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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阿庭，在将一切工作处理差不多以后，阿庭就回美国了。
我曾偷偷地笑话他：“想媳妇了。”
阿庭就厚着脸皮说：“Of couse！想得厉害呐！”
阿庭已经是个成家立业的男子汉了，这样的打击，早已经失效。然，美国那里很重要，不能长久的离开人，我们只好开开老玩笑，减少一点儿离愁。
随后的事情，出乎意料的容易。后来想想也是，海军一战失利，还可以说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海军两战皆北；南京北军二日崩溃，上海三日易手，不仅震惊中外，也给北军以极大的震撼。我军装备火力还在二战的日军之上，官兵训练有素，取得这样的战果也没什么希奇的。
天上有飞机监视，安徽有重兵把守，五万余国防军分兵两路，驱赶着冯国璋部顺江苏撤退。说是重兵，其实只是在重要地域设一二个营而已。他们的任务，以防守拦截为主。以国防军的火力，依托坚固的工事，也足以防守相当一段时间了。
冯国璋是个心高气傲、聪明能干的人。自然不会就这样听天由命，也曾试图伏击、反击。然，解放军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国防军也很重视侦察兵（特种兵）。冯国璋部的试探反击，参与人员多了，就会被提前发现，在大量机枪的集中使用下，完全是场屠杀；参与者少了，又不足以给国防军造成严重杀伤，国防军的报复，也是严厉的。
冯国璋虽然气的吐血，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形势比人强——国防军的火力训练，给冯国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远不是北洋军可以比拟的。北军被押着，一路撤退——我通电声称“中立调停”，谴责“北军暴行”，要求“北军撤离南方”，并不积极进攻。冯国璋几次试探后，就明白了，国防军确实像宣传那样“无意消灭北洋军”。即使，冯国璋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有什么阴谋，却也不会自寻死路。冯部老实了不少，冯国璋再生气，也不会来刺激我。真打起来，我可不会手软，国防军的命更重要的。冯部反击时，死伤很惨重的。
三极管、真空管的作用，我和阿庭都知道，但怎么实现就只有天知道。尽管阿庭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也不过刚有样品，尚未投入实用。所以，电台仍然庞大而沉重，还无法装上飞机，联络只能从飞机上扔下红色的钢制信息盒。飞机把轻机枪带上了天空，但还未解决与螺旋桨的互动问题，所以，机枪是向后发射的，准确也很成问题。冯如正与人努力想把炸弹装在飞机之下，但进展不大——也许我应该修个风洞——我也与冯如提过一回，他也很感兴趣。但实在太贵了，我还下不了决心。
总的说来，现在飞机没有什么攻击力，主要用于侦察。我只增加了一个撒传单的任务，宣传国防军的待遇，安徽的政策——“义务教育，村有土地”、“人人有饭吃，个个受教育”、“缴枪不杀”等等，指出北军行事的错误——“谁无父母，谁无亲人，今日行战乱于南，安知日后不行于北。……”，宣称“国防军中立调停，北军北返”、“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等等。
新军的教育水平都比较高，都要求识字。所以，除了民国后招募的，素质没有保障，基本人人识字。冯国璋很是头大，命令收缴传单，严禁私藏。但安徽的飞机不光白天撒，有时，黑天也撒，这就防不胜防了。加之，现在被国防军跟在后头，打又打不过，又不敢快速行军，北军士气极为低落，加之，知道国防军不想赶尽杀绝，更起不了拼死之心——传单宣传“中立调停，北军不挑衅，徐州的国防军就不会进攻”。
江苏这边客客气气地把冯国璋送出，战事告一段落。至于，老冯一离开江苏境内，国防军的监视，就咳血症加重，卧床不起，那就与我无关了。我虽然限制冯部转向山东，那也是好心不是。督理山东军务的北洋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在南京被俘。山东全无抗力，冯部就剩下一万多人，要是转入山东，也不能抵挡我，还得撤离，我也是好心，免得冯国璋再次跑路。我安排好驻军，以及山东、江苏军队的整编后，拜访了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希望双方继续以往的友好合作。马尔参委婉地表达了，愿意出兵帮助于我，愿意支持我统一中国，我自然是大义凛然地谢绝了——拉倒吧，求我，我都不想打，还想用这在我身上捞好处。随后，命汪道铭处理山东江苏的军务，我则率军返回了安徽。
江西的形势则完全不同，一来段芝贵的指挥能力差远了去，二来我有令在先，对张敬尧部务必歼灭，予以严惩——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以“北军暴行”为借口，就尽量使其圆满。所以，王泽率第二师主力，在水军配合下，进攻湖口。余程万率第四师主力向北，进攻南昌。当时，江西有第二、第六师，张敬尧是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泽和余程万无论是兵力、士气、训练、装备都占优势，情报和地形也不落下风。以不大的伤亡，在九月，平定了江西。并在南昌召开了公开审理大会，犯有杀人、强奸罪行的北军官兵，在审判后，尽数处决，张敬尧也不例外。至于，在一座刚被洗劫凌辱的城市里，审理北军，是否公正。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这不是本故事的重点。我唯一可以说的就是，被提起公诉的北军官兵，仅有三人证据确凿，被无罪释放，其它人等均被处以极刑。
此举一行，江西人心尽服。也是北军过于残暴，进入南昌，便公开劫掠财物，奸淫子女，第一日南昌就横尸1000余具，尤以张敬尧所部为甚。南昌人生吃了他的心都有。
后来，在高剑峰的强力要求下，我命其率近卫旅进攻九江，初时李纯部尚踞险而守。随着，陈士诚率第五师和第三师主力攻入湖北，李纯部军心动摇，我军趁势猛攻。待江西第二师北上，李纯见势不妙，遂率部遁入湖北。九江光复。但袁世凯不甘失败，又严令河南翼军赵倜率部进入湖北参战。
赵倜所部先是奉命支援冯国璋，然而，隐龙社收买了河南的土匪，大规模破坏铁路。
河南一向以民风彪悍而闻名，河南的“趟匠”世界都知名。后世研究“白狼”的文章，中外都有不少。而这“白狼”现在正横行河南，是趟匠中势力最大的一股。
白朗（1837～1914）又名六儿，字明心，河南省宝丰县张八桥乡大刘村人，农民出身。“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清末，豫西连年干旱，绿林蜂起。民国后，河南都督张镇芳又刮地三尺。有句老话“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人活不下去，自然就变刁民了。白朗趁势而起，又有一定的纪律，很快就称雄豫西宝丰一带，并在与官兵的较量中，发展壮大到数千之众。二次革命中，孙、黄眼见其势力壮大，遂派人联络，给予支持。
于是，白朗将口号由“打富济贫”改为“扶汉讨袁，反对专制，拥护共和”，自称“公民讨贼军”。九月，白朗军破湖北重镇枣阳，歼灭守军五百多人。
我对土匪没有什么好印象，其中好人寥寥无几，白朗算是其中的矫矫者了。然而，这样的好人也只是做孽少而已。我命令陈士诚防御河南的土匪，主要就是指白朗军。但只是利用一下的话，我倒不反对。隐龙社的人员，来源复杂，渠道很广。七月初，收到命令后，很快就与河南众多的土匪联系上了，喜欢钱的，就给钱；喜欢枪的就给枪。各杆子划分好区域，只要破坏了铁路，几天内，就有人付货。短短两个月，河南铁路就被破坏的一蹋糊涂。我不得不赶紧叫停，“这都是钱啊！”，我在心里发出了类似守财奴的悲鸣。破坏容易，建设难，现在都破坏了，将来我还要重建，花的可都是我的钱。
我如何心痛国家财产，姑且不提。驻军河南的翼军可倒了大霉，铁路全面瘫痪停运，行军光靠两条腿，未待其到江苏，胜负已定。冯国璋部已经先撤退到河南了。
冯国璋回到河南后，就重病不起，所部不足两万，皆士气低落。北军全面溃败，流言满天飞。此时此刻，赵倜又奉命支援湖北。当时的新军，说是新军，不如说是私军——就是安徽新军也一样是我的私军。“有枪就是草头王”，赵倜自然也想保存实力。现在的局势不定，如果北洋军失败，赵倜当然不会为之陪葬。加之，土匪破坏铁路，有这样合适的借口。于是，赵倜部一天行进不过三、五十里。未等到湖北，黎元洪都被撵出武胜关了——武胜关位于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其后，各国公使出面调停，战事遂于11月初结束。
稍后，我又借口北京无力平息河南的匪患，表示愿意出兵，还河南一个朗朗乾坤云云。我虽然只是作个姿态，来打击北京袁世凯的威信。河南的穷困是出了名的，我对这么大的一个包袱，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袁世凯以“安定中国非袁不可”而闻名于世界，我自然要在这里打击一下袁的声望，以备将来。但北京的反应就很紧张了，袁世凯迅速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开赴河南剿匪。至于，袁有没有其它的意图，我想一定是有的。然始终无机可趁，双方保持了“冷战”的状态。
我对袁声望的打击，多少有一些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德、美、日三国有其它企图。三国分别暗示我，可以支持我成为中国总统。如果，我有意的话，接下来，就是与各国谈条件了。但我实在无意于此，于是，就高唱着“民主”、“和平”等口号，婉言谢绝了。
正文 第27章
九月末的太阳依然毒辣，安庆火车站里却挤满了人。在阳光的照耀下，等候的人们脸上都有几分汗意。
脚夫王老三被赶的远远的，满心的不高兴。眼瞅着，今天的工就要耽误了，虽然生活比原来好过，可穷人家过日子，闲着怎么行。远远的看见行李员李想走过来，王老三赶紧上前两步，打了个招呼。车站的人可得罪不起，何况李想人不错，王老三还想从他那儿讨个消息呢。李想挡开了王老三的手卷旱烟，自己掏出支“飞马”——虽然都是南洋兄弟公司的产品，但李想还是喜欢“飞马”甚于“红双喜”。
王老三给李想点着了烟，没说几句，就问到最关心的事情。李想看了看王老三，似乎觉得跟他说说也没有关系，就故作神秘的说：“你不知道，董都督今天回来，一会儿就到。现在，董都督可了不得。你看，一直跟都督不太对付的王议员、胡参议员，……，不都来了。董都督跟以往可大不一样了，就算不能与北京分庭抗礼，起码也是东南王了。……
还有人想出卖董事都督，也不想想，董都督是什么样的人，能瞒过他老人家。也不想想董都督做了多少事，咱们谁没得到他老人家的好处。一群没长人心的家伙，全被抓了吧！
董都督手一挥，那个，弹指间，强虏灰飞烟灭，把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
李想明显是董都督的崇拜者，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口沫横飞，神采飞扬，好像他就是都督本人似的。王老三边隐蔽的躲着飞沫，边“啊”、“啊”、“那是”、“那是”的答应着，心思却早已经不在了——自己是现在回家吃完饭再来，还是多等一会儿，要不，再等一会，也看看热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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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庆站下车，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热闹——知道也不会在意。
政府官员、议员、军官、富商、名流缙绅和闲来无事的普通民众在安庆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听着安庆中学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我点点儿头，嗯，已经有个样子了，算是没有让我白花钱——为公立初、高中配备乐器，也要好几十万的。再听歌词，我忍不住笑了，是杨度的《中国男儿》——杨度正在北京给袁世凯出谋划策——真是个才子呀，不知杨度知道此事，会是什么感觉？
我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告诉大家：国防军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北军的暴行，必将受到惩罚！共和国不能容忍这样的暴行。但是，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战争不会扩大化，政治分歧，应当政治解决，云云。
然后，在简单的涵喧过后，就离开了，众人也很快散去。
蒋百里与我坐在一辆车里，他有些心不在焉。我知道蒋百里的心事，却也不说什么。待回到家中，周围的闲杂人员都离开了，我才命令高剑峰把手令拿出来。我接过手令，也不打开，就抵给蒋百里。
蒋百里打开手令一看，心情马上好了许多，调侃我道：“崇文兄，是不是谁也信不过呀？”
我摆了摆手，说：“不要嘲笑我，你们自然都是我信任的人！可是，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是不能光靠信任办事情的。我又不是神仙，万一看错了人，怎么办？我不能不多作考虑啊！有对不住百里的地方，还请百里多多谅解我。”
蒋百里听了，不仅默然。
事情就是这样，我虽在安徽经营多年，但“人心不足，蛇吞象”——希望更进一步，也是理所当然——在安徽军政府、军队和议会中，都有另投‘明主’的，我也知道这种状况，所以，我在率军出征之前，就给韩铁留了一个手令，“便宜行事”。于是，韩铁就在许多人上窜下跳时，抓了这些人的现行，并在九月之初，大事搜捕，一举抓捕了许多人——这种抓捕不光针对出卖我的背叛者，也针对许多安徽通缉的刑事犯。总而言之，安徽一时风声鹤呖，谣言四起，颇有几分人人自危的架势。
蒋百里本不知道此事，突然之间，看到这份手令，难免心情复杂。而高的那份手令，则是一份保护蒋的命令，大意为“没有我亲自下令，任何人不得动蒋百里，且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蒋百里”——有比较才有优越感，蒋百里观后，心情自然好了许多。
我们谈了会别后战事，又商议了下一步的行动。胜利已经是可以肯定的了，今年又有三万五千人服役，已完成三个月新兵训练的已有二万三，就算北京集合所有兵力，也不可能改变胜负。所以，我们主要是讨论：下一步如何处理南方诸省；是否继续实行义务兵役制；如何处理叛变者；如何针对战斗中出现的问题，改革训练方案；等等。
我们一直讨论到很晚，便留蒋百里在我这里吃晚饭。蒋百里虽然三十出头，可还是“王老五”一个。所以，在吃饭时，妻子便谈到蒋的婚姻。“做媒”是已婚妇女的兴趣之一，虽然比不上“逛街”，却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了。说来说去，妻子就要给蒋做媒——我自然举双手支持，靠蒋自己去找，几乎不可能——蒋的心事全放在军事上了。于是，妻开始盘问蒋喜欢什么样的，并切实的举出了一个个人物，像，洪家三小姐，大家闺秀；严家大小姐，上过女学；等等。我在旁边看蒋支支吾吾，头都抬不起来的样子，心里暗爽。
……
蒋百里走后，我在书房里，见到等了一晚的韩铁。韩铁将我走后，安徽的种种，以及国内外形势向我逐一汇报——隐龙社的触角已经伸向国外，并询问如何处理这些被捕的人。我虽然知道有这回事，但具体都有哪些人，却不很清楚。于是，我首先就拿起了“涉嫌泄密人员名单”。抄名单的字是一手漂亮的小楷书，我一看就知道，是机要秘书何文基的手笔。名单条理分明的按涉嫌人员的身份，以及重要性，泄露机密等，来排列顺序。看起来，简洁大方，颇有些儿赏心悦目。然而，我看了没有几眼，脸就沉了下来。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何况是新军数千之众，我早有准备，其中会有人出卖我。然，真正的看到这十七个人的名字，我心里还是说不出的难过。胡永奎就不说了，老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老新军了，但我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现在担任陆军军官学校主任，但他与北京的联系，一直由隐龙控制。新军的每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来。就现在我也能把每人都对上号，仿佛那新兵训练仍然历历在目。高大的柳同达，家有老母的王叙，去年才生了儿子的李家竣，田老七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叫田镇山，……
韩铁的轻声呼唤，让我回过神来。我仔细询问了这些人的情况，略一考虑，便决定让他把这一干人等连同证据，都移交给司法厅，我会命柳澹方——司法厅厅长，对这些人提起公诉。而身为军人的，则交给陈士诚，命其组织军事审判。“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既然如此选择，就要接受一切后果。
接下来，我毫不吝啬地狠狠夸奖了韩铁一番。韩铁工作做的很好，非常好，南京、北京始终都没有知道安徽国防军的确切人数。这才是过去这场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我让韩铁把行动中的有功人员都报上来，统一嘉奖。
韩铁看我心情有所好转，就另找个话题问我，为什么不请严复去海军疏通——想必会有相当部分的海军舰艇愿意投降我军。我厌恶的说：“一堆只认钱的军人，我要他们有什么用？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先收买再缴械，这世界有得就有失，如何选择，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道：“昆成，我本来想过一阵办理，现在先和你说一下，你也好有个准备。我预备把情报工作分成内外两块，你觉得怎么样？”
我既然如此说，就意味着我有想法了，韩铁只能说“好”。
我看他态度很好，很端正，便又夸奖了他几句，然后说：“对外的工作比较重要，还是你继续负责；对内嘛，你看谢元福怎么样？”
韩铁在这么敏感的时候，什么也不能说，只得还说“好”。随后，韩铁问道：“那警察总局怎么办？”
我心知肚明，这是一个试探，然打一巴掌还要给个甜枣的。于是，我便让韩铁推荐人选。韩铁推荐了扬鹏飞，这个人能力不错，我就同意了。
我不是不相信韩铁，就目前而言，韩铁是值得信任的，他没有背叛我。然，制度就是制度。权利过于集中在某个部下的手里，必然会影响整个体制的稳定，继而影响我的地位和权威。但是，我并没有对韩铁解释，上位者适当的神秘感，只会增加其权威性。我是董正朝，我作了决定，这就够了，无需解释，毋须理由。
回到安庆的第二天，我就又开始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