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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军队经长坦县（今属河南）、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卫南县（今河南滑县东）、澶州（今河南濮阳）、德清军（今属河北），渡过黄河，近十天之后，到达了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这时终于有了傅潜的消息，听到之后，赵恒气得脸色铁青，全军将士一片哗然。
没法相信，第一次北伐燕云时的先锋官，与契丹人野战获胜的名将傅潜居然变得这样的懦弱无耻！
他率领着八万余人的精锐大军，一直安安稳稳地驻扎在定州城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当辽军进攻威虏军城时，他按兵不动；当辽军放弃了威虏军城，从他身边经过向宋朝腹地穿插时，他仍然无动于衷，作出的反应堪称可笑——只派出了三千人，去向辽军挑战。
战什么战啊……这么点肉辽国人半点胃口都没有，理都不理，自顾自地急行军，扑向了宋朝各大城池之间的所有州县村落，随意地烧杀掠夺，毫无顾忌，那些才是他们的目标。
宋军的将士们气疯了，眼看着城外边就是人间地狱，自己的同胞被辽人杀戮，难道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吗？！他们自发地准备好出击的装备，向主帅请战，这时连同城外的三千多人马，还有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求援文书，都在催着傅潜发兵。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他不动，整个河北大地上根本就没有宋朝的机动部队，那和敌占区有什么分别？！
可他就是不动。傅潜大将军下令把军营的大门牢牢关闭，无论是谁来请战，包括杨延昭、杨嗣、石普、田绍斌，无论是谁，都是劈头一顿大骂，骂完了直接赶走，就好像他身为军人，出战是一件多么可耻丢脸的事情一样。
傅潜就是这么的坚定，纵观历史，谁能说勇敢的英雄就真的比那些败事的孬种们信念顽强呢？就像这时的傅潜，无论谁说什么，他就是有一定之规，说死都不出战！
杨延昭等人官小，敢怒不敢言，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再来的是监军秦翰和三年前征战党项乌、白池的英雄范廷召。范廷召的官职也比他小，准确地说是小了三分之一。傅潜是总管镇、定、高阳关三地的行营都布置，范廷召是定州行营都布置，但无论如何再加上个监军总够分量了吧？
傅潜还是摇头，不管外面死了多少同胞，不管整个河北已经沦为敌占区，更不管军心士气是不是被他压制得快变态，仍然还是……不出战。
征战一生从没遇见过这样的主帅，范廷召气疯头了，在帅帐里当众对他破口大骂——傅潜，你一点胆子都没有，简直就是个娘们！
赤裸裸的污辱，傅潜也是个军人吧，也是曾经血战疆场的勇士吧，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结果简直能把人闷死，他居然一不生气，二不表态，我什么都没听见，你不至于再接着骂吧？更不至于私自出战吧？那好，散了吧……
范廷召和秦翰再没话说，只能抬腿走路。但情况继续恶劣，终于全军的副帅张昭远也坐不住了，他是副帅，不是说全军的失误有傅潜一个人顶着就算了，他也有责任的（后来果然），他问这到底是干什么。直到这时，傅潜才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打算，那可真是老谋深算，让人目瞪口呆：
“敌人太猖狂了，这时候出去较量，我们的锐气就会被挫伤的……”
居然这就是理由，还谈什么锐气，如果有的话，也早就被他自己给挫伤了！这句话说出去后，不知道当时宋军全营是什么反应，是不是集体鄙视了一下这个白痴。不过其结果很有趣，傅潜终于让步了，他允许范廷召带着八千骑兵、两千步兵出战，而且许诺随后就派人接应，就这样，宋军终于开始了反击。
范廷召率军冲出了定州城，直接杀向契丹人盘踞的中心——瀛洲。但他深知自己的一万人根本没法与辽军决战。为此，他向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侯、彰国军节度使康保裔求援，约定合兵进击。
高阳关的康保裔，这是当时宋朝边关的重臣。他比范廷召更受重视，他单独率兵踞守关隘，关键的时刻可以自作主张。这时他亲自领军赴援参战。
他到了瀛洲西南的裴村，在这里，他再一次接到了范廷召的紧急求援，范廷召所部已经与辽军接战，要他马上分兵增援，越快越好。危难时刻，康保裔没有多想，他立即分出了自己的精锐部队，赶在主力之前，火速支援范廷召。
这样，他的兵力就被削弱了……在当天晚上，历史出现了两种不同版本的记载。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范廷召和康保裔约好了在第二天的清晨时分集结双方的兵力，一齐向辽军挑战。可是记载中，一个说，在那天的深夜里，范廷召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静悄悄地撤走了（康保裔列传）；另一种说法是，范廷召是迫不得已，他在当夜继续与契丹军队血战，被缠住了，所以没能在约定时间出现（实录）。但不管怎样，在第二天的清晨时分，康保裔和他实力不全的军队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被庞大的辽军重重包围。
绝境突然到来，战场上的优劣胜负一目了然，生死就在一念之间，康保裔的部下马上劝他，将军你把盔甲换下来，改装逃生吧。康保裔厉声回答——临难毋苟免，今天就是我死战报国的日子！
当天康保裔率军与辽人决战，战阵动荡，往来冲杀数十回合，辽军的重围牢不可破。宋军最强的武器是他们的弓箭，最后箭都射尽了，康保裔和他的部下全都淹没在辽人丛中……没有人支援他们。
高阳关的统帅和他的部队全部失踪，这就是当天战场上最后的遗留。这个消息也是宋真宗皇帝赵恒到达大名府之后，得到的前线最新战报。
愤怒，但是要冷静。不管随军大臣们怎样弹劾傅潜，赵恒都给了自己的主帅最后一个机会。他派出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女婿石保吉和太宗朝王小波起义时守住了最关键的剑门关的上官正，由他们两人率军北上，再命傅潜马上出击，与北上的禁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图击溃辽兵。
命令发出，开始等待。这是最高的皇命，但是整整过去了十天，战场上一刻千金的十天，定州傅潜方面居然还是毫无动静！
赵恒终于被激怒了，他派最可信任的王继英穿越战场向傅潜传令，立即到大名府御营朝见。傅潜来了，他到时全须全尾毫发无伤，赵恒对这个人再没有半点怜悯和兴趣，直接下狱，经审讯，判处死刑。
这个判罚在当时大快人心，但是在后世却争议不断。在当时，面对河北大地上死伤无数的同胞，被抢掠一空、焚烧殆尽的城镇，相信每个亲眼目睹，或者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恨不得生吃了这个昏庸懦弱的败类，所以当战后，赵恒赦免了傅潜的死罪，改为免官、抄家、流放时，举国都愤恨不平。
官员们的评价是，傅潜就是柴荣时期高平之战时的何徽、樊爱能，是临阵脱逃，形同叛变，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叛将，必须处死。然后才能平息民愤，重振军威，像当年的柴荣那样把入侵之敌消灭，赢得战争。赵恒当时真有这个心，尤其是历史马上就证明了傅潜再次耽误的这十天是多么的重要。
当宋军重新集结，开始发动总攻时，突然发现敌人已经不见了。契丹兵团突然撤退，带着抢来的大批物资走在了返回燕云十六州的路上。
没有原因，难道是被赵恒亲征给吓着了？可真这么想，战争就变成童话了。而且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重要的是战争本身。
宋朝亲征的禁军大兵团来不及了，赵恒派出了五千名精锐骑兵，火速追击，不管战果，就算是拖也要把辽兵拖住。这支骑兵由王荣率领，从大名府一路疾行，不惜一切代价追击，可惜路途太远了，他的很多部下们竟然把自己和马匹都活生生地累死，也一直没有追上……但是别忘了，在战区内部还有范廷召！
范廷召突然启动，他率部杀向了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在莫州（河北任丘北）以东三十里的地方，终于追上了辽兵。血战的时刻到了，范廷召所部满打满算不过是一万余人，但他的战绩居然是阵斩辽军万余人，夺回被掳掠的老幼百姓数千人，其他的鞍马兵器不计其数。
以血还血，征战党项的英雄为康保裔讨回了些许的血债……
当天范廷召大胜契丹，但是契丹的大队人马却没有回程应战，就此撤出宋境，回到了辽国。这一次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辽国撤军的原因成了一个谜，在当时没有正解。要在四年之后，宋人才会发觉真相。那就好像当你看见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跳进小河里乱扑腾时，觉得奇怪，可是几年之后，发现他在长江里游泳，就一切都明白了吧？
当初只不过是在练习。
但是在当时，宋朝毕竟渡过了一次危机，尤其是新皇帝亲征，别管胜负，至少保住了领土的完整。于是一切都从轻发落，比如说范廷召，不管怎样，他导致康保裔孤军无援，全军覆没，但是不仅没有处罚，反而加封为检校太傅。傅潜这位冬眠型的前线主帅也因此保住了脑袋。
这时候就该说说他到底该不该杀了。
前人的评论说过了，现在要说近现代学者们的看法。说傅潜冤枉，当时只有八万多人马，而辽国是太后、皇帝亲征，至少在十万以上，傅潜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是对的。请看康保裔就是例子，硬拼，结果全军覆没了吧，有什么好处？
而范廷召就是在辽人退走时才追击，只有区区一万多人马，看看战果多么辉煌。并且赵恒命令夹击时，只给了傅潜十天的准备，这对古代的大兵团作战来说，时间太少了，没有出击也正常。
真的正常吗？
前蜀是三十多天灭亡的，后蜀是六十六天灭亡的，这怎么解释？至于说辽人退走时再追击，那样要战士有什么用？为了战争的最后胜负，就要用老百姓的生命去消耗敌人的锐气，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果宋真宗没有带二十余万禁军亲征的话，他傅潜要用多长的时间，多少宋朝百姓的生命，才能满足辽军的胃口，让他们对刀枪厌倦？
那之后，才是他出击的时候？！
要说保存实力，就更可笑了，他保存实力为的是什么？当他出兵的时候，皇帝没有告诉他，你先顶住，我随后就御驾亲征吧，也就是说横竖只有他自己，敌人在眼皮底下越杀越有状态，越杀越肥，自己的兵憋得郁闷至死，这怎么会敌消我长，直到最后胜利？
或者就算赵恒曾经私下里告诉过他，随后就亲征，那么他这样“保存”实力就有意义吗？
千年之后的西方，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他面对英国的威灵顿，派出自己的部下格鲁希去追击普鲁士军队，结果这边拿破仑用尽所有的兵力去冲击英国人，马上就要成功，可是普鲁士人却突然作为援军杀到，拿破仑就此崩溃。
格鲁希呢？他先是追丢了人，然后就算听到滑铁卢方向重炮齐鸣，一个超级战役正在打响，都绝不回头助战，而是继续执行陛下的纸面命令——追击普鲁士。除非另有新的纸面命令到达。
新的命令终于到了，是通知他，法国已经战败。这时候他的勇气、智慧、经验、果断等一个军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才能，才突然间爆发。在五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圈中，他一兵一卒，甚至一门大炮都没有损失，就突出了重围，他要带着军队去救自己的皇帝。
可是这时，一丁点的意义都没有了。
傅潜也是这样，就算皇帝会亲征，你在这之前不说有效地消耗契丹人的战斗力，给皇帝制造一击必胜的机会，还压抑己方的士气，让敌人加倍的猖狂，于军、于民、于皇帝，他哪一点做对了？
军事，是一个全局统筹的概念，本就是轻视生命的东西，所以才有饵兵，有诱敌，有埋伏。在战场上没有生命价值，只有最后的胜负结果。谁要想着安全，他就不配当兵……
所以傅潜该死。
战后盘点，在返回都城的路上，宋真宗赵恒的心里应该不会有什么遗憾。他损失了康保裔，以及边关总帅傅潜的声誉，但是辽国方面的损失却是空前巨大，而且没法弥补的。
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在军中病故。
这是仅次于耶律休哥的契丹族精英，多年以来，他们两人分管南北，同时成为辽国周边所有民族的噩梦。在南面耶律休哥独自抗衡着庞大的宋朝，耶律斜轸则不断在辽国的北疆攻打高丽，讨伐女真，一生都在征战中度过。对他，要说些什么呢？按说本着“我之大敌，即敌之英雄”的原则，我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实在不太好。
休哥总能让人感到热血和冲动，为自己的民族不顾一切的忠贞血性，让即使是敌人一方，也理解并感动。可他就太凶险太毒辣了。更何况，他不尊重自己的敌人，对同样为自己民族尽忠的杨业，他冷血并且残酷。所以我们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杰出的敌人就够了，其他的，让他活在契丹人的心里去。
提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这对契丹双璧，就应该提到他们的老对手，宋朝的第一军人曹彬了。在这一年里，时光走得太快，不知不觉中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半年前，曹彬病死。
他的死法应该算是个遗憾，古来的名将都有一个响亮的，震彻千古的心声——大丈夫得死于疆场，幸也！就像耶律休哥以及耶律斜轸。他们一个死在自己的前线戎所，与宋朝接壤的燕云地界，一个直接抱病从军，死在了真正的沙场上。可是曹彬，他早就远离了战场和刀枪，死在了温暖的家里，以及超级感人和谐的气氛当中。
他病时，皇帝亲自去他家，亲手为他和药，并且赐白金万两，还问他还有什么临终要求。曹彬推荐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说都有资格做将军。简单地说一下，这两个儿子分别是他的长子曹璨、次子曹玮，关于哪个更强，他自己说，“璨不如玮”。这倒是真的，历史可以证明，曹璨，就是个微缩版的曹彬。
而曹玮，那应该是潘美的儿子！英武豪侠，机敏强悍，是宋朝历史上第一等的军人。
回到曹彬，以他的历史地位，以及鼎鼎大名，似乎应该在他刚刚病逝时就重点回顾，点评他的一生。但那样是不仁道的，会完全违背曹彬将军一生做人的准则。想想那时国事繁忙，甚至外敌就要入侵，他是个多么顾全大局的人啊，怎么会容忍自己一个普通臣子的死亡，去搅乱历史进程的真正大事呢？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他，以及他的一贯表现中所透露出的性格。
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实在看不出他真正的性格。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做出的事到底是不是他个人的本意，这些都是没有正解的谜。或许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个偶然选择中的错误。
以监军的身份伐蜀，只是以廉洁守法著称，在全军的贪婪暴虐中显得独特，才得到的赏识；再因为征南唐，胜利毫无悬念，只是要尽量减少战争中的损失，才派他这个当时资历、战功毫不出奇的人当了主帅，从此高高在上，变成了宋朝的第一军人。
这就是他的发家史，注意，对他来说，绝对没有什么“英雄造时势”，而是彻底的“时势造英雄”，因为凭他这么点的军功，这样的能力，放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朝代里，都绝对没办法爬到这样的名位。这就是宋朝的特色。
姓赵的官家需要乖巧听话的军人，现在回想，他的那些作为，是智慧还是乖巧呢？挥挥洒洒间把人看通透，于是他知道赵匡胤会给他怎样的封赏，更能做到在丧师辱国，毁掉赵宋最后一次振兴的机会之后，还能让赵光义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让他官复原职。至于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秘密了，就像他为什么在雍熙北伐时，在燕云大地上忽进忽退，哪怕是平地挖堑壕都要向前冲，直到最后冒着暴雨向后退……这都是谜，与皇帝的声誉息息相关，也必定与他后来的命运息息相关。
最后曹彬走了，他走时，都没让人真正地看清楚他，连同着当年的那些事，都彻底随着他的死亡而沉沦。遗憾吗？不，这正是他成功的地方，一直到死都忠诚到底。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曹彬应该满足了。最后，让我们以一句话来归纳概括一下他的人生。
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被皇帝所选择的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一个放弃小我成全大我的人，一个根本就不应该从军的人！
好了，曹彬谢幕，再见。
一个时代开始了，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知道，尤其是主宰那个时期的王者，像赵恒，他只有好多年之后突然回首，才会发现自己完成了什么。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后世人说清朝的圣祖皇帝康熙，是“名为继承，实同开创”的皇帝，所以应该定庙号为“祖”的话，那么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也做了基本相同的事情。
康熙平三藩、收台湾、清宁北疆，赵恒的人生经历也差不多，要说区别，只在成果的大小丰硕之间，并且要注意，在他们的早期阶段，赵恒的一项成就还让康熙望尘莫及，尤其是，他们都在极度的忧患之中开始。
％文％赵恒刚刚在北方击退了契丹人，回到京城开封才几天之后，就再次乌云压顶，蜀川再一次叛乱了。而且这次的危险系数骤然升级，远远大过了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因为再不是饥民暴动了，而是宋朝驻成都的正规军突然兵变。
％人％原因跟宋朝的国家政策，或者对蜀川地区的传统性歧视虐待再也挂不上钩，完全是当地的官员们太混账。
％书％别提张咏，这位宋初时最有能力的地方官已经被调到杭州去了，这时的益州知州名叫牛冕，在这之前名不见经传。相比之下，军队的主管大有来头，是声名比曹彬更加显赫的符彦卿的儿子，叫符昭寿。
％屋％这两个人的能力和品行，简单点说，牛冕，可以用张咏临行时的一句话来概括说明——“冕非抚众才。”
德不能服众，才不足以制人，就这么简单。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咏看人极准，不仅是对这个牛冕，就连寇准，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说符昭寿，这就完全是符彦卿，还有赵光义的错了。当年符彦卿号称“符第四”，这位符家的第四位儿子，纵横五代，所向无敌，连契丹人最强的皇帝耶律德光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