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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时，父亲总会要求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米饭要煮得松软，饭粒与饭粒要分开，不能粘在一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为自己的好运气、有眼光挑选了最优秀的老婆而自豪。如果发现有几粒米饭粘在一起，他就会沉下脸，客气地向客人打个招呼，然后走进厨房，不由分说，一把抓起我母亲的头发，从她手里夺过金属长柄勺，朝她头顶击下去。母亲飞快地往头上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那双手就这样不知被打过多少次，伤痕累累的。有时她被打昏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不顾仆人惊恐的眼神，抓一把热的柴火灰压在头顶止血，然后又开始干活，确保下一次的米饭粒粒分开。
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暴打，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毒打意味着爱。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打他的老婆，那就表示他不爱她了。他对我有期望，只有我令他失望时才打我。”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可她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她生存下去的信念。
母亲决心满足父亲的期望，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或因为恐惧，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她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我父亲。
正因如此，那天，当她看到父亲的第七个妻子的迎亲队伍从村子里蜿蜒走来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她站在台阶上，边上的一个女仆正拿着杵在一个大石臼里磨粉。她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突然夺过杵，在石臼里疯狂地磨起粉来。身为家中的女主人，她通常是不干这样的粗活的。
但即使是自怜，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也是不允许的。她要负责这次婚宴的餐饮，并且确保新娘在阿卜杜勒 · 拉赫曼家吃的第一顿囊括了最佳美味和最优招待，这才能与父亲的身份相符合。如果她未能为自己的新情敌准备一场最丰盛的宴会，她的丈夫一定会生她的气。
婚礼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我母亲而设的。身为众多妻子中的头儿，她要去迎接新娘的队伍，然后把拳头紧紧地放在新娘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比新娘大，身份比新娘高，今后对方要听从她的命令。她抬头一看，新娘、新娘母亲和妹妹三人一进了呼利大宅的大门，就有仆人帮她们下马。她们脱掉了长袍，两个年轻的便在众人面前展现她们的美貌。两人都长着齐腰的乌黑头发，其中一个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以自信的眼神直盯着我母亲，撅着嘴唇。我母亲不慌不忙，把拳头牢牢地放到她头上。那女子大为吃惊。我父亲咳嗽了一声，又马上笑开了。另一个女子满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母亲认错了新娘，她把拳头放到新娘妹妹的头上去了。母亲惊讶地迅速缩回了双手，但已经太迟了，婚礼的队伍已经进屋准备吃喜酒了。她唯一的一次公开展示管家权力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13个月之后，我母亲来到一座偏僻小山上，在一间简易的木棚里生孩子。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最心爱的男人的宠爱，孤独可怜。三个月前，父亲新娶的年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恩内亚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双巧克力般的大眼睛，活蹦乱跳的。我母亲生完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再生。她怀孕期间，浑身难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因为生了太多的孩子，她的身体也垮了。恩内亚特的母亲则完全不同：因为是第一次怀孩子，她胸部坚挺，脸颊红润，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上去越发漂亮。
虽然我母亲怀有6个月的身孕，但她还是坚持着为产妇接生。就在恩内亚特呱呱坠地，呼吸生平第一口气的时候，贝比简抓起他的小手贴近自己的肚皮，轻声祷告自己也能生这么个男孩，然后赢回丈夫的宠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被视为一无用处。即使在今天，妇女仍然祷告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让她们有身份，令她们的丈夫欢喜。
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我本来应该像恩内亚特一样健康可爱的。生下我之后，母亲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人在意我是死是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拯救我母亲身上了，我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炽热的太阳底下烘烤。
我差不多在太阳底下躺了整整一天，把嗓子都哭哑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他们完全是顺其自然，让我自生自灭。我的脸被太阳灼伤得那么严重，以至于青春期的时候，脸颊上的疤痕都还没褪去。
等到他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而看到我脸上的晒伤，又非常担忧，一改最初的冷淡，转而迸发出母爱的本能来。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等我终于停止哭泣了，她倒默默地抽泣起来，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
我不知道那天真主为什么饶我一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他在多个场合拯救我，但我知道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真主是真诚地祝福我，让我从此成为贝比简最宠爱的孩子，并在我们母女之间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深切体会到在阿富汗做个女孩子真难。一个新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一句迎接新生儿的欢迎词。
然后，等女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允许上学。送她去上学？她的家庭够勇敢够富有吗？当她的兄弟长大了，他就能代表整个家庭，挣的薪水也可以帮助维持一个家，所以人人都希望让儿子接受教育，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唯一的前途就是嫁人。她们在经济上对家庭没什么贡献，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根本没必要让她们接受教育。
等女孩子到了十二岁，亲戚和邻居开始在背后议论为什么她还没嫁人。“有人向她求婚了吗？”“有谁准备娶她了吗？”如果没有人向她提亲，饶舌的人就会说她是个坏女孩。
如果家庭成员不理会这种闲言碎语，等女孩子长到十六岁，也就是法定结婚年龄，还没给她找到一个婆家；如果让她自由恋爱嫁给某人，或者允许她不听从父母的安排（这是极罕见的），那么她或许还有一丝找到自己幸福的希望。但是，如果这个家庭有经济压力，又被闲言碎语所怂恿，他们就会在她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把她嫁出去。那个一生下来就听到“是个女儿”的人此刻自己也成了母亲；如果她生的也是女儿，那么她的婴儿听到的第一句话也是“是个女儿”。就这样，一代传一代。
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一个文盲妇女生的“女儿”。
本来做个普普通通的女孩是我的命运，很可能也是你们的命运。但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凭着她的非凡勇气，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挚爱你们的妈妈
童年往事
1977年
我的童年早期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样，金黄金黄的：阳光从帕米尔山脉照射下来，穿越峡谷，爬到我们村庄的土屋屋顶。我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闪即过。屋顶就这样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阳光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气中弥漫着果树散发的芬芳，还有我母亲一头乌黑的长辫子散发的香气，而她满脸的微笑更是为景色平添了几分亮丽色彩。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库夫峡谷，号称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葱、土地肥沃，峡谷边上长着密集的黄绿色树林，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浓郁的色彩。我们的房子正对着一条波光粼粼的蓝色河流，远处就是陡峭的山脉，沿着山脉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树和榆树，刚好长在草木茂盛的岸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驴叫声、有切干草的嗖嗖声、有河水的叮咚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直到现在，库夫仍然是唯一一个能令我一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
我们的屋前有一个花园，母亲把它修整得井井有条。我们在里面种了很多生活必需的作物和各种水果，如：胡椒、大南瓜、橄榄、桑树、桃子、杏、苹果。我们甚至自己养蚕，搜集蚕丝制作地毯。父亲很喜欢从国外进口树苗和种子，所以我们的花园里有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几棵黑樱桃。那一天，黑樱桃幼苗运到时的情形，种下幼苗的场景，那种弥足珍贵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天气暖和时节的傍晚，女人们纷纷来到花园，在桑树底下，坐上半个小时——这是一天之中她们唯一放松的时段。每人都会捎来一小碟吃的，大家坐着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那时候，许多村民穿的还是木鞋，因为去法扎巴德买双普通的鞋子还很困难，村里有个老人专门做木鞋。这种鞋子看上去就像雕刻出来的小型威尼斯刚朵拉，坚固耐穿。他还会在鞋跟上敲一枚钉子，冬天的时候，妇女们出去打水，鞋子就可以扎进冰面，不至于滑倒。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尽管穿上去并不舒服，而且也不是给儿童穿的。每当有女人来拜访，把鞋子脱下放在门口，我就过去偷偷穿上，然后一拐一拐地出去玩耍。有一回，我穿上一件刺绣连衣裙，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给我做的。我本来不该穿着它出门，可我不想换，还穿了一双木鞋，和我的小伙伴到井边玩。鞋子太大了，结果可想而知，我绊倒了，摔个仰面朝天，连衣裙也划破了。
但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厨房。这个房间墙壁上涂了泥浆，一端有三个柴火炉子，中间有一个大型塔努尔面包炉，另一端是一扇离地面很高的窗户。
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我母亲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打盹、炒菜做饭、照顾孩子。唯有在这个房间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
女人们每天要做三次面包，有时一天要做的面包多达五六十个。房间里总是烟雾缭绕。在烤面包的间隙，她们还得准备午餐和晚餐。如果父亲有客人，四个炉子一起烧，散发出的热气真叫人无法忍受。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兴奋，因为我会把朋友们带到厨房吃剩下的饭菜，这可以提高我的人气和威信。大多数村民比我家穷，有品尝美食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孩子是从来不被允许靠近会客厅的，倘若有人胆敢往里面偷看，守卫门厅的保镖只要朝我们一瞥，大家就会四散逃窜，寻找避身之处。
因为没有男人们看着，厨房就成了妇女们闲聊的天堂，大家在这里可以放心地说笑，孩子们总能得到从架子上一排排的罐子里拿出来的干果和糖果。冬天的晚上，面包烤熟之后，我们就着塔努尔面包炉里的灰烬给双脚取暖，腿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那情景毕生难忘。
每天夜里，我们展开睡垫，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妻子和女儿们没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垫。男孩年纪还小的时候，也跟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几个人共用一个卧室。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首先，她从与家庭有关的故事讲起。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姻，讲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感受，讲从少女时代到为人妻子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成婚后要承担起很多责任。讲完这些，她又会跟我们讲起遥远的王后、国王、城堡以及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勇士，我们总能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讲爱情故事，也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们尖叫。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个天空。
我对峡谷源头的大山之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关心。我只在乎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是不可分离的。不知怎的，母亲似乎把从父亲那里失去的爱在之后的岁月里加倍给了我。自从听了我大姑妈佳达讲的事之后，母亲不再因为我是个女儿而耿耿于怀了。有一天，我父亲从外头回到村庄的时候，大姑妈对他说：“阿卜杜勒 · 拉赫曼，你妻子给你生了一只老鼠，一只小巧的红色老鼠。”他哈哈大笑，马上要求见见我，那是他头一回提出要看看新生的女儿。看到我被太阳晒得轻微灼伤，满脸疤痕后，他把头往后靠，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还对我大姑妈说：“不必担心，姐姐。她的妈妈有着优良的基因，我相信这只小老鼠长大了一定也可以像她妈妈那么漂亮。”母亲听说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哭了。在她看来，这表示父亲依然爱她，也等于是在向她说，不要因为没有给他生个儿子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她后来经常讲起这件事，我听了不止上百遍。
但是，那时的父亲态度冷淡，总让人感觉不可接近。那段时期，政治在阿富汗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政权发生了更迭。穆罕默德 · 达乌德国王趁着沙哈国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和平政变，废除了国王，任命自己为阿富汗第一任总统，还中止了宪法，解散了国会。
不久，我父亲就因为不服从新总统的领导而被囚禁了。他大力抨击新政权，向达乌德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宪法和国会。政治上的反对声在全国此起彼伏，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阿富汗的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和苏联，再次将政治触角伸到了阿富汗的国土。
我父亲很少在家，基本上都在喀布尔。他不在的时候，整个屋子的气氛也轻松许多，孩子们的笑声响彻房间。但是，当他回到家，整个大宅的女人们就会在走廊里紧张地来回穿梭，忙着给他的客人备酒菜，还要设法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以免打扰到他。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通常还是很高兴的，想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我们肆无忌惮地从厨房的储物柜里偷偷拿一些巧克力出来吃，因为知道母亲全部心思都在父亲身上，无暇阻止我们。
对于父亲，我没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记忆。我依稀记得他常穿着一件白色夏尔瓦克米兹及膝长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马甲，头戴一顶羔羊皮帽，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后。呼利大宅的屋顶又长又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在上面走来走去。下午开始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黄昏也不停歇，边走边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后，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纪，我已感觉到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他给我们带来多少压力和麻烦，也不管他对我们的打骂有多吓人，我依然对他充满敬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既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贫穷的人们的压力。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家的时候，位于我们呼利大宅后面的单层楼会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有人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有人是来找他帮助解决家庭纠纷的；还有人捎来消息，说是大山里的部落叛变或是发生暴力事件；还有一些人穷困潦倒，迫切需要他的资助。他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娱乐。既然如此，怎么能怪他对家人苛求呢？当然，我并不宽恕父亲毒打母亲，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在其他方面，就社会传统而言，父亲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丈夫。今天，我比任何时候更能理解父亲，因为我可以想象他的工作量。我能理解政治竞技场上的压力，能体会没有个人时间、身担要职和重任的滋味。我想，我母亲也是理解的，这也正是她为什么能默默忍受那么多的缘故。
按照父亲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法中的法律制度，男人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妻子，不能厚此薄彼。我也认同伊斯兰教义所倡导的公正精神。单纯地就理论而言，这是建立在伊斯兰教伦理价值基础上的一种公平制度。但是，人的心不能总是遵循理论的，在一夫多妻制下，这样的平等无法存在。怎么可能让一个男人不对一些妻子好一点儿，对另一些差一点儿呢？父亲的套间取名巴黎套间，是他特意从喀布尔请来一名画家用手绘壁画装修的。房间的两扇窗户面朝杏树花园，夏天一到，一股清新的杏树芬芳悄然而入，任何空气清新剂都无法与这种自然的芳香相媲美。
父亲在家时，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妻子共睡一张床，唯一的例外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利法。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男人最多只能娶四个妻子，父亲为了能娶到更多，跟最初的那个妻子离婚，让第二个妻子顶替了哈利法的位置。根据约定，离婚后的女方保留妻子的身份，经济由男方承担，是失去了婚姻内的亲密关系，永远不能再跟丈夫一起睡。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女人眼中的悲伤：本来作为原配，她很有权力和身份，但却被迫过着无性的生活，使她的地位大打折扣。而我的母亲虽然是第二个老婆，却成了正室。哈利法从来没有生我母亲的气，也没对她不敬，我真想知道，我母亲第一次被我父亲带回家时以及被授予正室身份时哈利法是否感到很伤心，可怜的原配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夺取了正室位置，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儿？我想，我父亲最期待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睡的晚上。母亲记得，在必要的婚内亲密行为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躺着聊天，一直聊到凌晨。父亲会向她讲述工作上的事，在喀布尔遇到的政治压力，还会教她怎么种地、怎么收割庄稼、怎么出售奶牛。父亲不在家时，她俨然是一家之长，所以当地人都称她是瓦基勒先生的副手，或者说是老板的代理人。
政治上的事务越难，父亲就越依赖母亲。只有家庭和睦，家中运行得有条不紊，他就能安心应对国会里的种种阴谋。经营农场和大小事务的是母亲，父亲不在时把家管理得秩序井然的也是母亲，解决各个妻子间争端的也是母亲。处理这些事务她没有一套自己的技巧可不行。
个别妻子，尤其是第三个妻子尼亚兹，嫉妒我母亲的地位，还试图挑拨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女人很聪明，但因为一生做的都是单调乏味的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