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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更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
身处国家的头、尾两端的皇帝和百姓，他们中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
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新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官职不世袭的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等等等言论……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第十四章 东明县事件
一个多月之后，大概是宋熙宁四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宋神宗、王安石都惊醒了一下。那就是著名的东明县事件。
这件事很乱，在官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发原因，也就是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件事给闹出来了。现在我们综合一下，先从双方公认的开头部分说起。
话说五月间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远处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封城的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生意兴隆，涌进来1000多个人。
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已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
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为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暂停，事发到这里，应该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
开封府尹，东京市长，这就是他的职责。
就算他是新法的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1000多人在开封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他不，他选择的做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事发之后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了，没有书面证据留下来，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的点子，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之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突入）王安石的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有谁见过在太平年月里，1000多个老百姓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
这事就发生在公元1071年的宋朝里。
那天王安石还没有上朝，出了这样的事，可以肯定地说，王安石虽然贵为首相，但他家里绝对没有能随时对抗1000多人的机动力量，这时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所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那天早晨，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这个距离里，新法的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九州之大，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的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比较郁闷了，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民众自发行为，1000多个，就算有什么罪名，大家分一下，还剩下什么？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已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分为王安石版，以及御史台版。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账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并且存心恶毒，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要强调的有三点，第一，他不是变法派，一直是反对派；第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第三，他现在已经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并不是说分辨不出，而是没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前，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已经够闹的了，何况这只是个个案，为了缓和矛盾，让新法尽量快、平衡地推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你死我活。
在一千多年以后，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我啰唆这么一大堆，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关于新法的推行，都有人敢耍花样。
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至少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
所以这个“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他。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这些，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没有深究。
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果想成功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首先一步，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变法=军费”之谜。
研究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历代有两种层次。第一，就事论事。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与旧法相对照，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是先进还是蛮干。
基本这种分析，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而已。
所以，从立意上说，王安石是绝对对的；可是从细节上说，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
第二个层次，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结合历代史实知识，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如果不是，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
这种分析法出现，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比如青苗法。总有人强调，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在某地实行过，效果非常好，才在全国推广的。不，不是这样。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他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时。
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当于文贼，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都清楚，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
即“军费”说。
得出这个结论，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却知难而进的行为，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才会得出“军费”说的结论。
而它的萌芽，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而之后，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有一个疑问，一直以来，提起宋朝的军人，如果要排名的话，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是岳飞。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
说潘美，那是从战绩上讲，平南汉灭南唐，攻燕云战辽国，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这无可争议。远比“模范军人”曹彬强万倍；说是狄青，公平地讲，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
自古英雄多悲剧，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个人，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相比绝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传诵，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被历代的写史、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个文人，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个小官，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
他很求上进，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身为长江边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之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成语——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国家西北边疆上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文〃》异族的《〃人〃》动态，这是《〃书〃》命运的《〃屋〃》安排，当宋朝换上了一位年轻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酝酿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给了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孔明先生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的身份，事情的难度都很像。
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的发展方向，占荆州夺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的命运，它的意义又怎么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
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十一国里，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时期的枢密使王朴所写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的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也简单，在宋史里不只是王韶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边儿，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平戎策》共分三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河湟部吐蕃的分裂。
河湟吐蕃的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和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病死后，局面乱上加乱。
继任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董毡。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两部中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
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个祸胎。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这时就不同了，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那时宋朝怎么办？
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
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
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这是后来对王韶的《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河湟部吐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