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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我成为一名正式劳改犯人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十一分二十八秒。所以能几近夸张地记得如此分秒无差是因为被押送到清水塘农场那一刹那我看了手腕上的表，于是这个时间便在脑中记准记牢了。表是大哥周文起到北京监狱探视临走时留下来的。他递给我的时候没说什么，我接过来的时候也没说什么，那时大哥已大致知道我今后会有一个漫长刑期，而我也知道在漫长刑期中表是用得着的，就这么兄弟俩心照不宣什么也用不着多说，赠与受在无声中完成。想想人确实像俗话所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经过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长达半年之久的对自己“罪行”绞尽脑汁的追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是不可以对自己掉以轻心的，必须高度警醒，瞪大眼睛盯着自己，就是说要进入一种有意识生活状态之中，一边生活一边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储存在记忆中，这样一旦将来再面对审讯就能够抖搂出来为自己讨个清白。我想我所以在踏进劳改农场那一刻有意识把时间看准也正缘由于此。什么叫经验主义？这就是。
说起来人们或许不信，初到清水塘农场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不由长嘘了一口气。望着牢城里一排排齐整的监舍，还有再抬抬眼就看得见的那圈高墙以及高墙之上那一片蔚蓝辽阔的天空，我觉得很亲切，心里也很踏实。我将这里不加保留地接受下来，视为家一般的归宿地。这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却是真实无讹的。后来我想这种心理一定是来源意识深处那久久的企盼，因为入狱不久我便清楚自己的去处已不会是K大，也不会是家以及其他什么地方，去处只会是劳改场所，是遍布于中国的劳改场所中的某一个。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清水塘已经向我发出召唤，何时到达只是个时间问题。另外，我这种以农场为家的意识或许还与我所经受的监押有关。那别出心裁磨砺神经的审讯已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厌恶，只想早早地结束尽快地离开，于是乎在逃逸的向往中劳改农场就成了一块令我心往神驰的福地了。是这样。
这块福地如同所有劳改农场无例外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高墙、电网、岗楼圈围起来的牢城，再就是牢城外面无边无际的田地。这两部分恰也体现出犯人在这里的基本境况：一是被羁押，二是被强迫劳动。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描叙犯人在监狱以及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工厂、矿山）的生存状态的，也无法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区分，只知道都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晓得不同在何处。不同在于监狱的功能是撬开在押犯人的嘴巴，将他们从未决犯过渡到已决犯，而劳改农场则是已决犯服刑的地方。“坐监”是对在监狱关押时的犯人的真实写照，而“劳改”则是对犯人在劳改农场生活境况的一种概括。两者对局外人来说也许含混不清，但对局内人却是泾渭分明的。如果让犯人在“坐监”与“劳改”两者中选择，我敢说十有八九会选择后者。犯人在监狱等候宣判时命运未卜，精神上备受煎熬，度日如年。而到了劳改农场，命运甫定，判了多少就是多少，原先绷紧的神经便松弛下来。即使从犯人的身体角度看劳动也是优于静止不动的“坐监”，犯人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怀念“坐监”时日的“轻松”，这也是一闪念的事，不足为凭的。当然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我所认识的许多难友在后来回顾自己数十年劳改生涯时头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对于我，也许须归功于草庙子看守所那种强追强忆的审讯强化锻炼了记忆力，这使我对后来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过程至今尚能保留较为清晰的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在各劳改农场经历的事情便浮于面前，一幅幅一帧帧，就像轮次抖开的画布，有形有色有声。当然这不表明是什么好事情，更不值得炫耀。对美好往事的回味会使人感到满足与充实，有一种人生的成就感。而被苦难往事的纠缠却只能使人伤感，以致对自己的整个生命加以否定。生命便被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也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乍一听这话会觉得很富于哲理又十分的达观，但只要稍加斟酌便会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我想，说这类话的人要么并没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抑或曾给别人制造过苦难），要么经历过苦难而苦难却已将他的精神变得麻痹，不健全。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意义上的另外派生（如毛氏辩证法中著名的“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论断），即便如此，事物的本来面目却不会变。就像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白昼就是白昼，黑夜就是黑夜。我甚至如此愤愤不平，假若再有人巧舌如簧说什么苦难等于财富，那就把他请进监狱或劳改场所里，让他将那些“财富”一点一点的受用，且一直受用几十年。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能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再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人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是应该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忘却，丢到脑后向前看，时代都要跨世纪了，还有什么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这种说法倒确有一种洒脱之气，而我要说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也未见得不想在有限的余生中“潇洒走一回”，问题在于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想忘却就能忘却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就说我自己，每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群马般从遥远处奔腾而来，我是极不情愿的，极力加以挥斥，可每每无济于事。往事像一只按进水里的葫芦，不待松手又从水面浮起，让人无奈而哀伤。对我而言，往事确是一只不肯沉底的葫芦。
到一个新环境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正如一位外国作家的著名论断：生活总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都需及早弄清楚并加以适应。如劳动问题、改造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以及人际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处理不好就要栽跟头甚至惹下祸事。
对我而言在诸多问题中将自己缠磨最久最苦的却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十分可笑的问题，即如何能将自己今后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存佐证。因我固执地认为，今后我还会面临种种的审讯，往坏处说可能终生都须在审讯中度过。尽管审讯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本质却不会变。那就是草庙子看守所审讯员那句“竹筒倒豆子”的口头禅。要倒出豆子则必须竹筒里有豆子，这样光凭脑瓜记忆是远远不够的，须有个文字记录，有了文字记录再审讯就用不着绞尽脑汁地回忆了。我这种“人无近虑必有远忧”的想法很坚定，不可逆转。我初来乍到尚不知这里的规矩，不晓得我们犯人有没有书写的自由。我便留心观察，看其他犯人有没有此类举动，很快我发现一个与我隔几个铺位的犯人经常在纸上写东西，写的什么不清楚，可写的时候精神很集中，别人喊他都听不见。经询问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从北京某图书馆出来的右派犯人。我问别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写东西，答知道。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结论：劳改单位对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监狱要松得多。前面我说过来到清水塘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晓得了有书写的自由更感到这里是地阔天宽了。于是怀着极佳的心情做记笔记的准备。
我有一枝钢笔，纸和墨水也不难解决，万事俱备只待下笔了。头一次握笔在手时心情是复杂难言的，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间是七月二十日晚八点十三分。这是我到清水塘农场的第四天，四天虽短暂却经历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到一新环境对所有的事都觉新鲜，似都有记下来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队后于队长对我们新到犯人的训话；如在割麦时远远看见在草庙子看守所的难友将军；再如学习会上我不发言受到训斥等等。我按事情的发生顺序一路记下来。类似于日记的写法，记下事情的大体脉络，不写细节，也不加主观评判（我将这种记录叫着“大事记”）。书写的过程是令人欢愉的。开始时尚有一点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审讯记录和判决书上签过几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没有动过笔。重新提笔的感觉大概类似一个戒烟的人解忌后吸的头一口烟，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兴奋充斥着全身的每一颗细胞。然而兴奋是短促的，我很快发现这样记录不行，会留下隐患。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评判，一旦让人读到同样会授人以柄。比如记了管教的训话会认为你心怀抵触记黑账，记下看见了将军会怀疑我俩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沉痛的教训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是无情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反右运动中的许多事尚历历在目，许多不沾边的东西到后来不仅沾了边，还导致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接受教训，不可麻痹大意，否则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将“大事记”撕碎装在口袋里，在白天割麦时偷偷撒进麦垄里，心弦紧绷就像真的在销毁罪证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大事记”就这么夭折了。不久地里的麦子收净了，眼望空旷旷的原野使人感到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长此下去自己的头脑终也会像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大事记”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办法终归会找到的。我想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说欲盖弥彰也好，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说让落下的白纸黑字像一颗颗鹅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么人看了都无把柄可抓。自然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须像搞文艺创作那样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就以前几天佟管教在麦地将一名犯人打倒的事为例，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二大队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在一块地里收麦，将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割麦一部分捆麦并往地头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轻松些，一个姓邹的犯人投机取巧，不干分配的割麦活，却去搞搬运。通常情况下，一二百号穿同样囚服的犯人混杂在一起管教是很难明察秋毫的，那姓邹的犯人也正是瞅准了这点才施了鱼目混珠术。也算他倒霉，同组一名犯人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在场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拦住颠颠扛着麦捆奔走的邹，从远处听不见邹是怎样与佟管教对应的，只见佟管教一拳将邹连人带肩上的麦捆打倒在地，随后又连踢了几脚。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佟管教鞠躬认错一边奔到割麦的行列中，挥镰务起了“正业”。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自来农场，见管教这般在众目睽睽下揍犯人还是头一回，说起来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头一回见毕竟觉得不寻常，我决定将此事记下来。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落在纸上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二大队集体割麦，大伙干劲高涨。惟一邹姓犯人违反了纪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
我对这样的记叙感到满意，相信以后就是佟管教看了对我也无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是言顺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后，我就开始记我的“清水塘大事记”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变故频仍，所记断断续续，残残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无几。这些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残言碎语在别人看来犹如梦呓偈语，不明就里，而惟有我——它的作者才能透过这些“假语村言”窥见隐于内里的那昔日的苦难时光。
7月29日：今天锄玉米，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清水塘，心情喜欢，赋诗一首，题为《清水塘初观》：
美丽妩媚清水塘
朗日相照闪银光
但得甘露涤污尘
改造大道亦康庄
——谈到诗，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写过一些，说不上多么喜爱（我更喜欢小说，读过不少中外名著），只是听人说诗是文学中的雅中之雅，于是就附庸风雅地写起了诗。自身陷囹圄，缪斯便被阻于高墙之外了，诗兴全无，不想到了广阔天地间，诗神又不招而至，见到清水塘即赋《清水塘初观》。其实我是毫无诗才的。懂诗不懂诗的人都不难看出，上面这诗整个是首狗屁诗，甚至比狗屁还臭。当然如此低劣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诗才的不足，而是一种出于需要的矫情。什么“但得甘露涤污尘”，什么“改造大道亦康庄”，说白了就是我深知自己是有罪的，灵魂是肮脏的，但愿用这清水塘里的一泓清水将灵魂冲刷干净，以在劳动改造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这“直抒胸臆”的劳改犯“心声”自是十分虚伪的，散发出让人恶心的狗屁味儿。可再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呢？能写“清水塘清我亦清，枷锁在身心自明”吗？自然不能。纵观全诗，前两句对清水塘的描写尽管直白且无韵致，但还是真实的。塘址位于农场东南四五里处，约十几亩的水面，四周生长着葱绿茂密的芦苇，塘水十分清澈，叫清水塘是名副其实的。头一眼望见碧蓝泛着细纹的塘面我一下子想起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荷塘月色》，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是很美的，美得有点甜腻，而我眼中的清水塘却绽着一种野性的生机勃勃的美。
8月5日：继续在清水塘畔锄玉米，日光明媚。在塘边吃午饭，我和高冲犯了错误，受到佟管教的批评教育。
——看来为诗为文模式化雷同化的毛病是难以避免的，看了上述记录一准会联想到早先曾记载的邹犯人犯错误佟管教进行教育帮助的事。其实在记录时我也力求避免语汇的重复，如“犯错误”、“帮助教育”等，但斟酌再三，也未找到更恰当的词语替代。
除开写作要求对选择词语有相当限制的原因外，而我们犯人所处的特定的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特定关系本身便是极端模式化的，犯人就是犯人，管教就是管教，监狱就是监狱，劳改农场就是劳改农场，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别的自是万变不离其宗了。犯人的一举一动包括劳动、学习、报告思想、检举他人以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有条条框框限定着，不可越雷池一步。还有犯人与管教的关系与同类的关系也都是一成不变的。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中生活的形态几乎是凝固着的，只能是在重复中进行的。要对这种生活进行记录描写自然也难逃模式化的窠臼。所以我想作家对这类题材是应该退避三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描写犯人生活的作品中我真的没有发现上乘之作，包括那些曾当过犯人生活积累丰厚的作家写的书我也不敢恭维。
话题再回到我的大事记，因为从一开始目的性便十分狭隘与具体，因此行文的用词用语便不计忌讳而随心所欲了。如我说的那日“日光明媚”，明媚是不错的，只是已明媚到几近将人烤焦的程度。那是无遮无拦的烤晒，“烤出油来了”一语定是对毒日烤晒有着切身体验的人制造出来的。烤晒下我真的觉得从头上脸上淌下来的不是汗水而是油，如挨近一根火柴准会燃烧起来。上述只是头部的遭际，头以下部位同样也不消停。地里玉米苗长至齐肩，叶秆茁壮，密不透风，热瘴弥漫，身体像置于蒸笼之中。正宗庄稼人干这活路大多只穿一条裤衩，更有人一丝不挂。我们劳改犯人没这个自由，一律整齐披挂，大汗如注，衣裳尽湿，像个落汤鸡。人们常常感叹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而那时我觉得半天时间都十分漫长，总也挨不到头。真是度日如年啊。午饭是在塘边吃的，大伙一边吃着窝头咸菜，一边拼命往肚里灌凉水，这般也难排暑气。有个犯人向在场的佟管教请示，问可不可以到塘里洗个澡。这话是大伙想出口而未敢出口的，目光齐刷刷看着佟管教，眼光里是不差样的祈求。佟管教想了想给了答复，说不可以下塘洗澡，只可以在塘边擦身。尽管不尽如人意，也算皇恩浩荡了。大伙三下五除二把剩饭吞进肚里，就拥到塘水边撩水擦起身来。
这就说到了高冲。他和我挨着，悄声对我说佟这人操蛋，叫咱们痛痛快快洗个澡还跑了人不成？塘底儿也没有地道通台湾和美国。我知道他的嘴碎，没敢回应。高冲是刑事犯，三十出头，捕前的职业是邮递员，因私撕信件被判刑五年。我来清水塘不久便发现：在这里刑事犯比我这样的政治犯受优待，而高冲的胆子比别的刑事犯更大些，常有意无意地违反点纪律。管教对他也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时高冲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他把上身的囚衣脱了，蹲在塘边用双手往光身子上撩水擦洗，佟管教看了眼没吭声。我以为默许了，也把衣裳脱下来，不料却招来佟管教一声吼：不许脱衣！我赶紧从命把刚脱下的衣裳穿上。如果高冲是个识趣的主，在这种情势下应遵从管教的命令。可他不听，依然一下一下往身上撩水，满脸都是舒坦。他犯了经验主义，以为管教还会像平时那样放他一马。而众人是心明的，你个高冲不识趣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拗管教的指令，这就牵扯到管教的威严问题，瞧有好果子吃。果然佟管教大怒，直脖吼道：高冲快披上你的皮，你他妈一次次老鼠舔猫鼻梁骨大了胆了你！佟管教这人文化程度不高，可嘴头子功夫不差，骂人也骂得生动。高冲见佟管教动真格的了，就立刻收敛了，乖乖地从地上捡起衣裳穿，嘴里却悄声骂句：操你个佟大鸭子的妈！佟管教吃饭的位置在塘边的一棵柳树下，离我俩站的地方约十几步光景，他看见高冲的嘴巴动，虽听不到声音，也料到绝不是一句好话。遂起身朝这边过来，一副兴师问罪的气势。高冲见状赶紧别转脸对我说老周你听准，我说的是佟管教这人不含糊——记住啊！不待我回应佟管教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