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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朱棣这边，他对正经朝廷派来的使节虽然傲慢，但还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来得也去得。而朱允炆这边，自恃是朝廷中央，对待朱棣的使节就不那么客气了。
建文三年（1401年）五月的时候，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靖难军一方倾斜。朱允炆给朱棣写了封信：“四叔啊，你看齐泰、黄子澄已经被我罢官了，你是不是可以退兵了呢？”朱棣回了封信：“皇上啊，您只要让官兵都撤了，我也一定撤军，老老实实地回去做藩王。”
朱允炆没有听从四叔的要求首先退兵，反而派遣大理寺卿薛岩去燕王那里宣诏，说朝廷决定不再追究燕王父子起兵的罪过，要求燕王主动解散人马，立刻归藩，以后不再干预政事。朝廷的目的很明确，是想先稳住敌方，拖延时间，好让官军重新调集人马来个大反攻。可是这种抢先求和的态度反而彰显了官军的劣势，朱棣当然不傻，不会趁机收蓬。他带领薛岩参观自己的军营，兵马交错、旌旗蔽日，威武整肃的军容给薛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南京后，薛岩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汇报给朱允炆知道，认为朝廷的军队肯定打不过燕王，不如立刻按照燕王的要求主动罢兵求和吧。朱允炆听了薛岩的话有些心动，方孝孺——在齐泰、黄子澄离开朝廷后，他就成了朱允炆最亲近的大臣——在一旁指责薛岩是在为燕王游说，动摇军心，将他大骂一顿。方孝孺这样的大儒，骂起人来引经据典还不带脏字，这一下薛岩受不了了，转过头投奔了燕王。
然而，战场形势瞬间万变，就在薛岩出使的同时，官军出其不意切断了燕军的粮草供应，一举扭转了双方的局势。
朱棣见势不妙，用起了和侄子皇帝相同的方法——拖延时间。他派了一个叫武胜的人去觐见朱允炆，同时带去自己给朝廷的信，信里责备侄子皇帝说话不算话，一边说罢兵一边又调兵，这和派薛岩宣诏时所说的背道而驰啊。末了，他还在信里再次信誓旦旦地表决心：朝廷的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朝廷这边早上退兵，我晚上就带兵回自己的藩国！
朱允炆看了朱棣的信，又开始动摇起来，觉得叔父说的也有道理，的确是朝廷这边首先提出的和平方案，如果只是嘴皮子说说，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于是把方先生叫来一起商量朝廷的退兵事宜。他对方孝孺说：“太祖高皇帝一向重视皇族亲情，燕王是朕的叔父，若真出了什么事，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神灵呢？”——咱们退兵吧。
方孝孺对朱允炆总是不合时宜的亲情泛滥觉得又好笑又可气，他对朱允炆说：“陛下真想退兵吗？一旦我们退兵，燕王反而长驱南下，又该怎么抵御？现在朝廷军威大振，相信很快就会有捷报传来，请陛下您不要被燕王哄骗了。”
朱允炆想了想，又觉得四叔的确不会甘心回国，方先生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于是态度重新强硬起来，不但不给朱棣回信，还把武胜抓起来投入锦衣卫狱中。
本来锦衣卫在洪武后期已经被停了不少权力，朱允炆削藩的过程中主要借助他们卓越的侦查能力。而随着燕王起兵，朝廷里鼠首两端的骑墙派很多，锦衣卫的主要任务就放到了侦查朝中是否有人和燕王勾结上。朱元璋女儿很多，朱允炆的姑父也就不少，这其中有的忠于朱允炆，坚决支持讨伐燕王；有的则支持朱棣，暗中将朝廷的情况向燕王通风报信。其中怀庆公主的驸马王宁就因为向燕王泄露朝廷消息而被下锦衣卫狱，直到朱棣登基才被放出来。
这回将燕王使节抓到锦衣卫狱，朱允炆秉承一贯的和平政策，并没有下旨杀人。可不知得着哪方面的指示，武胜下锦衣卫狱没几天就翘了辫子。
武胜之死，标志着对战双方最后温情面纱的撕裂，朱允炆和朱棣这对叔侄之间再无任何沟通的余地了。
到了建文三年年底，南北战势陷入胶着状态。正面战场形势对朝廷方面越来越不利，方孝孺情急之下剑走偏锋，想到了内部瓦解的策略——离间朱棣父子的感情。
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其中朱高炽的性格很像大伯朱标，待人宽和，而且可能是消化系统有问题，身材很肥胖，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很不得父亲的欢心——大概是遗传的关系，朱棣也和他老爹朱元璋一样，不喜欢文弱的大儿子，而更喜欢勇武的二儿子和小儿子。
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作为燕王世子留守大后方，朱高煦和朱高燧则一直跟随在朱棣的身边，尤其是朱高煦，作战很勇猛，曾多次深入战阵救过朱棣的性命。
朱高煦和朱高燧一直都瞧不起大哥朱高炽，对他的世子地位觊觎已久，经常在朱棣面前说大哥的坏话，指望朱棣哪天废除朱高炽的世子地位，好让自己取而代之。久而久之，燕王府的三位王子各有派别，这件事情在北京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远在南京的方孝孺也知道了这个秘密，他向朱允炆建议利用这一矛盾，离间身在前线的朱棣和留守后方的朱高炽，让朱棣后院起火，迫其罢兵后撤。
朱允炆接受了方先生的建议，让他写信给朱高炽，劝他归顺朝廷。
方孝孺写好信后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带往北京，送交燕王世子朱高炽。张安的任务不光是送信，他还负有故意散播朝廷招降燕世子消息的使命。
这种活计交给锦衣卫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信递到朱高炽手里的时候，朝廷派人传书世子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北京城。燕王府里朱高燧一派的宦官黄俨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前线报告朱棣——世子和朝廷勾结要背叛你了。
朱棣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平日里的确不怎么喜欢这个大儿子，也曾动过改立自己最喜欢的二儿子为世子的念头，和大儿子之间的感情疏远已非一日，加上这个消息又是从王府里的宦官那里传来的，让他觉得空穴来风必定有因。他问跟随在身边的朱高煦如何看待这件事，朱高煦趁机落井下石，说大哥和朱允炆的关系一向很好，三弟的消息恐怕是真的。两个小儿子联合起来陷害大儿子，也难怪朱棣半信半疑。正在他惊疑之时，世子的书信也到了。随书信一同送来的，还有五花大绑的锦衣卫千户张安。
朱高炽作为燕王世子，虽然不能跟随父亲左右，但在留守北京的过程中也是尽心竭力。他知道朱棣并不喜欢他，就努力做好世子的份内事，以求得到父亲的赏识；他也知道两个弟弟老给自己找麻烦，但他一直存有兄弟情分，处处忍让，从来没有过背叛父亲兄弟的想法。然而朝廷的密信将他摆到了悬崖的边缘——不管信里写了什么，只要他接了信，就落实了和朝廷私相往来的罪名。和自己这一派的谋臣商量之后，朱高炽决定对朝廷的密信“不启封”，根本就不去理会信里的内容。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朱棣，向朱棣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连同张安还有未拆封的朝廷密信一起送到朱棣那里，以此向父亲表明心迹。
朱棣先读了儿子的信，又拆看了朝廷的信，总算放下心来，叹道：“嗟乎！几杀吾子！”——他真的对自己的儿子动过杀心。总算朱高炽政治应变能力强，及时洗清了自己的嫌疑，一场风波才算和平解决。
靖难之役延绵四年，建文四年六月，燕军直逼南京城下，谷王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城破之日，皇宫大火冲天，朱允炆走上了潭王、湘王的老路，自焚而死。〖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朱棣入京后，一面对着烧毁的宫殿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一面迅速登基称帝，同时宣布缉拿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数十名“奸党”。
自然，执行任务的仍然是锦衣卫，只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的锦衣卫已经来了个大换血，担任指挥使的是靖难之役中主动投效朱棣的山东临邑人纪纲。
朱棣以藩王而求皇位，在方孝孺这样的正统儒士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应该遭到全国人民的咒骂和唾弃。但趁着乱世浑水摸鱼，以求压对宝，立下不世之功的人遍布天下。道衍身为和尚却有定国安邦的志向，他力劝朱棣起兵，为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朱棣南下的过程中，也陆续有不甘寂寞的人或选朝廷或选燕军，在乱世之中豪赌一把，以为自己拼出一份锦绣前程——纪纲正是这样的人。
纪纲自幼习武，骑马射箭样样在行，而且性格阴鸷，做事勇猛果断。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全国推广学校制度，纪纲也入学学习四书五经，纲常伦教。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纪纲经常口出狂言，结果因为“妄自邪说”而被学校开除。
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在和平时期，估计也就是为祸乡里的小霸王，若是碰上个清官，最后还可能被县级政法机关给专政了。但他生逢其时，就在离开学校没过多久，燕王朱棣举起了“清君侧”的大旗，起兵造反。纪纲觉得人生的机会来了。
建文二年，朱棣的靖难军和朝廷的护国军在山东展开拉锯战。五月，朱棣率领大军在临邑地区进行战时演习，纪纲在观察了靖难军严格整肃的军纪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闯进燕王军营，冒死拉住朱棣的坐骑，要求投军，跟随燕王效命。
要知道此时的战局还不明朗，朱棣能否成功还是未知之数，以前也曾有人弃官军而投靖难军，但大多是朝廷官员，他们了解燕王的能力，认为燕王必胜，这才放心投奔。而纪纲却只是个平头百姓，竟然主动来投，这对于渴望民心的朱棣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况且纪纲敢于拦截亲王的坐骑，足见他胆略过人，朱棣当即就将纪纲留下当自己的侍卫亲兵。
此后诸多战役，纪纲跟随在朱棣身边，作战勇猛的同时又心细如发，善于揣摩朱棣的心思，很得朱棣的宠信，不到一年就被朱棣封为忠义卫千户，可谓是平步青云。
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得偿所愿登上帝位，他不承认朱允炆的皇帝名份，废除了“建文”年号，将这一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宣布第二年改元永乐。
朱棣赏罚分明，称帝后对追随自己的人加官晋爵，扶植了一批新贵，而对于朱允炆的死忠则要赶尽杀绝。封赏加官的好人当然由朱棣自己来做，搜捕刑讯的恶人么——朱棣想到了纪纲。纪纲平民出身，和朱允炆派的那些大臣素无来往，又是靖难危急之时追随自己左右的，其忠心可以相信，只有由他出面掌管锦衣卫，朱棣才能放心。于是纪纲就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成为永乐朝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
在纪纲的命运直线上升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高贤宁却一路下滑。高贤宁是纪纲在学校里的同学，两人虽然志向各异但却是好朋友，纪纲被学校开除后，两人也一直书信往来保持联系。靖难之时，纪纲选择了追随朱棣造反，而高贤宁走上了和他相反的道路——他跑到济南投奔山东参政铁铉，在朱棣率兵攻打济南城的时候，帮助这个朱允炆派的大忠臣守城。因为朱棣拿“清君侧”做幌子起兵，宣布自己不是要造反做皇帝，而是要效仿周公辅佐周成王，高贤宁就在城里写成一篇《周公辅成王论》，让守城的士兵用弓箭射到朱棣的大营里去，文章里质问朱棣既然想当周公为什么要带兵攻打成王的城池？朱棣还算有君主的器量，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对高贤宁的文笔大加赞赏。
朱棣称帝后派人抓到高贤宁，倒不是要治他的罪，而是还记得高贤宁的好文章，想封他个官儿当当。当日被自己痛骂的人现在成了皇帝，不但不杀自己，反而许以高官厚禄，面对这样的好事，高贤宁却一口拒绝了。须知当时朱允炆派的大臣们除了极少数，大部分都对朱棣低下了头，毕竟朱允炆和朱棣都是根红苗正的太祖子孙，朱棣取代朱允炆只是皇族的家务事，转过来向朱棣称臣并不算什么失节的行为。而高贤宁虽只是一介布衣，却有着一股读书人的倔强劲儿，在他眼里，朱棣虽然是太祖的儿子，但他是朱允炆合法皇位的篡夺者，有违宗法纲常的大义，他高贤宁当日去帮铁铉守城为的是这个大义，今日拒绝朱棣的封官也是一样。
当年纪纲被学校开除，名声并不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高贤宁肯与他来往。纪纲一直记着这份难得的友情，他觉得高贤宁当初既肯和自己交往，必然不是方孝孺那样死守封建道德标杆的腐儒，而今成王败寇，自己选对了主子飞黄腾达，也不能忘了老朋友，因此跑过来对高贤宁好言相劝。结果高贤宁对他说：“你当时被学校驱逐，有造反的理由；而我在学校里吃用都是朝廷提供的，因此决不能负义投降。”
高贤宁的话不是什么春秋大义，只是一条很基本的道理：谁对我好我对谁好。或者升华一下，“士为知己者死”，朝廷开办的学校对不起你纪纲，你自然不必遵循学校教育的那些道理，但学校没有对不起我高贤宁，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不能做。
纪纲知道没法说服高贤宁，于是婉言回复朱棣，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朱棣说的，最终高贤宁被释放回乡，在永乐朝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瓜蔓抄中也没有受到波及，平安终老。
纪纲因为执掌锦衣卫时的种种恶行而被列入《明史》佞倖传的第一位，锦衣卫在朱元璋时期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特务机构，在他的手里才真正变成了恐怖大魔王。我们习惯黑白分明，像纪纲这样的酷吏奸臣怎么能有救助朋友的温情呢？于是在他的传记里，丝毫没有提到他曾经帮助过老朋友逃离官场的险恶，留下的，只有他的斑斑劣迹。
瓜蔓抄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雄心勃勃地开始实行他的削藩大计时，南京城里悄悄流传起这么一首歌谣。当时没有人明白这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现在燕王果然高飞枝头当了皇帝，才有人反应过来——这是一首谶谣啊。
城破之日，皇宫忽起大火，侍卫太监救援不及，火灭后，朱棣抱着侄子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仰天长哭：“痴儿啊，何苦至此！”
不管朱允炆是否真的被大火烧死，也不管整个永乐朝朱棣暗中派了多少人去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反正从此之后，建文皇帝朱允炆消失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正史与他再无瓜葛。
朱棣登基之后，对于朱允炆留下的旧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降附后实心用事的大臣，即使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他都不追究，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宽容与气度。而对于那些拒不投降的，则表现出令人发指的残忍。
朱允炆是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皇太孙，经过合法渠道继承皇位，朱棣虽然是皇族又是朱允炆的亲叔叔，但在君臣的大义名分中先天失利，因此，他迫切需要得到道德标杆的支持。进入南京城后，诸王和投降的大臣们纷纷上表劝他早日称帝，他也踌躇满志，准备进宫后直接称帝，翰林编修杨荣问他：“殿下是先拜祭太祖陵墓呢？还是先即位呢？”
一句话惊醒了朱棣，他立刻先去朱元璋的孝陵拜谒，此后才着手准备登基大典。这似乎是小事，但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朱棣先拜谒父亲的陵墓再继承皇位，是对天下臣民表明自己的皇位继承自太祖朱元璋，而非建文帝朱允炆。拜陵事件对于正寻求合法外衣的朱棣来说正是一个安慰，而杨荣也因此事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后来更成为明朝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成员之一。
杨荣是朱允炆的旧臣，朱棣对他的正确建议立刻听从，安慰了很多投降的大臣。朱允炆也好，朱棣也好，反正都是朱家的子孙，这大明朝是朱家的天下，自己做官忠的是大明朝，谁做皇帝不是一样的呢？
不一样。
朱棣在明朝皇帝中得到的评价很高，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为他的儿子孙子后来开创“仁宣之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很为后人所称道。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在于皇位得来不正，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戮弟的玄武门之变一样，无论皇帝做得多好，非法定继承人得到皇位，这就是他们所背负的原罪。李世民一代英主，仍免不了心虚，开了帝王干涉修改史书的恶劣先例，朱棣之时，“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观念更为深入人心，他所面临的责难比李世民更多，自然心理负担也更重，这也是他面对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时表现得异常残忍好杀的根本原因。
黄子澄被抓到朱棣面前时口称“殿下”而非“陛下”，被盛怒的朱棣命人砍去他的双手双脚——千年前的一个女人因为嫉妒，把丈夫的小妾用同样的方法折磨至死，千年以后，这一幕竟然在两个男人身上重演，只不过行凶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
此后黄子澄被处以磔刑——三千刀还是四千刀？反正宋朝只砍几十刀的刑罚在朱棣这里有了新的发展——宗族老少六十多人同日被杀，姻亲谪戍边疆。
齐泰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作为朱允炆最初的盟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于朱棣的原罪绝不会妥协，朱棣也从来没想过在他们身上得到宽恕。
然而有一个人，是朱棣虽然痛恨却仍要一力争取的，那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古，年幼时在家乡就有神童的美誉。他的父亲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很有民望，曾被朱元璋通报嘉奖过，但在洪武年间严酷的吏治中卷进罪案，最终还是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则是明初大儒、著名的理学家，曾被朱元璋钦点为皇太子朱标的老师，在胡惟庸案中，宋濂的儿子被牵扯进去，朱元璋要杀宋濂，幸得朱标全力营救才改为流放，结果宋濂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
宋濂死后，方孝孺作为他最出色的弟子成为明初一代文宗，为天下读书人所敬重。宋濂曾教导方孝孺：“事君如事天。”作为理学家的学生，“君臣大义”的教条已经如同DNA般凝固在方孝孺的头脑中，即使父亲和老师都死于皇帝之手。
朱允炆是朱标的儿子，朱标和方孝孺同为宋濂的学生，这么看的话，朱允炆和方孝孺政治理念相近也是很自然的事。朱允炆登基之后，方孝孺成为他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得以大施拳脚，想把大明朝变成自己理想中的光明国度。
朱允炆和方孝孺一样崇尚礼教，倾慕周官法度，热衷于复古改制，他在位的四年中，有人评论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