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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旧天娱传媒，昨天还在借钱过日子，突然天上掉下来了一个馅饼，彩票头等奖砸中了他们的脑袋。事业大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多了，所有的人均来不及做最基本的职业培训，便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派出扛大梁。
其实，这个时候最缺乏的反而是冷静与适当的休整。形势变了，队伍也得跟着变，经营模式也得变。
王伟的思路却显得异常清晰：由于湖南卫视全面接管“超级女声”的制作，作为电视节目的火暴是必然的，“超级女声”品牌的扩张与发展也是必然的，毕竟，湖南卫视在举全台之力做“超级女声”，全国绝大多数媒体都被带动起来了，全国绝大多数观众不分男女老少都被拉到电视机前面了。但是，电视节目品牌的上升虽然也带动了旧天娱传媒公司品牌的上升，但公司管理水平的升级换代才是最最重要的，否则，一艘只有十吨的货船，怎么运载几倍几十倍于自身承载能力的货物？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旧天娱传媒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心理预期、组织协调、市场应对和人才配置，完全没有。
王伟很着急，非常非常着急。
我们用不着着急，让我们回到故事中来。
王伟说，2005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迅速壮大、扩张，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致命的危机。我们3月份还在借钱过日子，发不出工资，到5月份的这时候，账上一下子突然冒出来了一千多万，一笔一笔具体的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但公司财务报表上有据可查。那时虽然才刚刚开始报名，才刚刚确定几个赛区，但是，敏感的企业家已经看好了“超级女声”这个品牌。准确地说，2004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到了，只是说那时他们还在观望。到2005年“超级女声”启动的时候，他们不能再观望了，否则，会被别人抢了先机，该出手时不出手，只会在水涨船高时付出更大的代价，商家们懂得这个道理。
最先行动的是温州的企业，开始买分赛区的冠名，开始买分赛区的冠军，他们攻势凌厉，连跟旧天娱传媒的人都没有见、合同也没有签，就敢往他们账户上打钱。旧天娱传媒的财会人员常常搞不清几万几十万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直到几天以后对方打电话问他们收到钱没有，这才一一对上号。旧天娱传媒说合同没签，我们只能把钱给你退回来，他们说千万别，钱你们先存着，你说差多少我补多少。
最开始，穷极了的旧天娱传媒根本不敢对外面的企业报高价，生怕把别人吓回去了似的，后来每天都要收到几笔汇款，这才知道是财神爷找上门来了，分赛区的冠名一下子从几万涨到几十万。
艺人的代言、演出合约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王鹏也非常信任王珂，像李宇春她们的演出合约，就是王珂亲自定的、签的。
2005年元月以前，王伟一直管着旧天娱传媒的财务，后来，公司出现了财务危机，娱乐频道这才觉得应该配一个专职的财务总监，看能不能把财务规划和公司融资做起来。
很快娱乐频道财务部就给旧天娱传媒招聘了财务副总，这之后的三四个月里，“超级女声”火了，各种渠道打过来的资金陆陆续续有了好几千万。
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企业都来找旧天娱传媒，谈艺人的代言、商演和与公司的合作。这个时候，旧天娱传媒开始筹备北京公司，一出手就在北京租了一层楼，在王伟的描绘中，旧天娱传媒也是被市场推着跑的，负责人也很勤奋和努力，但北京公司的超规模扩张没有经过市场论证与科学分析，甚至连公司的董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都没有上过，既没有远景规划，也没有人员配备方案，忽啦啦一下子就招了一百多人。至于其中有几个是懂艺人管理规则、并有从业经验的？王伟不知道，恐怕王鹏也不知道。
因为管理人员极其不专业，内部管理势必无序、混乱与低下。
这种情形早在“超级女声”选拔赛进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只不过那个时候与旧天娱传媒博弈的是外面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
王伟告诉我，说“超级女声”总决选的名次是事先确定，这种说法完全是瞎扯淡。无论是湖南卫视也好，还是旧天娱传媒也好，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损害选拔的公正性；没有动机，因为那是自毁品牌。但是，没有黑幕，并不意味着没有运作。最后进入十强的超级女声，却很难说没有幕后的支持者，不是那些由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自发组成的粉丝团和亲友团，而是看中了某位超级女声商业前途与商业价值的利益集团，他们以砸钱投票的方式，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较量中，或多或少地左右着超级女声的排名。这是旧天娱传媒始料未及的。
一般来说，他们会跟某个超级女声事先达成默契。
对此王伟并没有任何言之凿凿的证据，但事后发生的事情却足以支持这种推理。比如说周笔畅，她为什么会跟旧天娱传媒打官司、直到跟旧天娱传媒解约？除了笔笔本人的个人魅力与号召力，还因为在比赛阶段广州有家公司提前介入了，给她砸了很多钱来投票。选完了之后，周笔畅便立马要求跟旧天娱传媒解约，因为不解约便无法履行跟那家公司的协议，最后那家公司又出了500万，帮她把经纪约买走了。
旧天娱传媒的解约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除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支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旧天娱传媒的内部管理制度，既不严谨也不规范，比如说2005年的经纪合同就曾遭到一些媒体的攻击，被说成是霸王条约，认为500万的违约金过高、让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单方面签署格式化的协议也有失公允等等，让别人抓住了很多把柄。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天娱传媒是没有法务部或法律顾问的，协议条款拟订时完全没有把对方当成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倒像是在下文管理单位内部的员工，本身确有不严密处、不科学处，结果弄得自己非常被动。
还有，你把艺人签下来之后，对她长远的发展和职业生涯，应该有一个规划，这个规划应该是符合选手的特点的，能够让她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其品牌价值，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买卖。旧天娱传媒在这方面做得却很有些欠缺，吸引力不够，也拿不出让别人跟你签约的充分理由。
按规定，签约是分阶段进行的，参赛的时候要签个约，五十强的时候要签个约，十强的时候又要签个约。刚开始签约很容易，因为都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十强之前跟天娱传媒签约就开始变得重要了，有点写保证书、承诺书的意思。到2004年8月份签十强约的时候，很多人就犹豫了，甚至不想签了。天娱传媒一开始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使出了杀手锏：你不签约可以，视同弃权，冠军赛、总决赛就没你的资格了。
这确实是旧天娱传媒的无奈之举，旧天娱传媒的利益主要就是艺人签约，作为一种企业行为，它不可能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而那些名声渐大的超女，对天娱传媒的忠诚度和归宿感，开始受到外界诱惑的挑战。
真有因此放弃的，有心的读者可以上网去查，2005年有好几个选手都是因为未签约而放弃了参赛的，连十强都没有进。
王伟让我也到网上去查一查，后来我查了，有一篇《上海天娱传媒——超级女声的幕后黑手》的文章，披露的内容跟王伟说的大同小异，甚至更加触目惊心。我不认为王伟在离开天娱传媒之后说出上述人所共知的秘密是一种不厚道，他只是痛心和遗憾——为什么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没有做好？
客观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太对旧天娱传媒求全责备，作为一个公司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何况每个选手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由于参加“超级女声”几乎没有门槛，也无须进行资格审查，所以，一些别的艺人经纪公司或文化公司，便派已经跟他们签约的歌手参与进来，企图借助湖南卫视和“超级女声”的平台炒作，旧天娱传媒做一做类似于清理门户的工作，实在是无可厚非。至于合同的不严密性，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旧天娱传媒的“处女作”，因为手忙脚乱而没有经过严格的推敲，只能算是一个工作失误。
没想到时隔一年，类似的事情再度重演，我就只能认为旧天娱传媒对市场、对“超级女声”的参与者，太缺乏起码的尊重了。公司的管理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及时吸取的教训，必须提高自己内部管理的功力加以应对。但它显然没有这样做，以致2006年再次发生了尚雯婕解约出走事件。
当然，这时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旧天娱传媒觉得有资格摆谱了。
2006年10月上旬，王鹏在媒体上放言他们不怕超女解约，他很爽快地说：“要解约的就来找我们解啊！当着律师的面，大家一签字，不就完了？我还是非常讲理的，也不可能真的闹上法庭找你赔钱，说实在的，真要赔，那么大笔钱，你赔不出来的话，彼此纠缠，那正事谁都干不了！今年已经解约五六个了。”那就没有什么条件么？“条件还是有的，很简单，如果这一年有演出，也得过来帮忙演几场，这应该不过分吧？”王鹏强调，“但是，我反感一点，靠解约炒作！”这个时候旧天娱传媒已经财大气粗，在王鹏“爽快”的背后，我看到的是王鹏做人的豪爽和性情，而不是据说跟铜的气味比较接近的商人气。是的，我对王鹏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像一个商人。问题是，艺人经纪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中间难道就不能找到旧天娱传媒与超女选手的利益平衡点吗？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生意上就是双赢，就是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人不可以不自信，自己觉得自己店大也可以，前提是你得拿捏准确，认定了别人打破了脑袋也要往你这里钻，而且钻进来的人一定能从你这里拿到比别的店更大的香饽饽。
回到2005年。
王伟认为这一年的旧天娱传媒基本上是在混乱和膨胀中度过的，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刺激而且兴奋。
跟天博宏达的合作关系终止以后，旧天娱传媒因为日渐红火的“超级女声”而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印钞机，王鹏时不时地在媒体上露露脸，很个性很性情地爆爆料，神龙见首不见尾。
王伟并不害怕热闹，却常常被更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挤到后台，实际上，王伟对2005年的“超级女声”的相关细节了如指掌，那个时候公司每周都开例会、总经理办公会，他跟王鹏几乎天天都见面，却没有机会促膝谈心。“超级女声”经常会出一些状况，大家都忙着像消防队员似地这里那里去扑火，很奇怪地，王伟总觉得这事哪里有点不真实，不对劲儿，给他一种强烈的虚幻感，甚至时不时地让他体会到一点点落寞的滋味。
这反而给了王伟难得的冷静，让他稍微拉开与“超级女声”的距离，以一个理性的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打量这个突然被膨化了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他在旧天娱传媒公司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员工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却在喧嚣中再次想到了在上海遇到的算命先生李佳麟说的话：外美内恶。
外美了，内恶是不是也要跟着来了？
王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甚至有点争强好胜，他相信公司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感觉到天娱传媒就像一辆被强大外力高速推动的火车，必须先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他有每天上网的习惯，有意识地搜索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网站，一篇被引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的一篇历数蛇口种种衰退的文章，里面一段话让他触目惊心，文章对蛇口衰退的原因的分析就像是专门在对天娱传媒敲警钟，文章说：“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这段话并非振聋发聩，却让王伟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判断：来得容易的东西，去得也快。
王伟并非狂妄自大，他很谦虚，承认当时的自己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在外企的从业经历，但是，他是一个敏感而好学的人，既然能看到旧天娱传媒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失误以及非常不确定的前景，就一定能找到诊治的药方。
王伟的很多同学都在外企工作，他自己上大学学的就是管理工程专业，他沉下心来，开始考虑公司的构架与公司的发展规划。
他大胆预测，“超级女声”红火不过三年，必须去泡沫化，必须尽快把“超级女声”的品牌转化并夯实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即使“超级女声”不红了，马上可以转换做别的项目，比如说开创活动运营市场。
王伟思考问题的基点是，“超级女声”是一档节目，制作人和播出平台都归属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对它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小，必须要有品牌转化的紧迫感。
王伟满怀信心地去找王鹏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想法。
做活动运营好。比如说接了节庆活动的单，可以请艺人来演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种内部的资源整合，是最经济实惠的。
王鹏说好呀，很好。接下来就是相约了去新闻大厦或今朝宾馆唱歌喝酒。要的包厢越来越大，呼朋唤友一起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人逢喜事精神爽，董事长的酒量似乎越来越大了。
王伟不知道王鹏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
后来，王伟越来越觉得，他的一些想法在公司根本无法推动，这让他很郁闷。
第四节 “超级女声”火暴之谜：偶然大于必然的爆炸性事件
我无意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去解析“超级女声”，要了解其中一些技术层面的内容，读者可以去阅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夏青女士和梅文慧女士的两本书。
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火暴到底有多大的功劳？如果没有湖南卫视的播出平台、如果没有蒙牛的加入让传媒与资本碰撞产生核裂变、如果没有各种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众多媒体的全方位炒作和追踪报道、如果没有高达近四亿观众、粉丝的高度关注与狂热追捧，“超级女声”能火起来吗？
我无法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有据可查的情况是这样，2002年，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以近亿美元的版权费买入英国金牌经理人西蒙·富勒构思的“流行偶像”，推出美国本土化了的竞赛类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短短两三年，便创下了超过9亿美元的业绩。紧接着，以“美国偶像”为样本，依据不同国情和语言复制出的选秀节目多达30多个，均大获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