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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遥溉死现埽�28611号，笔直站着提着嗓门喊报告；喝了稀饭伸长了舌头舔碗；往马桶里尿尿不出声；学习时打瞌睡放风时望天。这些和其他犯人已没什么两样。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摆进俑阵磅礴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我一缕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狱内狱外进进出出，像一只热锅里的蚂蚁惊恐万状。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入狱之初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相反肉体上却比较消停：不用劳动，坐监是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和放风，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铺盖卷前盘腿打坐。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报纸。这一段时间报上登的多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们犯人在里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猪肉铺地撑得人人打饱嗝，我们仍旧是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一块咸菜饿得要死。大家没有情绪，念报纸的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以迎接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轮到的审讯。凡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这时候的犯人便成为已决犯。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
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
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24号监舍有个姓曲外号“地工”的犯人，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某报馆新闻记者，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他四十出头，文质彬彬的，他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有叛变行为，本人拒不承认，就一直关着。他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晃着脑袋念念有词：我这事只有少奇同志明白，可少奇同志也不给我做证。真假自然谁也不知，审讯员也不好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落实。
当然不论是哪一种被认定有罪的人都是不肯轻易认罪的，都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否则就不会总结出那句“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至理名言”了。审讯，无论对于审讯员还是犯人都是一种斗智斗法，许多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残喘。监舍有一名外号马灯（由眼亮而得名）的日本翻译官，据说罪恶累累，死有余辜，他应付审讯的方法是颇具“匠心”的，他交代某年某月他带领日本兵去某地扫荡机枪“点名”多少，步枪“点名”多少，公安人员跋山涉水去调查，当地却没有这桩血案发生。回来再审，他说记错了，是在另外的地方。公安人员再去调查，同样没这回事。他就这么吊着审讯人员的胃口，审讯员想结束审讯又担心遗漏重大的罪证。案子就这么悬着，马灯就这么活着。
前面说过草庙子胡同是一所政治犯看守所。我们24号监房有点特别，历史犯与现行犯人数恰好相等，不知是巧合还是狱方的有意安排。当然这是我初到时的情况。后来就打乱了这种格局。与正式监狱相比，看守所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进进出出像走马灯。成为已决犯的犯人走了，新的未决犯人就补充进来，再走再补，像锅炉里的水流循环不已。我渐渐发现，尽管崔老貌似公正，其实对他的同类，“历史”犯要比“现行”犯优待得多，将打饭打水倒马桶等杂务更多的让“现行”犯们干。如我入狱那天为我打饭的矮个子犯人就是个现行犯。矮个子犯人外号叫“大郎”。细想想他这个外号实在起得妙，他不仅身材像《水浒传》里卖烧饼的武大郎，甚至连遭遇也与武大郎极相似。他是个扛活的雇农、光棍儿。土改那年本村有一户地主出于拉拢的目的，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环白送他做老婆。这丫环尚有几分姿色，比得上比不上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不敢说，可她后来招惹出来的事体却与潘金莲没两样，活脱脱个潘金莲第二。西门庆第二乃是本村的头面人物党支书。说起来这党支书可有点非同小可，他比“师傅”西门大官人更有气魄，大官人搞潘金莲还多少有些顾忌，偷偷摸摸，暗里来暗里去。而这支书搞女人却是大摇大摆地进门，又大摇大摆地离去。他让大郎回避，说法是他要审案子，说要从那前丫环嘴里审出那地主还有没有藏匿的浮财，有又埋在哪里。一成了公事大郎便唯唯诺诺不敢放一个屁。于是支书就关起房门挖起了“浮财”。今天挖不出来，改日接着再挖，支书的兴趣不败，挖个不止。审案的说法起初大郎信以为真的，一点也没往歪处想，支书在里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哒巴哒抽烟。支书从屋里出来总是涨红着脸盘，他就寻思是自家女人顽固不化惹得支书生了气，就小小心心地问句：挖没挖出来呢支书？支书就说这娘们忒顽固，改日还得挖，挖不出来决不收兵。支书往外走的时候他还很不过意地说句：辛苦你了支书，辛苦了。后来事情坏就坏在这对狗男女欺人太甚，愈来愈放肆。大郎终于明白了支书的隔三差五进门真正干的是什么。他怒了，想杀了这狗支书，到真要动手时胆子却不够了，就弃了支书杀了他家的牛，将一块石头从牛嘴里塞进去，坠死了牛。杀人事大，杀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杀牛就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大郎就顺理成章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监。说起来大郎也真是个窝囊废，黑下犯人睡不着觉就起哄叫他讲经典故事：支书挖浮财。他就讲，且一遭比一遭详细，就好像在讲别人的事。在24号监房里“挖”字已具有一种特有的意义，挖等于审，哪个犯人要受审就说要去挖。受审回来，铁门在身后一关，立刻就有人问句：挖出来了吗？答：挖出个屁！尽管问者答者都属调侃，可说话间监室里每个犯人的心都是不轻松的，很重很重。挖呀挖，当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开的阶级敌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动机，甚至还要帮别的犯人挖。我已经意识到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挖出来是多么重要。审讯员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问路，是声东击西，事实上他们对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兴趣，早晚都会问到。我必须将自己当着一份答卷精确而一览无余地置于他们面前，而缘于这种认识现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轻松。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无法忘记的，无法忘记的是发生在我和冯俐间的事，纯个人间的事，纯爱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这个日子我便暗自流泪了，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回味着那个日子渗透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感觉，那感觉甜美而神圣，具体而虚幻，细腻而磅礴，如美味的一餐，如酣畅的一浴……啊，我的确无法将此与生活中的其他加以类比，那种愉悦欢畅无可替代也无法言说，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浓缩，我几乎怀疑我仅是为此而生而活。而后来当冯俐悲惨遇难，我便意识到美好时光不再，我的精神为之枯竭，我的身体变成一具躯壳，生命对我已不存意义……现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狱灯昏暗的监房，那可贵的日子（八日）对我又重现意义，它将五月里从记忆中断裂的两处黏合在一起。
——九日早晨我和冯俐一如往常在食堂里见一天的头一面，看见我时她的脸刷地红了，慌乱中将头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样感到羞赧，我走过去低声说句：你好吗？她悄声回句：坏蛋。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嘴里吐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这时她抬头瞄了我一眼，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并没生我的气，她的模样更显得妩媚动人。我心里一阵喜悦，说句晚上见便慌慌张张逃了。
可是晚上并没有见。吕浩明软磨硬泡非要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筹备会不可，我实在推不过就去了。地点在四班教室。参加筹备会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我奇怪平时不吸烟的吕浩明怎么忽然吸起了烟，从夹香烟手指的抖动显示出他心情的激动。他俨然扮演着领袖的角色，连说话也与平常不同，一副首长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肯定了整风的伟大意义，之后便讲到这次筹备会的主题：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个文学社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此希望参加筹备会的同学能发扬红军长征时曾发扬过的播种机精神，在同学特别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中间进行宣传发动，让更多的同学参加到社团。吕浩明说到这里做了一个革命导师列宁惯常的讲演动作，伸出手臂身体前倾。吕浩明讲得很多，可我已记不起太多的内容。他讲完许多同学也开始发言，调子与吕基本一致，特别是两位戴近视镜的女生讲得慷慨激昂。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三班一个同学说成立社团使其在整风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一旦作为一个组织就不是儿戏了，前车可鉴，例如几年前的那个高饶反革命集团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旦成为某某集团，问题的性质就非同一般了。吕浩明反驳说这种类比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无论高饶集团还是胡风集团都属于反革命性质，是与共产党对立的，而我们的社团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组织，两者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成吕浩明的观点，尽管对高饶胡风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对我们学生自己的心情是了解的，我们确实是希望党能够通过整风变得更好，也确实希望能在这次运动中助党一臂之力，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谈了我的看法。吕浩明带头鼓了掌，并夸张地冲我微笑。这种过度的姿态使我很不舒服。接下去是讨论社团章程，章程草案是吕浩明起草的。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有关章程的条文以及大家提出的意见都记不清楚了。之后是协商社团成员名单。今天参加筹备会的同学都是发起者，都有资格成为《绿叶》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关键是社长人选。有人提吕浩明，有人提我，还有人提庄霞。这时吕浩明很紧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那一刻我真有点可怜他了，为早一点使他安心，我说社长还是让吕浩明干吧。列举了一些理由。我说至于我，一贯自由散漫是不适合做领导者的，做个普通社员足矣。庄霞也提吕浩明干社长。我和庄霞态度明朗了，原先提我俩的人也转向吕浩明。这样与会者的意见趋于一致：吕浩明干社长。吕浩明谦让了一番便接受了。转而提议由我和庄霞干副社长。我不晓得庄霞的推辞是出于诚心还是做一种姿态，反正我的推辞是真心实意的。但结果还是我和庄霞干副社长。其余与会同学都是理事。最后社长吕浩明说力争在下周召开文学社的正式成立大会。散会时已过熄灯时间，与冯俐的相会彻底告吹。
——十日早晨在食堂见到冯俐，她说今天要去舅舅家，舅母病了，舅舅单位整风正紧，不能请假照顾舅母。我说咱们学校的整风也到了高潮，这种时候离开领导和同学会怎么看？会认为你是在逃避运动。我说出来的是这番话，没说出来的是舍不得她走。她说她不是没想到这些，但无论如何舅舅家的事她不能不管。她又说她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学校少了她一个整风会照常进行，况且到了舅舅家还可以温习功课。我了解冯俐，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孩，她认准的理儿谁也劝不动。我问能在舅舅家住多久，她说那得视舅母的身体状况定。我问是否向系里请了假，她说请了。我抱怨说你是把一切都办利索了才通知我呀。她笑了，笑得很调皮。我说我可以去看你吗？她说想去就去没人拦。我叹了口气，说小冯你现在走可是害人不浅哩，我心中的火焰……她打断说现在把火焰浇熄了好哩，省得烧出什么毛病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可心里仍不情愿，我心里渴望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洗礼，我渴望这两者都轰轰烈烈，否则便会辜负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上午中文系召开整风座谈会。气氛比上次热烈了许多。会议开始不久，学报编辑姜池把我叫到外面，让我赶紧把上次那篇稿子找出来给他，说领导认为根据目前形势已可以发表，无须修改。我有些不悦，说稿子叫我撕了，没有了。姜池知道我是说气话，赶紧向我道歉，又连说带哄地把我往宿舍楼拖。看他那副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把稿子找出来给了他。我重新回到座谈会现场。这时同学们发言更踊跃了，一个接一个，提出的问题也尖锐起来。如学校和系党组织宗派主义严重，只注重斗争不注重团结；党委的工作偏重于管人忽略了治校；党委对党员和群众不一视同仁，遇事有双重标准；党委整风劲头不如肃反劲头大，当年上面一提肃反下面雷厉风行，现在上面喊破嗓子下面耳朵里像堵了东西。也有的同学给班级里的某些党员提意见，认为党员在思想上高人一等，有的刚入党就换了一副面孔。也有人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在肃反中不明不白地挨整，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入党入团等。最后主持会议的范宜春书记做总结，他说今天的会议令他振奋，是整风运动在K大中文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下午？做什么已记不清。
晚上姜池又来宿舍找，未开口我就知道还是为那篇稿子。果然，他首先表示道歉，然后又说领导的意见是将文中某些句子做些修改。我十分生气，但压住火气，我问这些句子有什么不妥？姜池说他认为没什么不妥，只是领导有领导看问题的角度。经姜池这么一说，我顿时豁然开朗，说到底领导对整风还是心存戒备的。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我这么想时就决定收回那篇稿子，可又怕说收回姜池不还我稿子，就说把稿子留下来，看看能不能修改得了。果然姜池迟迟疑疑，说可否由他改动一下，我断然拒绝，说文责自负嘛。他这才把稿子给了我，千叮咛万叮嘱一定今晚把稿子改好，明早在食堂交给他。我说行。姜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气得不行。这时我心里猛地跳出一个想法，这想法一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样是否过于激烈？和平时一样，每每心中有了疑问便会想到冯俐和程冠生。冯俐已去舅舅家，只剩下程冠生。程冠生的宿舍在上一层楼，我上去把他叫到走廊，把稿子的来龙去脉讲了。他听了也认为校报领导岂有此理，说不发算了，何必和他们啰嗦？我说我不想算了。他问你想咋？我说姜池在宿舍里几进几出，许多人都知道是为稿子的事，稿子如不面世，大家会以为我写了什么恶劣文章。程冠生说你还是想发表。我说不是发表是抄出来贴到校园里。程冠生显出惊讶神色，说这做法可有点惊世骇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或许是受了伙房每月公布账目的启发，流水账贴在墙上一目了然。程冠生想想说这可不是伙食流水账。我问有什么不妥？程冠生说妥不妥得看稿子内容。我就把稿子交给程冠生，程冠生走到电灯下看起来，看完后他思忖一下，说从目前形势看，应该说稿子没问题。他再重复一句：应该没有问题。我说你这么看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教室里抄出来。程冠生问要不要我帮你。我说欢迎。我俩就一块去了教室。
——十一日。开早饭前赶到食堂大门外，我和程冠生把昨晚抄在纸上的文章贴在食堂的告示牌上。那时天不大亮，再加上心情有些紧张，将纸贴倒了，发现后又揭下来重贴（后来我一直想这不应当有的差错有着某种预示性）。贴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回宿舍不值当，我和程冠生商量一下，就后退到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等。我们想观察一下同学们发现这张大字报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尽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张大字报将对全国的大鸣大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心情还是颇为激动的。在我们的等待中东方渐泛光亮，校园有了声响，不久三三两两的学生向食堂走来。我和程冠生窥望着，许是光线依然太暗的缘故，开始的几拨人没有发现大字报，径直走进食堂。我不由暗暗着急。如同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忽视一般。又过了一会了，天大亮起来，往食堂来的人已络绎不绝。终于有人发现了贴在告示牌上的文章，是个高个女生，开始也似乎没怎么留意，只是朝告示牌随意一瞥，两腿仍向前迈动，可陡然间停住了。随之，返回到告示牌前，看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招人注意，拥向食堂的学生也留步在告示牌前，看起我的文章。我像终于完成一桩大事般吐了口气。我和程冠生绕过人围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