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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伙食照旧。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但这一天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缕阳光的问题上两个犯人发生了争执，等候的那个犯人说已经到了他照射的时间，而正照射着的那个犯人说时间还不够，先是唇枪舌剑，而后便扭打起来，如这类事情的所有结局一样，是崔老将这场战火熄灭。接着的一件事是管理员进来宣布今天有外国友人来参观监舍，交代了一些必须遵守的事项，如外国友人进来后不许乱说乱动，要有礼貌面带笑容。还有，事先要清理监舍和个人卫生等等。外国友人是安排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入监舍的，在这之前管理员抬进了纯玉米面窝头和炒鸡蛋，交代说必须吃得文明，不许抢，谁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就处罚谁。犯人们盯着放射着金子般颜色的饭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贼亮，不动声色地快速往肚里吞咽。一会儿几个深褐色面膛的外国人在监狱一干人等的陪同下进到监舍（后来知道来参观的人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随从），参观的过程是极其短暂的，友人们站在门口朝正吃饭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赞许地点点头，便转身出门，往别的监舍去了。大门刚刚关闭，只见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脸憋得青紫，一看这情形就知道是叫饭噎住了。几个人撂下碗筷奔过去，把他扶起来给他揉胸抚背，却不管用，眼见得地工的眼珠一点点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报告管理员，就立刻有人高喊报告。管理员恼怒道好饭好菜也堵不住你们的嘴么？！等他知晓是有人快让好饭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将人抬到医务室去抢救。就抬走了。没过多会儿，管理员回来黑着个脸宣布：帮曲文曲把东西收拾收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坐过监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管理员宣布给某人收拾东西，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没有抢救过来，死了。管理员走后人们议论起来，大部分人的见解是曲地工临死做了个饱死鬼，不冤。这种话用在别人身上很无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说得过去。因为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曲地工确有些惊世骇俗。每每吃过饭后他便把吃下的饭从胃里倒回嘴里，做第二次咀嚼吞咽，像牛反刍那般。他的理论是这般在感觉上是吃下了双倍数量的饭。无论如何，对于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难受，我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了死鬼。而且死得这么“他妈妈的”。
近些日子狱方加紧了审讯，犯人像跑马灯似的往审讯室跑。24号监房又转走几个犯人，转北京监狱，没有放回家过年的。补进来的犯人中有个姓陈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个冤枉，惹得大家心里很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孝子。孝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很感激崔老，不时以胃口不好为由将自己窝头掰一半给崔老。崔老自然能体会他的心情，每回都坚辞不受，并开玩笑说这里的人什么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没胃口的病。不知什么原因，对孝子的审讯很是频繁，顶多隔一天便审一次，每次回监房情绪都极其低落，有时还面有泪痕，像在审讯中受到严酷折磨似的。有人想探听一下他的案情，他守口如瓶，说狱方不许有半丝透露。这越发使大家感到神秘。另外近来狱方也加强了对崔老的审讯。且每次审讯的时间都很长，去得早，回来得晚。大家都在替崔老担心。也知道崔老一向忌讳提自己的案情，便不多问。频繁的审讯使监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压抑，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既包括受审的也包括不受审的。
屈指一数，我被关押已一月有余了，从头一次审讯之后，我便严格按照审讯员的要求每时每刻都陷入回忆之中，特别是在记忆中搜寻他们指定的那几个日子。这个过程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原来并不属于自己，属于别人，属于与自己构成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其他人。孩童时期属于父母，属于爷爷婆婆姥爷姥娘伯父伯母叔叔婶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学生时期除上述之外又加上了老师和同学，具体到我作为K大学生这一时期，我更属于冯俐、程冠生、范宜春、孟广琦、姜池、吕浩明、苏英、汪海、毕玉胜、常林东、古好义……甚至还属于热衷自己和自己交手的李德志。而此时此刻在这草庙子胡同26号看守所24号监室，我则属于管理员、审讯员、武警战士、崔老、将军、小咬、臭虫，甚至还包括心怀不轨的“小日本”和哭丧般哭哭啼啼的孝子。而在以后我一旦离开了这里，我又会属于检察官、法官和新面孔看守新面孔警察及新面孔狱友……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和以后，我都无可逃遁地属于这些“关系人”。可以说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些关系人的愿望和要求，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中间有的是我乐于接受的（如冯俐要我做恋人、程冠生要我做诤友、同学们要我做主编），也有的是我不乐意却又拒斥不掉的（如范宜春、孟广琦要我做右派进而升级为现行反革命，这里的管理员审讯员要我做守狱规坦白认罪的好犯人）。这一个月来我绞尽脑汁苦苦回想过去，说穿了就是想做一个符合狱方要求的好犯人。我不属于自己，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做。我得继续想、好好想，不容遗漏地想，这就好比用一张口眼细密的大网将记忆深处的鱼虾鳖蟹一网打尽……
——确如程冠生所说，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也使我很激动），是指她毫不犹豫地将“秘密报告”借给了我们《大地》编辑部，对我们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说现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只要对社会有益，她乐于“捐躯”。为此，我和《大地》编辑部的同学们做出出特刊的决定，随《大地》一起印发。
午饭时在食堂没有见到冯俐，由此也证明她没有参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讲会。我有些失望。
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范宜春孟广琦两书记主持。会议一开始冷场，范宜春做启发性发言，我一点没料到他把话锋指向了我。他说从本系的运动发展来看教师落后于学生，接着他把眼光转向我说比如五四级四班的周文祥同学，是他首先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对推动全校以至全国的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他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地》，据说创刊号很快便能面世。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能如此对党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作为师长的怎能甘居落后呢？坦白地说听了范宜春这般说我心里不免窃喜。他毕竟是系党总支书记啊，他的话代表党的声音。党认可了你的行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了你可是很不寻常的啊。我发现很多白发老教师都侧目向我看，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
范宜春这番以学生激老师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师们开始发言了。教我们哲学的秦仲俞教授打了头炮，他说既然党态度诚恳地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沉默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上午S大来的女学生的演讲说起吧，我去参加了。开始是好奇，心想一个未出茅庐的丫头能有多少货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听了不一会儿，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黄毛丫头，是理论家。我觉得她确实了不起，她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水准。比方她谈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国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党委清除“三害”，并且大张旗鼓地通过整风运动来清除“三害”，但产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里呢？她指出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说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觉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于是沿着她的思路我们便不得不这么想：党愿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没有决心改变，那么清除“三害”便无从谈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风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此我不想反驳，拭目以待吧。
范宜春微笑着对秦教授说：秦教授这头炮开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嘛。接着发言的是教现代文学的李教民教授。他说我步秦教授后尘，也从田野的演讲说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开始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一开始则持欣赏的态度，因为我在S大的一个学生听过她的演讲，学生对我谈到她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精辟，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这次她谈到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对我们这些教中文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不会没有看法，一是系统不起来，二是没勇气探讨。田野既统而观之又说得大胆坦诚。我完全同意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对胡风下的论断根据不足，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根据不足。所谓胡风反社会主义，是否就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进言，说胡风一案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错的！但是没关系，赶紧解决就是了。我以为田野对毛主席这一规劝既诚恳又大胆，我希望毛主席能够采纳。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罪，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金口玉牙，那与封建帝王有什么区别？说到底这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法由谁制定出来，由谁来解释由谁来行使又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解决。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逻辑混乱，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这个公式定罪，岂不是人人都有当反革命的份么？
李教授的发言引起会场的骚动，许多人私下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做记录。我以为秦李两教授的发言作为对田野演讲的反响，可作为《大地》下期的内容。接下去是教当代文学的邓岿骥教授发言，他说党现在有威没信，群众害怕党，怕党的干部，怕党员。校系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党的工作，不是在领导学校治学而是在办党。民主作风不够，党员高人一等，对一些工作包办，如留助教，报考研究生等问题不征求教师意见。党对群众的意见不能虚心考虑，不喜欢听反面意见。因而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怕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党的领导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后提倡尊师爱生，而肃反和三反中学生抓住教师的头发要他低头，还撞墙，有人说这叫人民的法律，这样如何能尊师？党应该负责对待整风，许多教师在肃反中受了创伤，应当赔礼道歉，否则谁还敢在整风中讲话？
邓教授的发言使会议的温度升高起来，议论声中同时有几位老教师举手要求发言。范宜春满脸绽笑地环视一下会场，眼光最后停在教现代文学的吴启都讲师身上，说先请吴老师发言吧。听范宜春这么一说，会场立刻肃静起来，许多教师都把眼光盯着吴老师看，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异样。吴启都讲师的遭遇在K大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恋爱经过能写一本书。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恋人也是后来的妻子齐女士一起在上海读大学，解放军攻打上海时这位齐女士的父亲携全家登船去了台湾。到台湾后齐女士日夜思念吴启都，要求父亲再把她送回大陆去。父亲不肯。她便以绝食要挟，扬言不放她回大陆就永不进食，直至饿死。到绝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国军将领老爸心软了，把她送上一条返回大陆的舰船。那时台湾海峡穿梭来往着运送国民党撤退人员的大小船只，从大陆开向台湾的船只人满为患，从台湾开往大陆的船只几乎全是空船。齐女士乘坐的那条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随身行李是她保存着的吴启都的一箱书信。就这么一人独乘一艘客轮横渡过台湾海峡，回到了上海。这段渡海寻郎君的佳话当时在学校传为美谈。大学毕业后吴启都和未婚妻齐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书，不久两人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开始了肃反。齐女士被肃成了国民党派遣特务，被逮捕判刑。吴启都被定为特嫌。所以此时吴启都要求发言就十分引人关注。
吴启都还未开口眼圈便泪光闪闪，他说：前几天我给K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对齐韵琴的问题加以甄别。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要向中文系党组织再次呼吁：齐韵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这一点我以我的脑袋担保。首先我必须承认，齐韵琴从台湾返回大陆，并非出于对共产党新政的向往。那时我和她都没有这种觉悟，她纯粹是为了和我结合而为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说成是派遣特务，她有口难辩，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务的证据。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好大喜功，觉得能挖出一个真正的特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于是颠倒了司法程序，先将她定性为特务，然后才寻找证据。邻居说常听到我们家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办案人员就叫人家写材料说听到了发电报的声音。他们不知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影里特务发电报滴滴答答响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直观的效果，事实上耳机里的声音别人是听不到的。还有，他们还忽略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假如国民党想让齐韵琴充当潜伏特务的话，那有什么必要先到台湾然后再返回来呢？这样做不是会明显暴露身份吗？办案人员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只要抓特务，只要出工作成绩，不要别的。可他们为什么就不想想这要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齐韵琴到现在还在劳改农场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呜呜……吴启都说到这已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范宜春关切地说吴老师你先休息一下，过会儿再说。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系总支向你表个态：会后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党委。吴启都哽咽地说：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进去，呜呜……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惟听吴启都讲师凄惨的呜咽声。范宜春不住地说哪位再发言？过了一会儿，又有老师开始发言了。发言一个接一个，直到天暗下来。
出来后在路上遇见了龙天胜。龙天胜问我《大地》出刊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再有几天就出来了。龙天胜随即对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说你和程冠生都应该做副社长的，忽略了。我说干不干副社长无所谓，主要是刊物忙。接着他说《观察与思考》学社的全部人马也都行动起来了，忙得不亦乐乎，干了好多事。你们刊物可不可以报道一下？我说当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说一下。他说好。我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光线已经很昏暗了。他说一是针对《人民日报》不报道K大整风情况我们去报社质问，贴了大字报，遭到了围攻；二是把K大整风中涌现出来的有质量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三是组织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绍K大整风经验，为筹措路费，我们向教授们募捐一万多元；第四，组织人与民主党派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都表示和学生们站在一起；第五，以《观察与思考》学社为一方以K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开得十分热烈；第六，以《观察与思考》学社名义参加数学系的一次辩论会，辩论会也很成功……龙天胜如数家珍般介绍完他们最近的各项工作，说马上要出席一个会议，匆匆走了。
晚饭时在食堂大门口见到冯俐，一副焦急的样子。我说你咋不进去呢？她说我在等你。我说我一直在找你。她说我知道。我说进去吧。她说咱们到外面吃饭吧，我有要紧事对你说。我们走出南校门，找了一家饭馆进去，饭馆店面不大，很清冷，坐下后点了两碗馄饨，两个烧饼。在路上我知她这次“失踪”又是去了舅舅家，是舅舅亲自来学校把她接回去的。加上一见面便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我猜到她确有重要事情对我说。果然刚一落座她就急急地问：你们的《大地》下稿了没有？我说下了，今天下午把稿子送去印刷厂。她说赶快去把稿子追回来，立刻追回来，不能印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是真的，听我的，赶快撤稿，印出来事就大了。我说咋了？出啥问题啦？她刚要张嘴服务员端饭过来，等服务员离去她放轻声音说：我舅舅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形势要起变化：毛主席有一个内部指示。我问内部指示什么内容？她说大意是：我们在反教条主义，有人在借反教条主义传播修正主义，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他们批评的教条主义，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现在右派很猖狂，让他们做，把他们的谬论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见识毒草，然后锄掉它。我听了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毛主席不会下达这样的内部指示，肯定是谣传。冯俐说消息来源十分可靠，我舅舅的一个好朋友在一家党报当社长……你想想最近《人民日报》的态度与内部指示不是很吻合吗？冯俐这话使我的心猛地一沉。是的，最近的《人民日报》成了广大群众关注议论的焦点，不发社论，只发各种座谈会的尖锐发言，都觉得不应当这样。可偏偏又是这样，莫非……冯俐说内部指示也符合毛主席惯常说话的语气。我说语气符合但内中精神不符合。冯俐问怎么不符合？我说指示精神与目前整风的指导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大张旗鼓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给党提意见，背地里却说是反党毒草，等长出来再锄掉，这，这不明显是阴谋啊！我不相信毛主席会搞阴谋，因为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个人品质问题，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说到这儿我激动起来，不觉抬高了嗓门，说我们不应该怀疑！冯俐赶紧示意注意隔墙有耳。有位服务员已经在向这边看了，也许是以为我们在吵架吧。我俩默默吃饭。
走出饭馆，天昏暗下来。我说回校？冯俐说去你宿舍，趁空给你洗洗衣裳。我说没什么衣裳要洗，咱们往公园方向走走吧。我们沿街向西走去，然后拐到通往公园也就是K大西门外面那条路。我的心情很乱，像有一块黑云压在头顶。我俩默默走着，过了西校门路人开始稀少。冯俐突然站住，抓住我的手，她抓得很用力，都使我有些痛了。她看着我，映着西天已经变暗的晚霞，我看出她的神情非常凝重，她说文祥。她的声音也有些异常，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