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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把我的话译成英文，他似乎还加了几句我不懂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母亲笑了，孩子们笑了，我祖父也笑了。祖父眨眨眼，连连惊呼“好狗①”，这句英国话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但我发现卡比并没有显出什么得意的样子。
① 原文是英语。
“既然如此，”我父亲继续说，“我有个建议，不过马西亚应该先说一下，他愿不愿意留在英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愿意和雷米在一起。”马西亚回答。
啊，这个马西亚，他远比他自己说的要机灵，他是如此机灵，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吧！
我父亲猜不透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因而对马西亚的回答表示满意。
“既然这样，”他说：“我就来说一说我的建议吧。我们不是有钱人，大家都得干活才有饭吃。你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撂下自己正在忙着的活儿专门赶到我的家门口来买东西的，是不是？所以到了夏天，我们要跑遍英格兰，让孩子们专门跑到一些人的家门口去推销我的商品；可是到了冬天，象现在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大生意好做了；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还在伦敦，雷米和马西亚就应该到小街小巷去演奏，我敢肯定，他们马上就可以每天都挣到大钱，尤其是因为圣诞节和除夕这样的年终节日已经临近，夜间到一家家门口去唱歌的时候快到了，去祝福节日、祝福这些守岁的人吧！去唱‘圣诞之夜’歌和赞美歌吧！这在我们英国叫‘韦茨’①，这正是你们这样能唱会拉的孩子们挣钱的好机会。但是，总不能让摇钱树卡比闲着吧，在这个世界上，浪费是万万要不得的，因此，让阿合和南德带着卡比去表演节目。”
① 原文是英语，“韦茨”是这个词的音译，指圣诞之夜到各家门口去唱歌的歌咏队。
“卡比只有跟我搭档才能演好，”我急忙说，“把我和它分开是不合适的。”
“阿仑和南德会教它的，你放心，你们这样一分开，大家可以多挣几个钱。”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再说，我和马西亚的进帐也会减少。我们和卡比在一起，挣的钱可就多啦。”
“我们就说到这里吧。”父亲对我说，“我说该做什么，大家就得做什么，而且要立刻去做，这是家规，我要你也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它。”
既然不许可反驳，我只好一句话也不说，但我暗自想道，我为卡比也设想过一些美梦，但它们实现的时候竟也如此悲惨，同我为自己所设想的美梦一样，都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可怜的卡比，我们就要分手了，多么叫我心疼。
我们回大车去睡觉。父亲今晚没有把我们反锁在里面。
我已经上床躺下了，马西亚脱衣服总是比我慢一点，他过来贴着我的耳朵悄悄说：
“你看，被你称作父亲的那个人，不止是要孩子们替他干活，还要狗替他挣钱，这总该叫你睁开眼睛了吧？我们明天就给巴伯兰妈妈写信。”
可是，第二天我必须训练卡比。我把它抱在怀里，不时吻吻他的鼻子，向它轻声地、耐心地解释我对它的期望。可怜的狗！它是在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在用怎样的神气听着我！
我把牵狗的绳子放到阿合手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卡比真是条聪明、温顺的好狗，它跟随我的两个弟弟走了，脸上露出悲哀的样子，然而决没有反抗的意思。
我和马西亚呢，我父亲要亲自带我们到一个赚大钱的地方去。我们穿过整个伦敦，来到了这个都市的一个地方，那里尽是带有柱廊的漂亮住宅和两旁有花园的好看的林荫马路；我发现在这些有着宽阔的人行道的漂亮马路上，根本没有衣衫褴褛和面黄肌瘦的穷人，只有服饰艳丽的阔人家的太太和那些车身亮得如同玻璃、由头上扑了粉的魁伟的车夫驾着的、套上骏马的华贵马车。
伦敦西区距离贝司纳尔格林很远，因此我们很晚才回到红狮院。当我又见到卡比的时候，我的心放下来了，它虽然满身污泥，但神态是欢乐的。
我因重新见到卡比而感到如此高兴，连忙用干草给它擦了又擦，还用羊皮袄把它裹起来，让它睡在我的床上。我们两个谁为了谁而感到这样欣慰，这是不容易说清楚的。
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天。我和马西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区或那个区演我们的节目，至于卡比，它每天都由阿合和南德带着出去，它有它的节目要演。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对我说，我第二天可以带卡比出去，因为这一天他要把阿仑和南德留在家里。
这件事使我们高兴极了，我和马西亚商定，打算第二天靠卡比去好好挣一笔钱，好让父亲从此把卡比永远还给我们。既然这是关系到夺回卡比的大事，我们决定哪怕再辛苦也要把明天的节目演好。
早上，我们给卡比认真地打扮了一番；吃罢早饭，我们便向那个由经验告诉我们的、有着最“肯掏钱的贵宾”的区出发。要去那里，我们必须在伦敦作一次自东向西的穿行，也就是说，要经过霍尔本街和牛津街。
但是很不幸，浓雾已经连续两天没有消散了，这对于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性是不利的。这个天，只有伦敦上空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是一大片桔黄色的蒸汽般的云层，街上弥漫着灰色的烟雾，几步以外你就看不见东西了；没有人走到街上来，他们宁肯在窗背后听我们演奏，他们几乎看不见卡比。一想到这一天的计划可能要落空，我们感到很恼火，马西亚就骂开了，“这该死的‘雾①’！”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分钟之后，雾给我们帮了大忙。
① 原文是英语。
我们走得很快，让卡比紧跟在我们后面；这种时候，最好不要用绳子控它，因为只要向它发一声名熟悉的口哨声，它一定会奔跑着跟上来的，这比用牢固的链子强拉着它快跑要好。我们很快到霍尔本街。大家知道，霍尔本街位于伦敦的繁华的商业区，它在伦敦是行人最多的街道之一。我突然发现后面的卡比不见了。它怎么啦？真奇怪！我走到一条小街的尽头停下来等它。雾很大，能见度很低，所以我只好轻轻吹着它听得懂的口哨。我心里有点担心，生怕别人偷走了卡比。正在这个时候，它奔过来了，嘴里衔着一双羊毛袜子，尾巴摇个不停。它把前肢趴在我身上，把袜子递给我，让我接住。它似乎有点洋洋得意，好象成功地演完了一场难度很大的节目后，来向我请赏似的。
这一切全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的，我被弄糊涂了。马西亚一手迅速接过袜子，一手把我拉到小街上。
“快走！”他对我说，“但别跑！”
过了几分钟，马西亚才向我说明逃走的理由。
“刚才我和你一样，正嘀咕这袜子是怎么来的，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小偷在哪里？’这小偷，你知道，就是卡比。没有这场浓雾，我们早已被当作小偷抓起来了。”
我完全明白过来了，我惊呆了。他们竟把善良诚实的卡比变成了小偷卡比。
“咱们快回家！”我对马西亚说，“你用绳子把卡比拴好。”
马西亚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迅速回到了红狮院。
父亲、母亲和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子旁忙着叠布。我把袜子往桌上一扔，阿仓和南德见了高兴得笑了起来。
“这是双袜子，”我说，“是卡比刚偷来的；有人把卡比教成了小偷，我希望这不过是为了好玩才这样做的吧！”
我讲的时候，人有点发抖，但我的语调从来也没有这个时候那样的坚定。
“假如不是为了好玩，”父亲问，“那你又打算怎样呢？我要你把话说清楚。”
“我就用绳子把卡比的脖子捆上，尽管我喜欢它，我还是要把它淹死在泰晤士河里；我不愿意让它成为小偷，我自己也不愿意做贼。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和卡比总有一天会变成小偷的话，那我这就带着它一块儿去淹死在这条河里。”
我父亲死死盯着我的面孔，做了个由激怒引起的、好象要把我掐死的动作，我感到他那双眼睛在烧灼我。然而，我不低头，不闭眼。他的紧绷着的脸慢慢地松开了。
“你说得有道理，这不过是个玩笑罢了，”他说，“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卡比从今以后只和你一块儿出门。”
第十六章 漂亮襁褓的疑团
我想同我的弟弟阿伦和南德亲近，但他们总是用敌意来报答我；我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他们一概不欢迎。很显然，在他们的眼中，我不是他们的兄弟。
在卡比事件发生之后，我和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就显得更加明显了。我虽然不能方便地使用英语来向他们表达我的意思，但我能使用一种颇为强烈的、也更能反映感情的表意动作，那就是让我的两个拳头来代替我说话。如果他们胆敢碰卡比的一根毫毛，他们就会发现还有我这个人在保护它，我会替它报仇雪耻。
弟弟们不认我，但我不是还有两个妹妹吗？可是，那个大的，也就是叫安妮的那个，她对我的感情并不比她的两个弟弟更好些。和他们一样，我亲近她，但我的好心换来的从来不是好报；而且，她总是天天要出点主意来跟我搞些这样那样的恶作剧。正因为这样，我应当说，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姑娘。
阿仑和南德把我推开，安妮处处捉弄我，最后只剩下小卡特一人了。她只有三岁，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和她的哥哥姐姐们结成一伙。她随意让我亲吻，首先是因为我让卡比给她表演各种把戏；其次是因为他们把卡比还给我以后，我常常给她带回些糖果、糕点和橘子之类的吃头。这些东西是在演出时候由小观众们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那是给狗吃的。”用橘子喂狗可以说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橘子可以使我获得卡特小姐的好感。
当我下船踏上英国国土的时候，我的心中对我的家庭充满了那么多的温存的爱意；而现在，全家中只有小卡特一人允许我爱她。祖父老是在我走近他的时候朝我身边怒气冲冲地吐唾沫；父亲只是在每天晚上跟我算帐要钱的时候才理我；母亲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家里；阿仑、南德和安妮仇视我；只有当我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的时候，卡特才让我亲亲她。
我象从高处掉了下来，一跤跌进了万丈深渊。
尽管我起初否定了马西亚的假设，然而在一个人独自伤心地寻思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也开始对自己说：如果我真的是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们给予我的应当是另外一种感情，而不该是现在的这种冷漠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无情。
马西亚看到我整天愁眉苦脸，便猜透了我的心事，他常常装作自言自语的样子，对我说；
“我很好奇，真想早点看到巴伯兰妈妈的回信。”
为了取这封“留局待领”的回信，我们改变了每天的路线，不再经西史密斯运动场去霍尔本，而是直接朝着邮政总局走去。也不知扑了多少次空，我们最后终于收到了这封期待已久的复信。
邮政总局决不是读信的好地方。我们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街，在这条小街中间有一条小夹道，我们走进这条小夹道后便停了下来。我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巴伯兰妈妈的回信，这封信自然是由夏凡侬的本堂神父代写的。
我亲爱的小雷米：
我对你信中告诉我的那些情况，感到惊骇和愤慨。因为按照我那可怜的巴伯兰在勃勒得依街把你捡回来以后所经常说的那些话来看；从我和那个找你的人交谈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的父母的财产状况是富裕的，甚至是极其富裕的。
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巴伯兰把你带到夏凡侬时你穿戴的样式上得到确证；因为你当时身上穿的是只有富家婴孩才穿得起的婴儿衣服。你要我向你描述当时裹着你的襁褓的样子，这对我是很容易做到的；考虑到当人家来向我讨还孩子的时候，这些婴儿穿的衣服对辨认是有用处的；我又始终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因此，我把它们一直很好地保存到现在。
首先应当说的是，你没有什么襁褓。我过去曾经对你提到过襁褓，那是习惯上的说法，因为按照我们本地的习惯，婴儿总是包在襁褓里的；但是，你当时并不是用襁褓包着的，你穿的是衣服，你并没有襁褓。
那时穿在你身上的几件衣服是：一只花边软帽，由于它太精致、太漂亮，因而一眼看去就能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你身上穿的是件在领子和袖口上都镶着花边的细布内衣；此外，还有法兰绒尿布，白羊毛小袜子，用白毛线结的、带着小丝带的小鞋子，一件白色法兰绒小长袍和一件带着风帽的白色开司米小大衣；风帽的衬里是绸的，外面绣了漂亮的花。
你被抱回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所用的那块布的尿布，并不是你原来的尿布，那是因为你原来的那块叫你尿湿了，有人在警察局长那里给你换上了一块布的；原来的那块法兰绒尿布现在我也保存着。
最后还得补充一句：这些东西都没有标记，法兰绒尿布和内衣上原来大概都是绣着标志的；按照通常的习惯，标志是绣在衣角上的，但是人们发现在你的内衣上和尿布上，都有一只角被剪掉了，这说明有人耍尽了手腕，想使调查无法进行。
我亲爱的雷米，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东西，你只要写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不能再送给我那些你答应过要送的礼物而难过。在我看来，那头用你省下来的面包钱为我买下的奶牛，已经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奶牛总是那么健壮，产奶量一点也不减。全靠了这头奶牛，我现在生活得很自在。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你，也想起你的小同伴马西亚。
给我写信吧，我将高兴地听到你的消息，我希望都是些好消息。象你这样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怎么可能到了家里反而感觉不到幸福呢？这个家里的人不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吗？他们为什么不象你应该得到的那样来疼爱你呢？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热情地亲吻你。
你的乳母巴伯兰寡妇
信的结尾使我很伤心。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她始终待我这么好！她疼爱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象她一样疼爱我！
“真是位好大妈，”马西亚说，“她没有忘记我，不过，即使她把我忘了，我也会感谢她写来了这么详细的口信。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你当时被偷走时穿的衣服一件一件讲出来的时候，他是不应该说错的。”
“说不定他忘记了。”
“别那么说。既然只有衣服才是找到孩子的标记，那怎么可能记不起孩子失踪时穿的衣服呢？”
“在我父亲回答之前，你最好不要作什么假设。”
“我没有作假设，是你说他可能忘记了。”
“好吧，等着瞧吧！”
向我父亲询问我被人从他家里偷走时穿的是什么衣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天真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他有怀疑的用意，所以我变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了。
有一天，因为下了一场冰冷的雨，我们比平日回来得早些，于是我鼓足勇气，在同我父亲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使我忧虑、苦恼的问题。
我还刚开个头，才只说了一两句话，父亲的眼睛便把我死死地盯住了。他肯定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搜寻出一些东西来。平时只要我偶尔在谈话中刺痛了他，他也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的。然而这一回，我顶住了他的目光，比我希望在这一时刻所应有的表现还要坚毅得多、沉着得多。
我相信父亲已经被我激怒了，他决不会让这件事情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不安地瞧了一眼马西亚，他正在听我们说话，但又装出一副并不在听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要让马西亚自己明白，他要我冒这样的危险是何等愚蠢。但是，我判断错了，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的一脸怒容很快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微笑，微笑中固然夹杂着冷酷无情和不怀好意的神气，然而微笑总归还是微笑。
“我们能够把你找口来，靠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向人说明你被偷走时所穿的小衣服；花边小软帽啦，镶花边的小内衣啦，尿布、法兰线长袍、羊毛袜子、毛线小鞋子、白色开司米绣花连风帽小大衣啦，等等。我一直对绣在你小内衣上的‘弗·德’这个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弗·德’是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的缩写，也就是你的姓名的缩写；但是这个姓名编写被偷走你的女人剪掉了。这个女人很细心，希望别人永远找不到你。我不得不向人出示你的洗礼证书，这证件是我在我们本堂区的教堂内抄录下来的；我出示过以后，人们又把它还给了我，现在仍由我妥善地保存着。”
说完，他用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殷勤在抽屉里翻寻起来，从里边很快抽出一张盖了几枚图章的大纸。他把那张纸递给了我。
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问道：
“要是您同意，就让马西亚给我翻译一下。”
“好。”
马西亚总算好歹把它翻译了出来，那上面写着，我生于八月二日星期四，是帕特里克·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格朗热的儿子。
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然而马西亚并不满足。晚上，当我们回到大车以后，他弯下腰，象他平常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