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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姐姐和母亲老早就讨论过我会有怎样的婚礼。几年来，她们一直在聊个不停，从我穿什么样的婚纱，到什么样的发型，到酒桌上的菜品。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家相对富裕，所以大家都认为我的婚礼会很有排场，四面八方的宾客云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排场，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快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啊。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听，只想听母亲再一次讨论她对我的婚礼的计划。失去了她依然是我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
还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的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竟然会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度过。因为他们的统治，婚礼上不能播放音乐，不能拍录像，不能跳舞。所有的饭店和婚宴大厅都关闭了，欢庆仪式也遭到禁止。我想，所有的女人，无论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希望婚礼举办得完美无缺。这听起来像是少女的口吻，有点傻气，但是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晚上，我伤心得哭了，因为失去母亲而哭，为失去当个漂亮新娘的机会而哭。
尽管当局立法强迫妇女穿蒙面长袍，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去买件新的。每当不得不出门时，我就穿上母亲生前穿的那件。她的蒙面长袍比起如今常见的在巴基斯坦设计并大批量生产的蓝色便宜货漂亮许多。在母亲那个时代，妇女们视长袍为身份，母亲有一件与她权贵之妻身份极其相称的长袍。这是一件深蓝色丝绸长袍，浅浅的折痕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柔和的沙沙声。遮脸部分是一层银色细网纹，眼睛刚好可以从这里透视。衣服脏了，母亲会交给一个专业洗衣工，将每一个折痕用蒸汽熨斗熨回原样。对她而言，拥有这件衣服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大耻辱。即使我结婚了，穿的还是母亲的蒙面长袍，可如果我不得不穿一件，那么至少这件衣服应该能够让我回想起母亲来。
出门购物的那天，我由未婚夫陪伴。这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跟他重逢，上一次我正面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是在大学里，当时塔利班还没掌权。那天他来普勒胡姆里找我哥哥确定婚事时，我躲在窗帘后面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在大学的时候，游击队还控制着时局，他刚长出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他的头发和胡须都蓄长了，看起来也不那么英俊了。透过讨厌的蒙面长袍，我不停地偷看他的胡子，长在他脸上真叫人不喜欢。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阿富汗在倒退，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唯有文盲统治下的黑暗。
塔利班这时开始实行一项新规：任何女性外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必须有一个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陪伴。这条规定与其他规定一样，不是阿富汗文化，倒是更像阿拉伯文化，我奶奶那一代的女性才不单独外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在阿富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任何其他文化的自然进程一样。可如今，塔利班又把人们带回到旧时代。
塔利班在市内到处设置关卡。如果他们拦下你的车，就会盘问个不停，要你说出名字，你父亲的名字和亲戚的名字，问题多得数也数不清，直到他们认为男的跟女的确实不是朋友而是亲戚关系时为止。“恶习与美德部”就是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而且尤其喜欢毒打妇女。在婚礼集市上，他们打的就是像我一样去买礼服的女子。有一个女孩子穿了白色的裤子，或许她不知道穿白色是禁令，或许她没受过教育，或许是太害怕了，而不敢出来，一直躲到今天的缘故。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我听到一个阿拉伯人朝她大声叫喊（这时很多阿拉伯士兵加入塔利班组织，并居住在喀布尔）。几名士兵拿着一根橡胶皮鞭，把女孩按倒在地，抽打她的双腿，女孩疼得号啕大哭。我不忍看，转过脸去，咬紧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样的不公令我义愤填膺，而我却无能为力。
“恶习与美德部”的汽车声我永远都忘不了。这种车往往是海拉克斯牌的皮卡，走街串巷，上面载着读《古兰经》的祈祷人，通过扩音器大声宣传。一听到车子的声音，在户外的女人们马上找地方躲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或者一丝儿的不端行为，只要被塔利班发现，你就会遭到毒打。有时候，他们甚至就看着你，然后无缘无故用鞭子打你。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被打，她的母亲和姐姐见状就扑了上去，试图保护她。塔利班就把三个人一起打。这一幕真是疯狂至极。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外出：我嫂子、我未婚夫，他的姐姐和我。幸运的是塔利班分子没理睬我们。我们买了婚戒，至少也得有个能从中获取一点儿小小的快乐回忆的物件吧。我敢说，哈米德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一定看得出我开心的笑容，当时他正为婚戒付钱。由于婚礼活动管得甚严，集市上大多数的衣服店都没进新货，东西少得可怜，我只好用心慢慢寻找。我一直想拥有一件蓬袖礼服，可如今裸露手臂也被禁止了。
在婚礼上，阿富汗的新娘通常先后换三到四次礼服，每次的颜色均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在“海娜之夜”①，我选的礼服是浅绿色的。在“尼卡”②环节，也就是仪式的第一部分，新娘常常穿深绿色的衣服，但我想与众不同，所以就选了粉红色。这是一种带有玫瑰色的粉红，它代表的是一种欢乐的色彩，给塔利班的灰色统治带来一丝亮丽，光看着这粉红色的礼服就让我精神振奋。“尼卡”环节之后新娘再换一次礼服，进入接待晚会环节。通常在这个环节里，新娘穿的婚纱是白色的连衣裙和面纱，与西方国家的新娘穿的类似。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我的婚礼可以按照传统想办多大就多大。不但亲戚、朋友，还有政治上的同盟、支持者、巴达赫尚省的老乡都会受到邀请。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之家，婚礼兼具大型社交功能。可是，由于眼下婚礼宴会厅关门了，我们没地方举行大型宴会。再说，战争时期，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大打折扣，我怀疑是否还能办得起那么大的婚礼。即便如此，我家还是邀请了1000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到后来，真正到场的来宾数接近1500人。
阿富汗的婚礼一般也遵循严格的隔离制度。女人和孩子在一侧，男子在另一侧。如果在一个婚礼宴会厅里举行，这就意味着要么给男性女性各自单独一个房间，要么就在大厅中央用大窗帘布隔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婚礼放在两栋房子举行：一栋是我哥哥的房子，另一栋是邻居家的。婚礼前夕，我们举办了传统的海娜仪式。按规矩，新娘的双手要涂上海娜墨水，我们是去美容店做这件事的。本来我很喜欢去这种美容店，但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我提不起一点儿兴趣。这场婚礼，无论是礼服的质量还是我的发型，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尽了力，但在内心里总觉得很粗糙，顶多算凑合。
海娜仪式持续了大半个晚上。通常这一仪式在婚礼前几天举行，以便新娘有几天的休息时间来准备婚礼，我们没得选择，只好在婚礼前夕举行。几个女子围成一圈，击着“戴拉”（一种类似鼓的乐器），唱着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累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但说实话，即使“海娜之夜”提前一个星期举行，我在婚礼前夕也一定彻夜难眠。
我的婚礼既甜蜜又痛苦。母亲已经归西，健在的姐妹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不能来参加婚礼。曾经刚生下我来就想让我死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干得那么起劲为的就是我能有个好未来，在病榻上，趁弥留之际给我挑个好丈夫的母亲，竟然不能参加我的婚礼。准备婚礼的时候，没有她在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鼓励的话语，真的比走在滚烫的钉子上还令人心痛。
早上六点，发型师用卷发器给我卷发。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叹息，说我面色很憔悴，应该多睡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半，然后才开始化妆。发型师看到我这副模样，依旧用啧啧声对我表示同情。照了镜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的一点儿都不差，我确实很难看，黑眼圈，满脸痘痘。还有一件令我异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来打算偷偷地用录像机或者让专业的摄影师将婚礼全程拍摄下来，塔利班禁止人们录像，但一些录像从业人员愿意冒险，只是服务价格比以往贵两倍，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哥哥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门地位卑微，他就怕这些人会向塔利班当局告发我。所以，我的婚礼没留下任何形式的纪念，只有几张朋友们用自己的照相机偷偷拍的粒相快照。
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眼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拿着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私人时间里，兄长和我相拥，默默哭泣，深深体会到失落的苦楚，继续前行的喜乐，生活变故的苦痛。到了后来，他止住了哭泣，来了一句“来，法齐娅宝贝”，然后摸了下我鼻尖，微笑着将我领出房间。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的父亲是我此生最爱。对我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说，他不仅仅只是般配，和他结婚确实是我最大的幸福。
婚姻是女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仪式，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婚姻不该阻止女人去实现梦想。恰恰相反，她的梦想也应该成为她丈夫的梦想，而她丈夫的梦想也应该是她的梦想。作为新人，他们应该风雨相依，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世界。
有时候，我渴望看到你们结婚，但是，另一些时候，我又不希望这样，因为，真到了那么一天，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小女儿们了，而是真正成了女人。我不希望那一天这么快就到来。
当然，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找到真爱。爱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人人都这么想。许多人认为责任、尊重、宗教信仰和纪律相较于爱情更为重要。
而我认为，这些事情并非不能相容。爱情可以和责任并存。因为责任，爱情长青，因为尊重，爱情永恒。
挚爱你们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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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迎接新生活
1997年
婚礼当天标志着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将为人妻，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注定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段落。
我丈夫住在马克洛里安第四街区一间三卧室房子里，房子简朴、结实、功能丰富。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我怀疑他的姐妹们一定帮过忙），把我们的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购置了粉红色窗帘，粉红色枕套，就连床头的粉红色花瓶里也添置了几朵粉红色丝绸花。每一个摆设都很到位，只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粉红。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几乎不禁要咯咯发笑了。到了新婚之夜，我已经整整24小时没合眼。真是谢天谢地，经过一整天忙碌，我丈夫也筋疲力尽，并没有向我提出性要求。我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过来。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慌。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朦胧的日光。在陌生的床上，我身边躺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就在一刹那，我在想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很快就想起来了。我嫁给了哈米德，嫁给了躺在我身边安然入睡的这个男人。他轻轻地打鼾，我忘情地看着他，微笑着，伸手去抚摸他的脸颊。这是我身为人妻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
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自从7岁刚开始上学的那天我非常开心过之后，再也没像现在如此开心了。生活终于朝着我理想的方向前进。
婚礼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塔哈特加米仪式。新娘新郎坐在装饰品、鲜花和彩带之下，喜迎客人。来宾过来道贺，奉上礼物。孩童时代，我姐姐和母亲常常哄我说，在塔哈特加米仪式上，我将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许还会收到一辆车，一间乡村别墅，甚至一吨黄金。然而，在塔利班时代，生活不能太张扬。朋友和亲戚来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一块桌布，几个新碟子，50美元。
等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哈米德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做事了。他的姐姐和我正要沏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的大姑子打开门，迎进来几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缠着黑色头巾。原来，毛拉奥马尔，也就是当时的塔利班头领，听说我哥哥米尔沙卡伊回到了喀布尔，就签署了一张逮捕证。他们已经搜捕了他三天三夜，我哥哥已经躲了起来。亲戚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安心度蜜月，不受惊扰。
而现在塔利班分子竟然找上门来了。他们冲进我的喜乐天堂，就像一群困兽，什么都没问，径直走向我的卧室，而我还坐在花环之下，穿着华丽的衣服，化了妆。看到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脸上的神采立马黯淡了下来。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快乐的生活马上接近尾声。他们大声叫嚷，要我们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直奔我卧室，开始了一番彻底搜查。他们一见到床单就撕，那可是我和哈米德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啊。
这是对隐私、庄重和阿富汗文化的赤裸裸的侵犯，可这帮野蛮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搜遍床底，还翻箱倒柜，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那脏兮兮的手把漂亮的家具糟蹋得不像样。
见一无所获，这帮人便朝我大叫：“米尔沙卡伊在哪儿？”“警察总长在哪儿？”一边叫嚣一边在我眼前挥舞着逮捕令。当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时，我胃里一阵难受。但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差不多把我家搜遍了，所以知道我没有撒谎，接着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哈米德！千万不要从办公室回来呀！我心里默默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再工作一会儿，千万不要在这个点回家啊！千万不要回来啊！”他们就这样走了，只要听到他们走了五段楼梯，到了大楼的门口，我的呼吸才不再那么紧张。他们每往下走一步，我的呼吸就轻松了一些。还有四段，三段，两段。就在他们到了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声。我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哈米德。要是晚几秒钟，他就远离凶险了。但不巧的是，他进了屋子，高高兴兴地走过前门，手里提着巧克力礼盒，那是给我买的。就这样，哈米德遇上了这帮野蛮人。要是他在路上买些水果，跟邻居聊聊天，甚至弯腰系下一鞋带，都有可能避开这帮恶徒。
抓不着我哥哥，气无处发，他们就抓走了哈米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罪都没犯，但他们还是把他带走了。我尖叫着跑下楼。“我们结婚才七天，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房子，我们是新婚燕尔，无辜的好市民，放过我们吧。”我哀求道。
他们只是再问了我一遍：“米尔沙卡伊在哪儿？”接着不由分说便给哈米德上了手铐。他几乎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震惊，手里给我买的花也掉到了地上。几个邻居围过来看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镇。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视野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