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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已带着儿子走了，这状况就像猫捉老鼠似的。就是说尽管齐韵琴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监舍里，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机会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们出“城”他们母子进“城”，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见这娘俩。相对而言小建国要比他妈自由得多，中午他可以不离开监舍，伺候他爹吃午饭。我们常看见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鸭蛋，剥去壳往他爹的嘴里塞。这是一服上好的药，只是“药”的来处使大家觉得神秘，多事的人便向小建国询问，小建国说法含混，一会儿是他妈买的，一会儿说是他在塘边捡的。买的可能性不大，别说钱有问题，即使有钱，买营养品也不会不差样的买鸭蛋。在塘边捡到鸭蛋可信，可天天都能捡到就不可信。于是继续追问，毕竟是个孩子，三追两问就说出了真情，他说他有一个从鸭腚里取蛋的诀窍，是帽儿山农场一个“大哥哥”教他的（他说的“大哥哥”估计是个少年犯，帽儿山农场不仅有妇女队还有个少年队）。办法是下塘游到鸭子跟前，冷不防抓住鸭脖子，然后对着鸭嘴吹气，一吹鸭腚里的蛋就掉下来了。大伙听得目瞪口呆。这鸭腚取蛋的方法着实奇妙，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小建国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说隔几天他就跑到清水塘去弄一次蛋，只是吃了亏的鸭子愈来愈狡猾，一见他下塘就躲他远远的，要追上也真不容易。
时间一长小建国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聪明伶俐，许多人都喜欢他。有人还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一样送给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样的背心，再长大点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笔，小建国刚要接却被解若愚抢先接过去，逗他说，小建国不上学不识字，给他笔有何用。小建国辩驳说他会写字，是妈妈教的。解若愚让他写写看，写了这笔就归他，他答应写。大家兴致勃勃地围着看，李戍孟又奉献出一张纸，小建国握笔端端正正写起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小孩子字写得很好看。大家表扬他一番，他说他一定好好跟妈妈学，长大了上大学。听了他这话大家就默不作声了。
8月21日：为什么？
——今天锄玉米，一来二去与李德志锄了并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摇了摇头，没吱声。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告发他尽管事出有因，毕竟过分了，伤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我仍不能原谅他的不仗义，当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谅我，就这么僵持着。并肩锄地的时候也是一种僵持，我倒不是拘泥于讨个什么面子，而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终于是李德志先开口了，并不看我，不冷不热地问句：为什么？我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他说我怎么了你？我说你不够交情。他说我哪里不够交情？我说你知道冯俐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他不吱声了。过了会儿问就为这个？我说就为这个。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伤心，就没说。我说就为这个？他说就为这个。又说他判刑的事也没告诉家里，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听他这么说，我从内心为那天的事疚歉。我说李德志对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无所谓，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
9月2日：今天幸会邹副场长。头一次见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说过邹副场长就是在草庙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号“孝子”的公安局“内线”，自从听将军说他调到了清水塘，想起来心里就疙里疙瘩的，不想碰见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惧怕么？也不是。他是场部领导，一个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够资格。厌恶他？也不对。有句话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专政机关，当审讯员和当“内线”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审讯员是革命的审讯员，内线也是革命的奸细。因此不存在高尚与否之分。何况孝子也没管过我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不希望见到他是想到见时会出现的尴尬场面，相信我和他都不会自在。因久未见也就把这事忘记了。这天见得很突然，而且见面的方式也很“他妈妈的”：是中午在清水塘边休息吃饭，我们见到几个人在塘里游泳，很羡慕。去年夏天我和高冲在塘边的那一幕又重现眼前。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管教不许我们下水，这一点真让人难以接受。可塘里的人游得很痛快，时而仰游时而潜泳，还时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鸭子嬉戏。鸭子是春时农场养在塘里的，时下已经长大，开始产蛋，经常有人在塘边草丛里捡到鸭蛋。当然这等好事轮不到我们犯人头上，因为我们没有捡蛋的机会。再说在塘里游泳的几个人，从脱在塘边的几堆衣裳上看，他们是农场的管教干部。我们吃完了两个窝头，就到塘边去喝水，边喝边又往身上撩水冲凉。这时游泳的人往塘边游过来，在浅水处站立起身子时我们一齐傻了眼，他们全都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时间慌乱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干部而是我们自己。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话聊天。只听一个人说操他姥姥的忘了带毛巾，又一个说用啥毛巾，让日头晒晒就干了。又一个说这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站在衣服堆旁边让日光蒸发身上的水珠。这情景同样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赤身裸体地站着，不慌不忙地晒太阳，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无须忌讳的一群鸭或一群羊。后来想到劳改农场想到管教干部我眼前便出现这活生生的一幕。说起来也真是开了眼。待他们晒干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带队的佟管教奔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冲其中一个人喊声邹场长。这一喊就让我认出了那个现在当了场长的孝子来。这时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将目光向他投过去。他接住了，神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属于哪种变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经向我走来了，边走边说周大学不想在这里见到了你。我说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从管教领导与犯人的角度他对我说话我应该向他鞠躬，我没鞠躬，我的不当表现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场长对你说话！邹场长立刻对佟管教说我们是熟人，说到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难友。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时在塘边的犯人都一齐盯着我俩看，因邹的说法确是异乎寻常的。佟管教赔着笑脸问：邹场长你也坐过牢么？那一定是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牢。邹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几个人一块离开了清水塘，看着邹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11·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六
9月9日：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一直想，当犯人能当到李戍孟这种境界真是不易，令人佩服。就好像一个人被抓到吐蕃国当苦役，对一切不视不见不应不答，完全超然物外。李戍孟在监舍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如同在囚牢里又造了一座囚牢，他就生活在那双重的囚牢里。他既不迎奉管教，也不与别的难友沟通，一个人形影孤单。有空闲就倚着铺盖卷写小说，后来他承认在写小说。时间长了，大伙就把他忽视了，把他当成一个哑巴，或者当成一个动物。比较起来，我和他接触得多些，他对于我有一种神秘感，我把他视为作家，我对他怀有一个文学青年对一名作家的那种潜在的崇拜。我觉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能潜心写作，足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备了和中国的李大钊国外的列宁这般大人物才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不管别人怎么无视他嘲笑他，我还是很敬重他，对他表示友善。也许他觉察到我与众不同，因此他对我也与对别人不同，有机会就和我攀谈几句。一起推水车的机会是极少的，能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谈谈我觉得很难得，很喜悦。我问他的写作进展如何，他说一般。我问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说恐怕得几年的时间。我问他写的是不是小说？他说也算是，确切地说是自传体小说。我问是不是写自己的经历？他说只能说是我经历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我说我也喜爱文学，一直尝试写小说，但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看守所，又从看守所到监狱大门，又从监狱门到劳改农场大门。他笑了，这是难得的笑容，他把脸转向我的时候正对着南天上的日光，一直阴晦的脸一下子明朗起来。他说你这样的经历还嫌简单吗？我说简单。他说这要算简单，那么许多人的经历就算不上经历了。他说他们学校的许多教授从开始读书就没走出校门，是两门先生：从家门到校门。我说我是从写作这一角度来说，我的经历还远远不够。他问不够是什么含义呢？我说不够就是能用来写小说的素材太少了。他说我看你有时候也往本子上写写画画，写些什么呢？我说是记一点事情，怕忘了以后说不清楚。他说你要能把现在的事情详细记下来，就是一篇小说。我说这怎么行，叫管教看见了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说一点不错，会说你记黑账。停了停他问你现在这么记不会有问题吗？我说不会。我把记事情的“甄士隐”（真事隐）方法对他说了。他却问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你记今天的事情会怎样记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脸上再次绽出笑容。说小周可真有你的啊，这样记不仅没问题，管教看了倒会表扬你哩。我说我不图表扬，只图以后能把事情说清楚。只要看了这一段，我就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干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比方今天是和你一块推水车浇地。自然我心里清楚和你谈的不是什么改造体会，对未来也没充满什么信心。接着我便把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的那种“他妈妈”的审讯方法讲给他听。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审讯是很厉害的，其实对你还算是客气的。我说我知道。又谈到写小说上，接前面的话题我说如果能真真实实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记下来，确实会是一篇好作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虚构总不能太脱离现实吧，比方说将清水塘写成一个犯人乐园，谁会相信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去年大跃进报纸报一亩地打十二万斤水稻，谁会相信，他们知道没人相信也要这样报。我说这很奇怪。他说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需要，证明大跃进伟大正确的需要。就说我们在这里的劳动改造，黑板报上登的诗歌顺口溜什么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