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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政府，欧洲根本没有办法比。但是，在这次印度洋海啸的救助中，截止到1月5日，美国的民间捐助仅1亿美元左右，略高于英国，但落在德国之后。
这次海啸对世界的冲击，不比波斯尼亚危机、伊拉克战争小。美国媒体纷纷强调，这正是一个向世界显示美国的伟大的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却是海湾战争后第一次可以不让美国充当领袖的重大国际危机。特别是经过出师无名的伊拉克战争，世界视美国为一个仅仅为石油而战、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国家。美国这次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又没有领头救助，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也正是如此，反应迟钝的布什政府渐渐感到压力。布什宣布，这次美国人的个人捐助，要破例从马上就要申报的个人税收中扣除（按惯例要等到下一年度才能够扣除），以鼓励民间捐助。鲍威尔也公开表示，布什随时准备提高救援款项。但这要根据受灾地区的需要而决定，需要一个评估过程。
美国政府这次落后于人，原因可以理解。布什政府陷入伊拉克的泥沼不能自拔，巨大的减税又使联邦赤字攀升，不愿意再有更大的国际承诺。但是，民间捐款落后于德国，实在是一大惊奇。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间捐款很可能后来居上。但是，以美国的经济总量和国民的富裕程度，这样的数字显然太低。美国的老百姓注意力一方面被伊拉克吸引，无心他顾，一方面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忧虑重重。看来，不仅是美国政府，就连美国社会也感到不堪重负的帝国之累。
克林顿与布什家族交情日深（1）
美国的总统政治，经过两次势均力敌的大选，两党势如水火，仇恨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而且落实到了个人层面。比如戈尔和布什，两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藏不住一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状。想想美国的党争，从建国开始，就是你死我活。比如1800年亚当斯和杰弗逊之间的大选，双方不仅极尽诽谤之能事，而且几乎要兵戎相见。亚当斯落选后，作为卸任总统，竟然连杰弗逊的就职典礼都不参加。更不用说反杰弗逊的汉密尔顿后来在决斗中死于其政敌、杰弗逊的副总统布尔的枪下。仇恨，似乎就是政治的天性。
然而，虽然如今大家一口咬定两党的仇恨正在分裂美国，但克林顿和布什这两个代表对立政治力量的家族，却感情日笃。早在里根的葬礼时，就有评论员注意到，当老布什和克林顿在一起时，双方的寒暄之间，透露出彼此的友善和敬慕。这种感情在布什和戈尔之间是无法想像的。印度洋海啸后，布什派老父和克林顿一同领导赈募工作，并前往灾区慰问。在座机上，克林顿主动让老布什睡惟一的一张床，自己打地铺，老布什则夸心脏刚刚做了手术的克林顿精力如何旺盛，自己已经跟不上了，等等，一时被传为政治佳话。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人们又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劳拉、布什、布什的老爹、被称为布什家的养女的莱斯和克林顿并排在一起，十分融洽，好像一个在圣诞前夜团聚的家庭。老布什甚至最近这样说克林顿：“也许我就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爹爹。”要知道，克林顿出生前父亲就过世，他一辈子都在寻求父爱。老布什这话，没有真实的个人感情大概是不会说的。
克林顿和布什家族何以如此温情脉脉？这里有人性，也有政治。老布什被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踢出白宫，用其子布什的话来说，实在是心灵受伤。在1992年那场大选中，老布什在全军覆灭前还难以置信：自己这么一个打赢了海湾战争、结束了“冷战”的伟大总统，怎么居然还会受到克林顿这个毛小子的挑战。但是，老布什毕竟是职业政治家。克林顿那次大选赢得就是漂亮，让本来是占尽优势的对手输得无话可说。克林顿那种亲民的政治天赋，老布什这辈子是不可能有的。他佩服克林顿，也是由衷的。况且，老布什毕竟过了一届总统瘾，被自己儿子辈的人取代，在美国是合乎人之常情的自然结局，不像同辈人之间的竞争那样容易积累仇恨。而自己的儿子两届后夺回白宫，如今又连任，说明当年自己败阵，正好是给儿子让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凭什么恨克林顿呢？
从克林顿的角度看，布什连败戈尔和克里两员民主党的大将，似乎是自己意识形态的死敌。但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个人恩怨并无关系。当年戈尔竞选，虽然靠的是克林顿的政绩，却存心躲着克林顿远远的，生怕沾上他的性丑闻的臊。希拉里却毫不避讳地拉自己的丈夫助选，最后希拉里当上了参议员，戈尔却丢了总统。克林顿心里会说：“活该，谁让你这么势利眼！”2004年布什战克里，克林顿最怕的就是克里赢。自己的党赢了，希拉里2008年的总统梦就泡了汤，夫妇双双当总统的历史就没有办法创造了。他凭什么恨布什呢？
可以说，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虽然是美国当今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代表，但是，阴差阳错，在过去几年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双方无意间形成了家族间的共同政治利益，所以合作十分融洽。比如印度洋海啸，布什先是反应迟钝、冷漠，后来给的捐助又少得可笑，丢尽美国的脸。为了挽回影响，他派克林顿与老父一起助战。果然，克林顿那“挡不住的魅力”为美国捞回不少面子，让美国没有把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全输给欧洲。布什第二任，修补和欧盟的关系是一大首务。这次参加保罗二世的葬礼，还是克林顿走上街头和民众寒暄，以其个人魅力征服欧洲。布什是国际上评价最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则是世界上最有人气的政治家。以布什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莽撞牛仔领导世界帝国，让全球的老百姓心服口服，没有克林顿怎么玩儿得转？
所以，布什对克林顿实在是颇为恭敬。2004年大选的恶战期间，布什在白宫为克林顿肖像揭幕的仪式上，对自己的前任赞誉有加，而且还积极帮助克林顿筹建他的总统图书馆。克林顿则在民主党妖魔化布什之时，公开说他是如何喜欢这位总统。
当然，克林顿和布什家族如此热络，并非没有所图。从现在看，2008年的大选，自己的夫人希拉里是民主党方面的头号大将，克林顿已经公开说她可以是个出色的总统。希拉里当选的一大障碍，是恨她的人与爱她的人几乎一样多。她和布什一样，是个分裂国家的人物。但是，这个被右翼描绘成是自由派最极端的代表，夫君却和最右翼的家族交情日深，人们可能因此越来越不相信右翼对克林顿夫妇的妖魔化宣传，中间派选民就可能被争取过来。
只要中间派选民站过来，右翼对克林顿夫妇的仇恨，就只能帮助希拉里当选。因为右翼对希拉里和自由派的妖魔化，等于帮助希拉里团结了自由派。这样，希拉里在选举时，就可以不受自由派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离开左翼的营垒，大胆向中间站，扩大自己的政治基地，不会面临稍往右转左翼就叛变的难局。实际上，克林顿当总统时的政治成功，就得益于这种右翼的仇恨。对自由派，他可以让右翼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自由派；对中间派，他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温和的民主党；对那些讲究财政纪律的保守派，他是个平衡财政收支、把赤字变成盈余的保守派！希拉里实际上已经在走同样的路线。“9·11”以后，她在反恐、“伊战”等一系列政策上，都很支持布什，在参议院投票非常保守，正在逐渐积累自己中间派的政治资本。克林顿和布什家族的交情，更帮助她打造自己的温和形象。试想：连布什一家老小都喜欢克林顿，其他的右翼还能起什么哄呢？
克林顿与布什家族交情日深（2）
希拉里能否当总统，当然还是件另当别论的事。美国这个雄性十足的世界帝国，恐怕还没有接受一个女总统的心理准备。不过，一切事在人为。不管未来成败如何，克林顿夫妇对于通过性丑闻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的右翼，开始以德报怨，超然于党派仇恨之上，其政治技巧，比起戈尔、克里来，显然更有“总统相”。这也怪不得保守的《华尔街日报》警告共和党：如果右翼被他们对克林顿的仇恨所支配，在2008年就等于为希拉里助选。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1）
布什一直被其政治对手丑化为弱智总统，其中一个根据就是他的大学成绩。1999年《纽约人》公布了布什在耶鲁大学的成绩单。他头三年的累计平均成绩是77分。第四年的成绩不按百分算，但也是在大致相当的档次上。布什竞选时公开承认，自己当年是个C学生。
相比之下，同是耶鲁出身的克里，则被人们视为优等生，虽然他的成绩究竟如何一直是个秘密。美国社会对个人隐私保护非常严格，你不签字同意，谁也别想看你的成绩单。克里当年毕业申请进入海军时，提交了自己的大学成绩。但他一直拒绝签字让海军公布自己的档案。上个月他终于签字授权公布了这些档案，其中大学成绩单给公众带来不小的震撼。
从这个成绩单看，克里和布什的大学成绩几乎相同。克里四年的累计平均成绩是76分，
和布什同属典型的C学生。按当时耶鲁的打分系统，从90到100分为A，80到89为B，70到79为C，60到69为D。低于60分就是不及格。克里第一年的成绩，比布什还差。布什在1964到1968年的四年在学期间，总共拿了1个D，那是一门天文学的课，他得了69分，不过在D里还是高分。克里则惨多了，他第一年10门课，就拿了4个D，其他全是C。其中地质学仅得61分，险些不及格，两门历史课分别得了63和68分，政治学拿了69分。他最高的分数，是另一门政治学课，为79分，还是C的范围。他号称是外交官的子弟，法文说得甚好；但第一年法文课也就拿了77分。最近克里在给记者的书面答复时说，他当时告诉他父亲，D的意思就是distinction（卓越）。实在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克里渐渐改善了自己的成绩。到毕业那年，他的年度平均分已经到了81分，勉强算个B学生了。在那年的一门政治学课，他拿了大学期间的最高分：89。但这也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拿过A。布什的最高分也大同小异，是在人类学、历史以及哲学课上分别拿了3个88分。
克里之所以一度被误认为是优等生，主要在于他的课外活动。他在申请加入海军时就明确地表明，他大学的时间主要是用来参加课外活动，包括耶鲁政治联盟、辩论协会、足球、冰球、击剑、骷髅会等等。虽然学业平平，但和布什不同，他在校园里“是个人物”。所以，等毕业时，他被选出来代表毕业班讲话，质疑“越战”的必要，虽然自己很快就去参战。
总的来看，克里虽然学业平庸，至少还是知道上进。大学四年，分数进步甚快。也许有人会解释，第一年的糟糕成绩大概是因为一个高中生对大学还不适应吧。不过，克里上了世界最精英的贵族学校：马萨诸塞州的Fessenden和新罕布什尔的St。 Paul's。像St。 Paul's，就是为孩子上大学作准备的，一般平民百姓哪里享受得起！进行了如此特别的准备，还说对大学不适应，实在说不过去。在笔者看来，富家子弟，一切来得太容易，学会珍惜机会需要个过程。克里自己承认，当时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飞行，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
不过，大学学业上的失败，并挡不住日后的成功。死读书的学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这一点在克里参加海军后很快得到了证明。他在描述自己为参加海军进行的准备时提到，他有许多航海训练，包括驾船、潜水、步枪射击、救生等等。这些和飞行一样，都是课外的贵族游戏。但在海军里，就比什么地质学、政治学、历史等等科目更派得上用场。所以，他很快就在海军选拔学校（NavyCandidateSchool）中成为顶尖学生，后来在越南指挥巡逻艇，英勇异常。
克里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让人记住他。耶鲁的退休历史教授GaddisSmith教过布什和克里。但他在最近的电话采访上说，他对布什没有特别的记忆，但对克里的记忆却是活灵活现。其实克里在GaddisSmith的两门课上，分别拿了71和79分。当记者告诉GaddisSmith他当年给克里的分数时，GaddisSmith还略感意外：“噢，我可觉得他是个好学生呀。这两个分数确实不怎么样。”不过，他坚持认为，他当年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如今则是分数膨胀的时代。把他的分数换算成现在的分数，至少要加10分才行。
即使是加10分，也不过是八十几分的成绩，属于B。如今的一流名校，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是A。现在拿B，实际上还是中等以下的学生。笔者自己在耶鲁当助教（TA）时给学生打过分。每个教授掌握的口径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打分很宽松。许多学生为了个B难受很长时间。C几乎快绝迹了。另外，一些教授对是否有分数膨胀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现在的学生水平就是比过去的高。过去上哈佛、耶鲁，有钱有势就可以，如今则要SAT的高分，竞争白热化。分数是跟着竞争涨上来的。
不管孰是孰非，克里和布什，大学的学业都非常平庸，这恐怕是不争之事实。笔者大学的一个同事，读法学院时还和克里同班。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当年比克里表现好多了，同时又加上一句：比他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过，学术上的失败并没有对这两位政治精英日后的生涯产生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克里，“越战”后二十几岁就显山露水，成为政治新星，以后一帆风顺，2004年几乎当了总统。说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子还有几分道理，但克里日后的成就，和其父亲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美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人敢吹牛自己在大学时如何优异的。克林顿那样读书也聪明的人是多年不见的异数。学术表现和政治才能，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美国从来没有人为当官读博士。相反，读博士一般表示你不想当官，除非一不留神成了基辛格或莱斯。即使是这两位，也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不是靠民选上台，而是靠选上的人来任命。鲍威尔是西点军校的优等生，但就是死活不选总统，似乎优等生与政客有些格格不入。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2）
仔细分析，优等生和民选政治家至少在形式上是不相容的。优等生靠上面的权威给自己打分，从来不会到处游说，给自己拉分数。所以，优等生像基辛格、鲍威尔、莱斯那样，等着被上面一个权威任命为高官，是顺理成章的ｗωｗ奇書网。民选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功课好、干什么都在行，而是和人家相处得好，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能混，最后让大家都跟他们走。这套本事，课本上没有教，读书也读不出来。克里、布什的许多功课优异的同班同学，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染指政治的才能一点也没有。话说回来，让克里、布什回来读书，怕是比当总统还难。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和布什，是否是最后一代获得政治成功的草包学生？过去的世道不同，一个报童可以爬到记者的位置，甚至成为大记者；一个股市上的听差可以混到交易所的老板。同理，一个“不学无术”之士，搞起政治来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精英主义渐渐统治美国：小报童成不了大记者；股市上的听差只能当听差。爬到高位的，多是经过激烈竞争而从精英大学毕业的优异之士。换到今天，克里和布什，怕是谁也进不了耶鲁（布什不也就只能把一个女儿塞进去吗）。况且如今的耶鲁也不像过去那么好混了，因为学术上要求还是高了。布什在耶鲁讲演时开玩笑，说那些拿C的学生“也能当总统”。问题是，耶鲁校园已经找不到他那样的C学生了。这不是说以后草包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而是他们更不好混了，因为大学一关，就会把许多人“杀”掉。
第四部分故人传
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1）
桑塔格（SusanSontag）死了。她的死，代表着美国1960年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桑塔格1933年出生。父亲是个在中国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在她5岁时病死在中国。7年后母亲嫁给NathanSontag。她少年早慧，1948年只有15岁时，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年仅18岁。在大二时，17岁的桑塔格嫁给一个28岁的社会学讲师PhilipRieff，并移居波士顿。1955－1957年间，她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完成论文。1950年代末，她与丈夫离婚。后来她说：“我很幸运有了孩子，在很年轻时就结了婚。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现在不必再做了。”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CollegeofNewYork）和SarahL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thePainof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