我出席了宴会，但没有讲话，此后，顾维钧接管了所有的外交事务——专业问题应由专家处理。
安庆现在是中国的另一个外交使节聚集地，1913战争过后，各国都在安庆设立了代办处。安庆的道路、水电、市政设施，已经很有现代城市的风范。联省又每年提供一百万圆，一半用于研究，一半用于免费向居民提供优质树种和栽培技术。起初，只有泡桐、梧桐、香樟、、可可树、法国梧桐和银杏，后来逐年增加。经过几年的努力，安徽的道路两旁，居民的房前屋后，田边地头，已经绿树蔼蔼。配合着新新旧旧的建筑，别有一番风味。
安庆居民，或者说安徽居民，有一种欣欣向荣，与众不同的精神状态。这不是我的思想教育如何如何有效，说句实在话，我连后来GCD的皮毛都没学到。这种精神，很难形容，大体说来，是一种世道好的时候，跑到茶楼里说：“来碗鱼翅，漱漱口”的感觉，嗯，也不太对。或者应该这么形容，就是觉得生活有希望，有盼头，日子越过越好，我今年就能涨工资，过年就能娶媳妇，来年就能成大婶，对，就是这种感觉。一种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感觉。
所以，有很多外国人都喜欢居住在安庆，生活不仅方便，而且到处能看到笑容。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就是如此，他觉得安徽就像当初的美国，生机勃勃，日新月异——他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未来在安庆”。公使馆虽然设在北京，但芮恩施每年倒有大半时间住在安庆——其他国家的使节也有类似的情况。实力是最无法骗人的东西，孙小山仰而求之，不得，我现在伸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