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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优势的事实，不是社会等级所保障的特权。教育不成功，社会地位就丧失。而在这种精英教育中，对社会的服务，特别是对弱势阶层的服务，越来越被强调。这就培养了世家子弟的社会责任和对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缓解了贫富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冲突。
在“二战”前，美国被所谓的WASP所统治。WASP是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描述的是美国的“建国种族”。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了贵族学校（常常是寄宿学校）－“常青藤”这样一条龙的WASP教育体系，保证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格局大变。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兵足够的钱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闹得许多传统的知识贵族报怨这些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退伍兵败坏了校园的高雅气氛，但这些大老粗们却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1960年代，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够平等竞争，SAT的高分比显贵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采取各种政策向弱势阶层倾斜，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录取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如果不属于祖祖辈辈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为了进同一所大学要比穷人或少数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这样，“智力阶层”逐渐取代了贵族阶层。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学竞争的激烈，精英大学的申请者分数越来越高。比如，PomonaCollege2005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在SAT考试的语文或者数学项目上获得满分。Davidson则有1／4的学生的SAT成绩高达1500分以上（满分为1600）。这还是几个精英的文理学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鲁学生的成绩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中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JessicaClayton）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的资格。她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兜网球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录取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为竖琴作曲、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05年她虽然没有进“常青藤”，却被几个精英名校录取。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2）
戴利（WillDaly）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8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应届生杰曼（DanielGermain）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LizaFriedman）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特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个大学看中，虽然她还在等自己首选学校的录取通知。
不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些更小的学生也开始为了进名校而提前行动。来自纽约州的科恩（JamieCohen）年仅16岁，却要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工作4周，照顾艾滋病患者。然后她马上飞回美国，到耶鲁大学参加青少年艾滋病大会，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动计划”。
现在离她申请大学，还有18个月之遥。
巴拉茨（AmandaBaratz）是来自加州的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参加SAT考试。不过，这个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University上一个5周的医学课程，并观察心脏外科手术。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美国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区服务当作毕业的一个条件。一大批组织暑期计划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参加一个暑期计划，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常常消耗一个学生7000多美元。而这个钱不少是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挣来的。一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对申请者提出的建议是：上完高一要去当实习生，一年至少打100个小时的义工，并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比如在主要的投资银行或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工作过。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亚洲旅行。
暑期计划毕竟很短，有时不足以建立惊人的履历。这就使“空缺年”计划大为流行。关于“空缺年”，笔者过去有所介绍，就是学生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期间，打一年义工，从事社会服务。美国的孩子想进的大学没有进去，就相当于中国的孩子高考落榜。在中国高考落榜后，要复读，要继续背那几道题。这些美国的孩子，则跑到贫困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哈佛大学录取与奖学金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WilliamsFitzsimmons）承认，有时经过这一年，同样的学生就变成一个更理想的录取候选人。
努涅斯（CrisNunez）本来就读于新罕布什尔的大名鼎鼎的精英寄宿学校PhillipsExeterAcademy，但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2004年申请了9所大学全部落选。结果，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到阿拉斯加为红十字会工作，证明自己成熟了起来。结果，2005年再度申请时，原来拒绝他的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不过他决定去SwarthmoreCollege，一个头一年没有申请、但在本科教育上更有声望的学校。佩布莱斯（MariahPeebles）则是个无可挑剔的高中毕业生，顺利被哈佛大学录取。但是她已经被紧张的学校生活弄得对读书没有胃口，于是决定推迟入学、先参加一年的海外课程：在法国的一个家庭学习法语，到墨西哥学习帆船驾驶，最后到秘鲁的学校和印度的孤儿院打义工。
可想而知，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花得起钱，当然比穷孩子有优势。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花钱积累的这些经历和训练，大多数是在为下层社会提供服务中完成的。一些最热门的暑期计划，就是组织他们去发展中国家扶贫。所以，尽管目前的大学竞争对富家子弟有利，但这些富家子弟只有通过接触和服务下层来培养自己才能有竞争力。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照顾少数族裔，这就更加给富裕的白人学生带来了压力。一位AmhirstCollege的录取人员公开说：“如果你来自弱势家庭，艰苦奋斗，即使SAT分数低一些，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你机会。如果你是来自富裕家庭，已经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切能够获得的机会，那么高分本身并不能说服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精英家庭的孩子想胜人一筹，就得加倍努力。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你不是橄榄球明星，不是少数族裔，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上私立学校的蓝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特别才行。”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开始就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没完没了的青春期
出国前，听人讲起美国的父母对孩子是多么冷酷无情：孩子长到18岁就扫地出门，一分钱不给，一切靠自己，因为你已经成人了。
其实，如今美国人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OpinionResearchCenter）2003年的一个“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成人期在26岁左右才算开始。美国人似乎可以没完没了地享受自己的青春期，当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这种局面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首先，美国人结婚晚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娘的平均年龄21岁，新郎23岁。如今，男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接近27岁，女人也过了25岁。结婚是成人、独立的最好标志。过去中学一毕业，就快到结婚的日子了。如今怎么也要等到大学毕业以后。
婚龄的推迟，是社会转型的结果。早在1900年，美国人的婚龄也很晚：男26岁多，女22岁。那时候劳工阶层生活很苦，要熬到很晚才可能积累出基本的财富成家立业。男女婚龄差距大到4岁以上，也是因为男人工作，其经济独立是成家的关键。1950年代美国进入经济扩张的黄金时期，工人待遇优厚，上完高中，大多数人都可以有个足以养家的稳定工作。所以，婚龄，主要是男性婚龄，跟着大幅度降低。
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大部分迁移到第三世界，社会给高中毕业生留下的工作，大体是售货员、招待、清洁工、小保姆，等等，基本上属于孩子们上中学时打工挣零花钱的工作。高中毕业继续干这些，就像是个还在挣零花钱的孩子，不仅无法养家，而且自己也养不活。所以，90％以上的高中生，都希望能上大学。家长只要力所能及，也觉得有支持孩子上大学的义务。孩子的抚养期不知不觉中就延长了4年。
这还不算完。随着大学教育受重视，入学竞争也愈演愈烈。美国的大学入学申请不像我们的高考，除了要SAT的成绩外，还要求学生提交带有自传色彩的文章、简历、社会活动、特长、成就等材料。有钱的家长，会花上2万美元以上请人咨询、包装自己的孩子，没钱的家长，也常常赤膊上阵，帮孩子编写申请材料。申请大学，已经演成一场军备竞赛，各方不断加码下赌，远远不是一个孩子自己处理的事情。
这一家长的操纵过程，一直延伸到大学中。2004年纽约一所大学的校长在《纽约时报》撰文报怨，她接待新生时，总是家长在那里说话：从孩子选的专业、课程，一直到住宿、课外活动，每个细节都反复盘问。那些可怜巴巴的孩子，全躲在家长后面不作声。那位校长认为，选课、选专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孩子自己的决定。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作出重大人生决定的能力。家长这样富于侵犯性的行为，剥夺了大学的重要教育职能。想不到文章发表后，一位家长写信给报纸质问：我花那么多钱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难道没有权利过问一下花的钱究竟买了什么吗？
家长不肯放手，许多学生到了大学高年级，写论文和读书报告还要EMAIL先送给家长，改完再交。如今EMAIL、手机等现代技术，已经改变了社会和家庭关系。即使孩子远在天边，家长也可以遥控其学业。久而久之，孩子和家长的纽带就变得无法切断。
当年马其顿的少年国王亚力山大，二十几岁就从欧洲打到印度，成为世界之君。美国的工业巨子卡耐基，13岁到美国打工，20岁就指挥着世界最复杂的工业系统－－宾夕法尼亚西部铁路。在这些历史的创造者们成为巨人的年纪，许多现在的美国人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成人期。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幼稚。
这一现象，当然和后工业化社会的特质有关。日益复杂的社会，对劳工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接受训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不过，全球化中过度竞争所引起的过度保护，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过去的孩子不用操心，高中一毕业就有工作等着，当家长的可以躲在自己的别墅里享清福。如今，大学读不好前途就堪忧，你要砸锅卖铁地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事业。所以，有条件的家长，一定要亲自把孩子送到成功的位置上才肯放手。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中，个人脱离家庭越早，家庭的财富、地位对个人成功的影响就越小，社会的平等度和流动性都会因此增加。美国的价值立足于反贵族的传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没有等级的自由市场秩序中出人头地。如今的变化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价值。要知道，过去小民百姓的孩子18岁自立，常常也是不得已。富家子弟，至少要靠父母的钱上完大学。现在延长青春期的，大多还是有钱人的子弟。这等于进一步延长了富家子弟的优势，让家族笼罩了个人，削弱了公平竞争，减缓了社会流动，甚至抑制了社会的创造性。当今的总统布什，直到四十多岁还吊儿郎当、靠父母护持。这样造就的总统，至少在能力上远远无法和尼克松、里根、克林顿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总统相比。当今的美国社会正在塑造一个现代贵族阶层，这一趋势如果不加以遏制，恐怕将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哈佛风暴（1）
2005年3月15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对自己的校长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投了不信任票，把哈佛这一世界第一学府推向了危机。
危机的起源，是萨默斯年初在一个会议上就女科学家为什么少的原因提出了三个假设：第一是性别歧视和社会压力；第二是大多数妇女也许难以承担一周80个小时的工作量；第三是男女之间也许有某种先天不同。
此言一出，举世哗然。萨默斯的第三个假设马上被断章取义地提出来，被指责为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者纷纷对之进行讨伐。萨默斯反复道歉，并且公布了讲话的全部内容，但仍然难平众怒。让他辞职的呼声渐起。这也是3月15日文理学院教授们开会投票的缘起。
不过，萨默斯虽然触犯了许多人，但他的支持者也不少。一些最激烈地倒萨默斯的人士，在投票前也仅仅指望制造出一些事端，引起世人之注意，并不真觉得能够通过不信任案。媒体也没有把这次会议太当真。就是提出不信任案的教授J。 LorandMatory，也只预期有30％的教授支持他的不信任案。但结果是不信任案以218票赞成、185票反对、18票弃权的明显优势获得通过。文理学院虽然仅仅是哈佛10个学院之一，但却是哈佛的核心。本科生学院和传统的博士生研究院都归属文理学院。文理学院的教授，几乎占哈佛教授人数的一半。这些教授带头出来造反，无疑是对萨默斯的致命一击。同时也表明，哈佛教授和萨默斯之间的冲突，远远不是因为他就女性科学家少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假设。萨默斯走到这一步，显然有更深刻的原因。从个人层面看，他年轻气盛、恃才自傲，在文人相轻的知识分子圈内，容易引起嫉恨；从政策方面看，他经营大学的方式，越来越背离教授治校的传统，威胁着教授们的权力，使大学越来越像个企业，把自己变成一位独断专行的企业总裁。
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萨默斯其人，再述其政。
萨默斯是个才能卓越又一帆风顺的学界领袖。他1954年11月出生于纽黑文。1975年在MIT获得科学学士学位，随即到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但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完，就在1979年当了MIT经济系的助理教授，时年仅24岁。1982年，他升为副教授，并拿到了哈佛的博士。次年，年仅29岁、刚刚拿了博士学位才一年的萨默斯，就成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1987年，他刚刚33岁，就成了哈佛的政治经济学NathanielRopes讲座教授。同年，他又荣获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AlanT。 Waterman奖。此项奖本是美国国会设立，旨在奖励那些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原创性贡献和重大发明的年轻科学家。经济学显然很难列入传统的科学学科，萨默斯则异军突起，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经济学家。1993年，他又获得JohnBatesClark奖章。这个奖章两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许多该奖章的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有人甚至戏称该奖是诺贝尔奖的“青年组”。
可以说，在40岁以前，萨默斯除了拿诺贝尔奖外，已经荡平学术界。但他绝对不是个安心书斋生活的教授。1991年，他向哈佛告假，到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1995年，当时的财长鲁宾把他提拔为代理财政部长。等鲁宾辞职后，他于1999年荣升财长。
在美国政府中，财长可以说是内政方面最重要的职位。美国建国之初，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实际上领导的就是一个内阁，手下的人比其他联邦政府部门的人手全加起来还多得多，让当时的国务卿杰弗逊嫉恨得要死。萨默斯领导的财政部，指挥着15万联邦雇员。也正是他，帮助克林顿把国家债务还清，并且创造了财政盈余。等他完成任期时，荣获财政部的最高荣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章。
也正是有在学界、政界这样辉煌的业绩，当2001年7月1日萨默斯被哈佛大学董事会选为第27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