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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协调不到位，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严重不足等弱点统统暴露了出来。本来开始的时候，柴荣和他的主要将领们都考虑到在撤军的过程中，北汉一定会出兵予以追击，并且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然而等到开始之后，虽然药元福按照先前的部署将北汉的追兵击退，但是由于此次撤军过于匆忙，就连留在城下的数十万石粮草都来不及带走，只好一把火烧掉。
军中更是谣言四起，甚至发生各部之间相互劫掠的怪事，使军用物资为之一空，损失巨大。
同时原本已经为后周所得的那些州县长官。因为没有接到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所以得知撤军的消息后惊慌失措，纷纷弃城而逃。等周军撤走之后，这些州县又全部为北汉所得。
这一次撤军的经过让柴荣感到非常郁闷，因为通过这次撤军，使柴荣看到了自己手下的军队，特别是被他寄予厚望的那支天子亲军。有着兵员冗杂、作风散漫、军纪不严、军容不整、战斗力不强、训练跟不上等等严重缺陷。所以在他回京之后，就开始在军中大搞改革。
禁军战斗力不强这件事情。实际上从唐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后五代沿袭，也没有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这其中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历代为了保持禁军的规模，所以奉行的是只进不出的政策，好多士兵已经到了离休的年龄，仍然可以在军中领饷，这样的士兵打起仗来，战斗力可想而知。
再有就是五代历朝对禁军过于骄纵。不但没有魄力对其精简，反而生怕引起他们的哗变，所以都是得过且过。然而当权者越是骄纵，士兵们就越是张狂，动不动就会临阵而逃，或者干脆反叛。五代之中，有好几个皇帝都死在这件事上。其中还包括了百战灭梁的李存勖。
针对这些情况，柴荣开始进行大胆地改革，回到京城后不久，他就对左右人说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今天一百个农夫也养不起一个士兵，这些多余的士兵既然没用。那么为什么还要刮尽天下的民财，来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现在军队里，老幼不分、强弱无别，勇者与懦夫，待遇分毫不差，怎么能靠他们来打胜仗呢？”于是传令，开始对各军进行精简。凡强壮的升为“上军”，老弱的一律淘汰。
又下诏广募天下勇士，不问来历，由各州县直接送往开封，编为殿前诸班，交由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统一训练。
经过这么一番改革，使禁军特别是殿前军声威大振，史称：“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皆选练之力也。”
至此，高平大战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算是告一段落，其结果就是使柴荣不但重创了北汉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树立起自己在国内的威望，组建起一支十分精锐的部队，同时又发现了赵匡胤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人才，
好处还是非常多的。当然，就在高平大战进行的同时，还有一件事情是不能不说的，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同时又是褒贬不一，自号“长乐老”，人称“不倒翁”，曾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位不离三师三公的政坛常青树冯道终于离开了人世。
五代沿袭唐制，施行三省六部制度。所谓三省，就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中书省正职为中书令，副职为中书侍郎；门下省的正职长官为侍中，副职为门下侍郎；尚书省正职长官为尚书
令，副职为左右仆射。唐朝初年，三省正职长官都由正二品的文官担任，并为宰相。但自中唐以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正职长官往往会作为对节度使的加官，不再实授，而尚书省更是因为李世民在登基之前曾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从此就不再授予他人。
这样一来，宰相就由三省副职长官及各部尚书、侍郎或其他官员加领同平章事者担任。
同平章事也是本书中的一个常见词，它的全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是商议处理国家事务的意思，只有加了这个名号的大臣，才被视为宰相。但这仅指朝官而已，地方节度使加平章事或侍中、中书令等职，称为使相，虽然荣耀，但没有实际意义。
在这一点上，五代与唐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尚书令一职不再避讳，也可以作为加官授出，比如说后唐年间，割据湖南的马殷和割据荆南的高季兴都曾被加官至尚书令。
三省六部制度是一种非常完善的制度。中书省主管“发令”，如果遇到了国家大事，皇帝先要和中书省商议对策，等决议之后由中书省起草诏书，再由皇帝画敕后成为正式的诏书，然后发给门下省。
门下省是主管“复核”的单位，接到从中书省传过来的诏书，门下省要认真核查，如果复核通过，则有门下省长官签字生效，转交给尚书省开始执行。如果不能通过，则由给事中批注后返还中书省，称为“涂归”。
中书省拿到返还的诏书后只能重新拟定，因为没有门下省长官签字的诏书不具备法律效力，无法执行。
诏书通过门下省之后，就到了尚书省那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左仆射掌吏、户、礼三部，右仆射掌兵、刑、工三部，这是实际执行部门，具体是那个部门的事务就交由那个部门处理。
在三省六部之外，还有一个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但不常设，五代中仅有后唐天成年间李琪实任过，其后不除，所以多数情况下，
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中丞，下设侍御使、殿中侍御使、监察御使等职，主管纠察、弹劾百官事务，类似于现在的检察院。
三省六部是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除此之外，还设有诸多使职，典型的如枢密使、宣徽使等。
枢密使是唐代宗年间设立的主管军政大权的官职，至唐末一直由宦官担任。
后梁开国后，废枢密院，改设崇政院，以亲信大臣敬翔为崇政院使，列班在宰相之上，是国内的首席大臣。
后唐灭梁后，罢崇政院，复设枢密院，以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其中郭崇韬兼领宰相，仍为国内的首席大臣。
总体而言，五代枢密使职责和唐代变化不大，只是改为由大臣担任（唐末朱温诛杀宦官后，枢密使已改为宦官担任，但此时距唐亡仅有四年，故忽略不计）。
宣徽使是唐末设置的官职，分南、北二院，以南院为先。宣徽南、北院使主管宫内诸司及郊祀、朝会、宴饮等事务，为宫廷事务总管，并能参与军国大事，权势极重，其地位略低于枢密使，等同于节度使，是朝中要员，多由皇帝亲信或外戚担任。除枢密使及宣徽使外，本书中常见的还有皇城使（宫廷守卫）、
客省使（皇家礼宾）、飞龙使（管理马匹）、武德使（后期皇城使）、庄宅使（管理京畿官田）等使职，因重要性略低，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主要介绍一下五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使职，即三司使。（未完待续。）
第96章【大周帝国】（）
三司是户部、度支、盐铁三个财政部门的统称。唐代这三个部门各自设有长官，分别掌管赋税征调、财政收支、盐铁之利，对判三司事的宰相负责。大唐天佑三年（906年），昭宣帝将朱温任命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这是三司使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但朱温并未接受。
第二年，朱温篡唐，历史步入了五代，随后朱温建立建昌院，使其执掌天下钱粮、盐铁、度支等事，以养子博王朱友文判院事，这可以看作是三司使的前身。李存勖灭梁后，废建昌院，先置国计使，随后又将三司事务归于租庸使之下，但仍没有给三司使正式定名。
直到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李嗣源第一次将这三个部门统一起来，任命张延朗为三司使，从此三司职权合而为一，成为了全国最高财政长官，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司使因为掌握着全国的财政大权，所以地位非常高，成为朝中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的要员，被称为次相或亚相。
三司使的出现是五代官制的一项重大突破，其余中央官员，基本沿用唐制。而在地方上，五代也基本沿用了唐朝制度，实行方镇、州、县三级管理制度，不再一一赘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军队系统。
五代军队主体可分为禁军和地方军两类。地方军是各地藩镇统属的军队，负有对外防御及稳定地方的责任，也有协同禁军作战的义务。
不过由于唐末以来，节度使权力过大，地方军队都是由节度使招募而来，所以直接听命于节度使。地方军队的统帅为节度使。下设押衙、虞候、兵马使等将佐，
其规模大小取决于藩镇的大小以及财力的强弱。五代中前期，藩镇势力极为强大。曾多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到后晋年间。虽然也时有叛乱发生，但破坏程度开始减弱。而柴荣在高平大战获胜后，已经基本将这种形势扭转过来。
五代的禁军系统要从后梁说起。朱温篡唐时，虽然名义上兼领二十一道，但实际上归他直属的只有宣武（汴州）、宣义（滑州）、天平（郓州）、护国（蒲州）四镇兵马，他就以这四镇兵马建立禁军，最初称“元从亲军”，并以元从都押衙刘鄩为都指挥使。其后随着兵力增多。
朱温因循唐制，于次年建立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左右龙骧等军，为六军十二卫，以亲王为军使，以重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其中最为核心的那支“元从亲军”改称为“侍卫亲军”，这是侍卫亲军在五代的第一次出现。
后梁禁军中又分马步军，各设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名，也称统军。从统军开始，向下为“厢、军、指挥、都”等编制序列，如某统军下分左右厢、某厢下分第几军。某军下分若干指挥，某指挥下设若干都，到“都”这一级就是最低编制了。大约在一百人左右。当然也有特例，如南汉末年专为下海采珠而设立的“媚川都”，就有八千人的编制。
李存勖灭梁后，将崇政院撤消，建枢密院，主管军国大事，但不统军。军队的最高统帅仍为蕃汉马步总管，此时该职由兼领幽州节度使的名将李存审担任。侍卫亲军也被撤消，李存勖在原有亲军“帐前银枪都”的基础上自建“从马直”作为天子亲军。但是到了李嗣源称帝后。由于此前他已接任李存审为蕃汉马步总管，所以在登基之后就撤消了这一官职。并在次年重设了侍卫亲军。此后侍卫亲军司就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后晋年间，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被升为最高统兵官。统领全部禁军，设都指挥使一名，下设副都指挥、都虞候各一名。侍卫亲军又分马、步军，建制与上级单位相同，下分左右厢，皆有军号，厢下分军，下分若干指挥、若干都。
到这个时候，侍卫亲军司已经成为了统领全国禁军的正式机构，而且侍卫亲军的规模的扩大，已经开始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不但要戍守京城、征讨叛乱，甚至要出镇地方，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而六军诸卫制也因此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后汉年代较短，基本上因循晋制，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已身在顾命大臣之列，职权越来越重，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一机构进行制衡，所以到了后周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禁军系统，即“殿前司”。
关于殿前司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宋人叶梦得称：“殿前军起于周世宗”。这个说法显然有误，因为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郭威在临死前，特意将殿前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找来参拜柴荣，这说明早在柴荣继位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机构。
而近代有学者认为殿前军起源于后晋年间甚至更早，因为在史料中曾见过“天福（后晋年号）初，累遣奉德军校，再转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这样的记录，但实际上，
即便类似史料记载无误，或是真有类似官职存在，但似乎也很难得出殿前军早在后周前就存在的结论，因为在晋、汉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找不到有朝廷大规模征调殿前军的记录。
如果殿前军真是作为高级别禁军建制单位存在的话，在那个战乱多发的年代，不太可能留不下证据。以此推测，殿前军的真正设立，很有可能是在郭威时代中后期，而成熟期则必然是在柴荣时代。
柴荣继位后，后周即遭北汉入侵，柴荣率军御驾亲征，随后爆发高平大战，这其中就有殿前军的参与，应该能断定此时的殿前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高平大战胜利后，柴荣趁机下诏“广募天下勇士，不问来历，由各州县直接送往开封。编为殿前诸班。”编成了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优良部队，至此。殿前军军威大振。
殿前军起先设都指挥使一名，后改为殿前都点检，其下设副都指挥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军指挥使，与侍卫亲军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点检由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担任，列班在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下。但由于当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是与柴荣争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柴荣对他有所猜忌。进而通过扶持张永德的势力而打压李重进，使张永德在军中的地位急剧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的过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只好撤军，不想却在撤军途中捡到一块“点检作”的牌子（此事存疑），于是匆忙决定罢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转由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接任。当年六月十九日，柴荣病逝。次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五代乱世从此成为了历史。
冯道身经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服侍过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崇贵、耶律德光、刘知远、刘承佑、郭威、柴荣等十一个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从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刘、郭、柴等六个姓氏，所以冯道又被人称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冯道还曾在刘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权中担任过参军，但这是一个伪政权，而且冯道当时地位也不显赫，所以也就不给与计算了。
冯道从幽州逃往河东后，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为掌书记，李存勖称帝之后，又将冯道任命为翰林学士。使他成为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而当李嗣源称帝后，冯道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数十年间，冯道便像一块巨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始终稳稳地坐镇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漩涡中心，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对他造成半点的影响。
冯道的这种经历，堪称是空前绝后，套用一句现代语来形容，就是“他成为了当时宦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冯道成为其后一千年里，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集体攻击、谩骂、诋毁的最佳目标。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因为在冯道之后的一千余年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就集体走入了一个怪圈，主要表现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奴隶理论献计献策、舔砖加瓦，使其拥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
凡是与他们这套理论发生冲突的，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其行为则是天理难容，其后果必将是天诛地灭。
这些知识分子既然很自觉的要以奴才自居，当然要不断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用打击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所以有着这么复杂经历的冯道，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攻击目标了。
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开口就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着又说：“一个女人，要是嫁过两个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个臣子，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谋略、治理国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称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节已亏。”
司马光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时也是为历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还是死后都非常受人尊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然而他在被洗脑之后说出的这番话确实很愚昧。按照他这套理论，一个女人只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这个女人就只能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
不管这个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还是在外面**了一百个情妇也好，甚至是没等她过门，这个男人就死了，这个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大节亏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么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问一句：“这到底是凭什么呀？”
再说“忠臣不事二君”这句，更加可笑。一个知识分子，十年苦读，一朝入仕，碰见一个贤明的君主，就帮着他治理国家。碰见一个昏君、暴君，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辞官不做。那么国家要这种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处？或者既然抱着这种态度去做官，那还用去学什么知识？
这种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论，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几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当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贞之士，而做为一个人也应该以“忠”字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种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忠”，一种是高层次的，是以绝对的正义、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为依据的“忠”，这是一种神圣的“忠”。为了他，即便是献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有个叫施道芬堡的德国人，为了能使战争早一天结束，曾冒死刺杀希特勒。他的这个行为，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背叛了他的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