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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第1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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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是自己的儿子,一旦受制于他们,即便裴炎他们能够辅佐扶持,李敬业他们这些靠武力制胜的家伙能够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吗?

    她清楚地懂得,退让与妥协,其所否定的就不仅仅是她现在的行为,而是到现在为此的所有作为。那样,她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一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多年的宫廷抗争,几番腥风,几番血雨,真正懂得治国之道的只有武后自己!

    而其中的艰辛和凶险也只有武后自己才能体会。大唐江山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她半辈子斗智斗勇才得以传承,她的所作所为不允许她有丝毫的闪失。

    她所能够承受压力和所担当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她可以毫无保留地为大唐江山付出一切,甚至铤而走险;而裴炎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个人的声誉和地位。

    一个默许属下造反。在关键时候又只求保全自己声誉、地位而置武后乃至皇室死活而不顾的大臣,哪怕有多大功劳。有多少人为其辩护,他都必须死,这就是最好的裁决!那些群起为他说情的朝臣也必须分化瓦解:凤阁侍郎胡元范、侍中刘景先下狱,宰相郭待举贬为太子左庶子。

    宫廷法则容不得别人分辨,也容不得她有半点的心慈手软!时隔不久,单于道安抚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自认为战功卓著且手握重兵,是武后的得力助手,可以为裴炎鸣冤。便以密函向武后求情,武后再次果断出手,利用程务挺麾下偏将裴绍业将程务挺斩首于军中。

    裴炎死了,死在他多年崇拜和追随的偶像手下。其实,裴延在喊出“请太后还政皇帝”的时候,就知道他同武后已经是恩断情绝,也知道其后果和结局。

    裴延所要坚守的是大唐秩序,所要维护的是大唐正统,扬州叛乱事实本身已经与他毫无干系,他对大唐皇室对武后的恩怨是非就此作罢。能够守住的和不能守住的也就此了结。

    他不想为自己申辩,尽管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为自己申辩,他是先帝高宗重用的大臣。同样也是武后重用的大臣。

    然而,在如此局面下,除了事发当时支持武后,其事后所有的申辩都已经于事无补,况且他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他所恪守的伦理道德,不容许他对武后再做出妥协,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全部依托,也是他作为忠于大唐皇室之大臣的全部操守。裴炎也曾妒贤忌能。伤害过朝中大臣,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那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囚俘,他在明知裴行俭许愿囚俘不死才使他们投降的情况下。以“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近营地,加上漠北回纥南向进逼,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上奏,杀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令裴行俭感伤不已:“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

    这种妒能害功的行为,也曾引起朝中其他一些大臣的不满。尽管如此,与他对大唐皇室的忠诚和为朝廷所做出的贡献相比较,仍不失为小过,不会引起他更多的内疚。同时,裴炎多年从政,自然明白宫廷法则,更知道为官当政的风险。

    如此等等,在他刚拘捕入狱,左右之人劝他对使者说些卑谦的话以保全自己时,他留下坦然的一句话,那就是“宰相下狱,哪里有再保全的道理!”最终没有屈节。这或许使武后乃至天下在他死后能够看重他的人格。

    李敬业以“匡复唐室”的旗号起兵造反,也彰显出武后以太后之身临朝称制的尴尬。对已经掌握或操纵皇权的她来说,自然不甘于屈居于皇太后之位,在她心目中,大唐江山的继承非己莫属。因此,在扫除朝廷内外障碍和壁垒的有利条件下,武后加快了称帝的各项准备。

    她几经淘汰,提拔了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几位声誉俱佳政绩卓著的大臣为宰相,又重用黑齿常之、李多祚、权献成等名将,稳定了朝政;抽调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整理修改自唐初几十年来实行的律令,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撰写《臣轨》成书一部,普赐群臣,以教为臣之道;吸取李敬业叛乱的教训,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督察,在《垂拱格》中明文规定,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监视督察各地官吏。武后认为,在经历这场内乱并一路扫清政敌之后,代唐称帝已刻不容缓。

    就自己为这个朝代所付出的心血而言,这是应该得到的名分;没有更为稳妥的退路,这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只有明正言顺地称帝。才能使自己多年所付出的心血不至于付之东流,才能实现自己更为远大的抱负。

    改朝称制的进程按照武后设置的步骤正在加快,一切都是乎得心应手。在经历了一场大扫荡大清洗之后。宫廷内外,为武后的智慧而信服者有之。更多的是为武后的强势而畏惧而膜拜。

    于是就有上天垂像,就有瑞石出氾,如此等等。武后非常清楚,在一个崇尚力量、崇尚天命的时代,没有比强势作为的手段和君权神受的声誉更为重要。称制路上,她需要天下认可,需要有更多的人与她携手同行。

    然而,她可以广开仕途。网络天下人才,却很难解开士子们的儒家情结。就在裴炎、胡元范、刘景先、郭侍举这些昔日的追随者分道扬镳之后,凤阁侍郎刘祎之又一个以维护皇权之名与她分庭抗礼。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是武后多年培养并委以重任的大臣。这个以“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名士,其才华和人品深得武后信任。早在高宗晚年,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武后深感朝廷人才青黄不接,自己在朝廷更是举目无亲、势单力薄。

    于是,她沿用先帝李世民开设学馆、延揽四方贤士之法,招纳了一批位卑势微而又才学俱佳的学士。云集在自己的麾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的前身名翰林院,是朝廷集结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人才的重要场所。亦是名儒、学士以术艺类常居其所(昭文馆),他们以各自的职能分门别类,由朝廷供养,直接为朝廷服务。

    由于他们常于北门候进止,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武后利用这些儒学名士编纂文籍,又通过高宗让他们在幕后参预决策时政,以分散宰相权力,并以此培养他们的理政能力。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便是刘祎之。

    还在少年时期。刘祎之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即以文藻知名,被时人号为刘、孟、高、郭。一同在昭文馆当值。上元中,刘祎之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刘祎之与同为文馆的周思贸、元万倾、范履冰等这些被召入禁中的年青学士,一个个脱颖而出,成为武后的得力助手。武后善于扶持弱势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并非都出身寒门,但他们没有特殊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爵位以资骄傲,但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有着比常人更为远大的抱负。

    在武后看来,任何才华出众而又有远大抱负的人,总有那种出人头地的渴望和实现远大抱负的欲求,他们寄希望于别人的发现和扶持,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而当他们得到发现和重用,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就当时而论,与朝中那些重臣相比,他们还只是一帮无足轻重的弱势群体。然而,弱势一旦被培养成为强势,就会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

    武后欣赏他们,是他们锐意进取,意气风发,文笔飞扬的士子才华,武后重任他们,是他们对朝廷对武后的耿耿情怀。他们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行为不时受到非议,常被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却被武后所庇护所器重。

    他们不是深入敌营冲锋陷阵的勇士,却为武后改朝称制打下了基础,又在不经意之中为新朝的建立拉开了序幕,奏响了序曲。在他们的心目中,武后是他们的恩师,是他们仕途的栽培者和引路人。他们崇拜智者和强者,佩服武后的智慧和超强作为,常常会被武后那双明察秋毫的慧眼所折服。曾几何时,他们春风得意,领尽,都以能为取得武后的信任而自豪,也以能为朝廷尽职尽忠而欣慰。

    然而,刘祎之他们接受的是纲常伦理的传统教育,其治国施才的全部理想和信念都在于维护国家之正统。裴延事件之后,他们对武后的行为越来越不能理解,对武后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很难接受武后离经背道的行为。同其他北门学士一样,刘祎之崇拜武后,是武后的超强作为和智慧,而不是心灵的征服。在特定的情况下,刘祎之也曾做出了有违宫廷常规的事情,并由此付出了代价。刘祎之的姐姐是宫里的女官,武后派他去武后母亲荣国夫人家看病,刘祎之却通过贺兰敏之去荣国夫人家看望姐姐,结果被流放好几年。

    然而,刘祎之绝不会从大节大义上怀疑和背叛纲常伦理。因此,他们为武后所做的一切,最终都要回归到正统的轨道上来。此时的刘祎之是痛苦的,昔日的恃才傲物,却掩盖不了他一如既往的士子情怀。他饱读经书,虽不刻意循规蹈矩,然深明朝廷乃国之公器,非帝王也非朝臣之己私,他所要维护的是国之公器,而不是家天下之一己私利。

    他根据自己对大唐王朝的认知与认同,全身心地把自己融入这个王朝,并用自己的才华和忠诚维护着这个王朝,十分珍惜为之所付出的一切。

    他看重国家之正统,积极支持皇帝李旦上台,并把辅佐皇帝看成是应尽的责任,而不愿意为支持武后而背叛皇帝,背叛大唐之正统,原本就是要忠于皇上,恪守为臣之道!他在等待,他的同僚也在等待,等待太后理性的回归,最终还政于皇帝,名正言顺地让皇帝一统江山,更期待着皇帝在他们的辅佐下成为旷世明主。然而,他们等待来的是截然相反的结果,是武后的所作所为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渐行渐远。

    事实是,刘祎之他们或许未能明白,他们从被武后召入禁中那一天开始,在武后的牵引和影响下,就以北门学士自成一体的独有风格和姿态参与朝政,其思想和行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已经融入到武后的势力范围,是武后制政、施政的重要力量和得力推手,早已成为“二圣”旗帜下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九章 【一代女皇】() 
然而,作为加强和巩固武后势力的当事者,在抵制和削弱他方势力并由此赢得一席之地,在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之后,他们并未真正理解武后对他们信任和使用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他们出身势微,在朝野并没有特殊的背景和难以割舍的关系,只能死心踏地集结在武后麾下。

    由于武后的特殊地位,他们都以能取得武后的青睐和重用而欣慰,以取得的成就、得到的殊荣为自豪;在他们的心目中,武后慧眼识珠,使他们智慧和才能得到升华,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原本不相信武后摄政会取代皇帝,以为还政于皇帝是天经地义、时间早晚的事情。

    现在,当武后把他们推上了改朝称制的风口浪尖上,一股不可抗拒的旋风把他们裹挟进来的时候,他们集体茫然了,那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使他们陷入痛苦而无从摆脱,他们不知道武后不还政于皇帝到底要做什么,但已经知道他们在此种情况下本身不能做什么。在由不得他们做出更多选择,要么是顺风生存,要么就是逆风死亡的时候,他们只能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那就是同武后做最后的决裂。

    武后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称制路上她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大臣。其实,武后一直也在等待,等待他们突破世俗偏见,与她同舟共济;也寄希望于他们有一天能够幡然醒悟,看清天下大势。她没有充足的理由能够说服他们,也不可能用言语和理由来说服他们,从临朝理政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无所谓正义和理性可言,而只能用自己的作为为导向。来启发、教育和影响他们;用所取得的共同成就来激励他们。在自身力量有了较大积累,地位得到相应巩固的时候,武后对前景充满自信。并在行动上多少有些自负。

    她有时间等待他们,还有更多的事实能够教育他们。武后与刘祎之他们一路携手走来。自然明白他们的心思,与裴炎他们不同的是,刘祎之对皇帝李旦的那份偏爱,既是出于昔日就任于王府司马的情结,更是出于先帝高宗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早年,刘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

    仪凤年间,吐蕃进犯边境,高宗询问侍臣安置还是讨伐他们的措施,人人谋略不同,刘祎之分析并看清了当时的局势,独自劝皇帝按常态处置,“夷狄就像禽兽,虽然受到侵凌,不值得计较。希望收起陛下的威严,解除百姓的当务之急。”

    高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也从中发现了他的才华。仪凤二年。转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任豫王府司马,不久,加授中大夫。高宗对刘祎之寄予厚望,曾当面对刘祎之道:“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籍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先帝此等信任和赞誉,令刘祎之没齿难忘。以后。刘祎之作为北门学士之首,作为高宗、武后一手扶持和栽培的股肱之臣。武后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在废中宗立睿宗过程中,刘祎之参与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县男。武后重用刘祎之,每每参与军国大事。当时诏令繁多,刘祎之才思敏捷,裁断口授,顷刻间可以完成。

    其实,刘祎之在接受先帝重托的时候,除了尽朝中大臣之职责,更多的是在履行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职责。像裴炎乃至天下所有士子的心态一样,他名正言顺地追求功名,以实现人生的抱负,正是先帝更是武后为他施展才华成就功名提供了平台,使他在多年的奋斗中如愿以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武后对他的信任有加,他自觉功名之下的道德伦理正在他身上日益瓦解,理想和现实越来越不对路,其不满和反抗情绪由此而与日俱增。武后没有就此罢休,她要从道义上对他做最后的挽救,包括挽救北门学士这些昔日的忠实追随者。

    这些人是自己一手培养并寄予厚望的人,他们今天的成就也是她多年心血的结晶。然而,刘祎之没有给武后任何挽救他的机会和余地,在生死关头表现出少有的倔强。

    刘祎之对武后迟迟不还政于皇帝发泄不满,事发于自己下属的告密。也许是那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实在憋不住了,总想一吐为快。终于有一天,刘祎之在自己的属下贾大隐面前发出喟叹:“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

    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作为李旦的内臣,多年的朝夕相处,刘祎之对这个昔日的皇子倾注太多的感情,也对这个受过自己影响的皇帝给予更多的希望。

    如果说协助武后废除中宗李显是出于公心,那么对睿宗李旦的那份厚爱则多少有些私心。是上苍给李旦一份恩赐,他实在不忍心也不甘心皇权就此旁落,这不仅仅是出于内臣那份难以割舍的情结,而是对整个大唐王室的那份忠诚,还有自身的那份荣耀,而这又是一个才华卓著的士子留名千古、梦寐以求的荣耀。

    贾大隐没有为他保密,而是直接密奏太后。当武后追究事实真相的时候,他毫不隐晦,坦然面对。这使武后想起多年前,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受牵累获罪贬为卫州司马,他上诉于宰相府,中书令骞味道当即就把责任推至太后,而在旁的刘祎之出面维护武后:“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

    当时的武后对刘祎之的坦然是多么的欣慰,以至于武后不得不对他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行为刮目相看,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加授刘祎之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武后因此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佳。”武后鄙夷骞味道那样明哲保身、推过于君的大臣,需要刘祎之这样深明大义的臣子,这也是刘祎之日后能够得以重用的重要因素。

    而这一次刘祎之的坦然对武后来说,却是一番难以言状的苦涩。武后叹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显然,武后说这番话并不是发泄对刘祎之的不满,她知道刘祎之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也知道崇拜和追随强者、智者,慑服于强者、智者,这在宫廷内外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作为强者智者的佼佼者,在武后身边,就先后云集了大批像刘祎之这样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刘祎之在紧要关头与她分道扬镳,完全是出于正统的大唐情结。抛开武后称制是非,就刘祎之本人而言,并无过错之处。武后企图还他公正,破例以一地方刺史作为审判官来审判此案。以对刘祎之作最后的挽救。刘祎之并不领情,相反,他以不符合朝制为由予以抗议。武后知道。刘祎之这是在蔑视她的权威,分明是要守住纲常伦理之道德底线以死相抗。

    武后别无选择,只能是毫不留情地同这位昔日的追随者做最后的了断。在武后这里,已经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昔日北门学士所付出的一切也一笔勾销。事实上,从争夺皇后殊位那一天开始,她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慈悲和同情之心,有的只是不折不扣的铁石心肠。

    如果说在裴炎事件之前,刘祎之的对抗行为武后尚可以谅解;那么。在经历了裴炎事件之后,武后的绝不妥协的意向已经非常明确。这种对抗则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不可饶恕。况且。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废,毫不勉强,是武后用人的一贯做法。在经历李敬业造反并取得平息叛乱胜利之后,武后更加坚定了自己能够当家作主的信心,任何阻拦自己行为的举动都将受到严惩。

    武后的底线是刘祎之必须放弃大唐正统,一如既往地支持武后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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