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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有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疯了，宋朝人很怪耶！这是真的吗？！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接下来他们就看到了宋朝人的诚意。四座城真的还回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
西夏人实在过意不去了，想了想，这样吧，我们也厚道些，把永乐城之战中抓到的几百个俘虏还给宋朝吧。如此这般，司马光终于安心了，拿着西夏人送来的称臣报表，他向全国宣布，西夏被我们征服了——！！
兴奋之余，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来王安石当政时期，好像还打下了一大片土地，现在叫什么熙河路。做人要诚实，要还一起还，把这个也还给西夏吧。
这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张地图给他看。告诉他你要死快死，别再说胡话了。看清楚喽，这片地原来是吐蕃人的，跟西夏人没关系。再看看地理位置，真要还给西夏，宋朝就被合围了！
啊，这样吗？
司马光勉强提起精神看了看，那好吧，熙河就留着吧。
以上的事件单纯地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地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到达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扇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由司马光做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终于快挂了，全部的精力都扔了出去，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了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势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关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有一句他列传里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奶奶的，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享年68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7000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无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了一句话，宋朝当局才赏了下来。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分，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叙夹议地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容。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著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百分之八十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地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俸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本纪”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又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第十四章 圣人PK文豪
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他们沾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15年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其次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辞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
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
在宋朝的历史上，帝师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真宗、仁宗的老师们百分之百的荣宠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升到了宰执位置，而且由于他们和皇帝的特殊关系，从小养成的信任依赖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
一句话，前途远大，无比远大。
程颐是北宋历史上文凭最高的帝师，哲宗只有9岁，处于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年龄，这样的组合非常让人期待，他们一定会产生火花，积极互动，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的。
事实上有苦自己知，哲宗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程颐什么事都管，比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花木繁茂，哲宗在深宫中凭栏观景，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程颐瞬间出现，喂，你太残忍了，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每一种生物都有生长的权利，哪怕是一棵柳树。你是上天之子，要仁慈，要博爱，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柳树，之后像爱柳树一样去爱你的子民，这样才是好皇帝……
哲宗忍。
比如哲宗穿戴整齐走向课堂，准备接受教育。程颐拿起书本，却突然问：喂，你昨晚洗澡时是不是脚边有只蚂蚁？
是。
你怎么处理的？
我给它让了路。
好！程颐击节叫好，学生开窍了。你终于做对了，由柳树到蚂蚁，它们都是生命，都是你的子民，你终于爱护它们了，你要终生这样做……
哲宗很安静。
比如9岁的哲宗一觉在深宫里醒来，突然发现围在身边的不再是昨晚之前的姐姐妹妹，而是一律年过50岁的大姨妈。这是怎么回事，他很想尖叫，很想怒吼，他身上流着激烈如火的神宗的血，绝不是任人摆布随意揉搓的懦夫孬种！
可是程颐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好皇帝都是不好女色的，女色……嗯，孔夫子曾经曰过，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所以要从小抓起，哪怕你只有9岁。
哲宗恢复了安静。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早熟的孩子、早熟的皇帝是有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在他这样的年龄上做到他那样的理智、坚忍、深沉，把所有一切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尖端时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深深地躲在垂帘之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像一具灰色死寂的孩童石像，默默无声地生存着。
传说100多年前北宋刚刚建国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和第一位首相赵普有过一段对话。赵匡胤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这种话赵匡胤很喜欢问，比如他进佛寺时就曾问过和尚，我用拜佛吗？很明显是要和佛祖比比大小。和尚很识相，笑嘻嘻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您不用拜。”
比神灵都大了，天地间还有比皇帝还牛的吗？答案只此一个——皇帝！
可是赵普想了很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道理最大。”
这个传说在宋史里非常有名，一直被几十年后纵横宋朝唯我独尊的理学家们奉为源头。至于真实性嘛，没法证明。宋史里这样的手段太多见了，哪个宗派想达到某些目的，总会穿越时空，找些无敌型的名人添加资料，让自己的行为神圣合法。
抛开上面的真实性，“道理最大”就是理学家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披着宋朝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词忠君爱国，可是在行为上敢于做一切他们认为对的事。比如程颐在现实中的身份不过是个有光明的未来，可眼下还只是个低官阶的芝麻小官，他就敢上管君、下管臣。
他堂而皇之地挡住了宋朝的官员队伍，在这个队伍里有宰执、有两制、有三司、有台谏、有亲贵，哪个都是他碰不得的，可他站得非常稳，面沉似水。
你们要去哪儿？
司马光府啊。
去吊唁吗？你们都错了。程颐以一贯的教育家嘴脸给宋朝的顶级官员群落上集体大课——孔夫子曾经曰过，如果某天悲痛哭泣过，就不能再寻欢作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皇宫里欢乐过，这时再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是对亡灵的不尊重。
官员大队哑了，面对这个嚣张的扫兴人，得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哪怕他是帝师，这时也是自找没趣，官大一级压死人，当面斥责、背后出招，哪一种都能让他不死不活。可程颐就不同了，他是理学宗祖、当代大儒，尤其还端出了孔夫子，从哪一点上说，都动不得。
沉默中有人打了个哈哈：“孔夫子是说过哭的当天不能欢乐，可没说过欢乐那天不能哭嘛。”搞个小怪，闪出个台阶，大家都退一步多好。
可是程颐不退，他是理学宗师，讲究的就是诚心正义、无愧天地，最厌恶的就是这类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东西。他怒了，站在当街坚持真理，无论怎样都不放官员们走。
这时官员队伍里走出了一个人。前面说过，这世界很大，以程颐的神圣光环，也仍然有极少数的人不怵他。这人就是其中之一，现任翰林兼侍读苏东坡。
谁都很生气，可走出来的仍然是苏轼，这人的天性是太强烈了，有话要说，就一定得说。他笑嘻嘻地走到程颐面前，转身面对大家。
程大人说的是有根据的，这是汉朝名人叔孙通定下的礼仪，是很有名的啊。
瞬间大笑，在场的每个人都学识丰富，叔孙通……那是汉朝时蒙冤被斩首的一个衰人，程颐学谁不好，非得向这样的例子看齐。
程颐哪儿受过这个，苏轼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油嘴滑舌的极品市井小调的高人，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敢对他无礼！
大怒之下，他转身就走。还好他理智尚在，没选择和苏轼单挑，和宋朝第一文豪打嘴仗，他铁定当街吐血。程颐走了，官员们比刚出皇宫时兴致更高，一路踏歌走向司马光的灵堂，集体行礼，然后各回各家。
回家之后，又有新的笑料传来。苏轼意犹未尽，在家里给程颐起了个绰号，叫“鏖糟陂里叔孙通”。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地名，非常偏僻，土里土气。这句话连起来读，意思就是在那个偏僻的没人去的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