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在部队提干以后，又主动找到当初给我写信想成全我和宋玉玲好事的那位同学，旧事重提，让他牵线，希望与宋玉玲通信联系。过了几天，那个同学给我回信说，他把我的意思给宋玉玲讲了，这一次是宋玉玲不同意。事后我才知道，由于派性斗争，宋玉玲已经被免去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又回到农村当了农民，当时她觉得自己是“配不上”我。
宋玉玲回到农村干了几年农活，由于一个在地区工作的亲戚的帮助，成了省城某名牌学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条件相当、“门当户对”，当原先那位热心肠的同学再次想成全我们两个人好事的时候，可惜宋玉玲已经名花有主，我也初为人夫。
此后，我只知道宋玉玲大学毕业以后分到邻县当了干部，而且工作干得不错，被提拔为局级领导，其他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与宋玉玲各自组成了家庭之后，宋玉玲怎么想的我不清楚，我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感慨，红花落，满地残，两人无份又无缘，是命运在故意捉弄有情人。
饭厅里，姑娘和老伴、儿子欢声笑语，谈兴正浓。我睁开眼睛，像是做了一场梦。命运之神这样安排，对我和宋玉玲，不管是一种补偿也好，或者是一种惩罚也好，我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今后生活的漫长道路上，多一些坦途，少一些坎坷，有情人终成眷属。
餐桌上正在吃饭的老伴、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对我刚才的异常表情和行动，好像并没有怎么在意。当然，我这个时候也不会向他们挑明事情的真相，只是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冬天的故事不会再在春天里发生！
同窗（下）（）
有一年的秋天，我随着总部工作组到驻守在我家乡的一个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以后，我向工作组的领导请了几天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做短暂停留。
由于父母都早已不在老家生活，这一次我回老家只准备住两三天的时间，主要是想见一见多年没有谋面的亲戚、同学和朋友，了却自己的一份心愿。
与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全兴，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把我安排在县城一个装修还算不错的宾馆里。
杨全兴知道了我这次回家的安排和想法之后，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应当先去看看我们一起上中学时候的班主任贾老师。”他告诉我，贾老师退休以后就由于患了严重的脑血拴，治疗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是落下个半身不遂。在老家的同学们几乎都去看过他，有的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听杨全兴讲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在外地当兵这么多年，我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也很少向别人打听过他的消息。
贾老师是教我们历史课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略微有点驼背，走路时上身总是左右摇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平时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只有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才会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表情丰富的面孔，演译着风云变幻的历史话剧。
他很少批评人，有时候有的同学做错了事，他也只是片刻敛起笑容，脸上泛着红晕，慈祥的目光看着你，好像做错事的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我们班在他当班主任期间，组织纪律、学习态度一直是全学校最好的。我在参军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偶尔能够想到贾老师注视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希冀和自责的目光，特别是在我自己做了错事之后。
贾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他住在我家邻乡据说是最穷的一个村子里。他的家不难找，“房子最破的就是他家！”——在村口有人这样给我讲。
几间草屋与周围的砖瓦房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我敲了敲虚掩着的院门，轻轻地喊了一声：“贾老师！”
一个中年妇女从西头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她打开院子大门，好像正在家里忙活别的事情，怀里抱着几件衣服，指了指中间的房子对我说：“我爸在堂屋里躺着呢！”
我悄声地走进屋子里，看到床上躺着的老人几乎成了一个骷髅，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稀疏的花白头发像是秋霜下的枯草，这就是贾老师？当年在三尺讲台上纵谈天下事、横论世间人的风采，在他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心里一阵酸楚，放下手中的礼品，几步跨到床前，握住老人家的手，激动地喊了一声：“贾老师，我看你来了！”
贾老师身体虽然不能动弹，神智还比较清楚，我作了半天自我介绍，贾老师才像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外号叫‘皮猴’的捣蛋鬼！”
贾老师讲述自己几十年的风雨生涯，远没有在课堂上讲解历史事件那样生动和具体，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他简单地给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以后，才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有同学们的帮助，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成棺材瓤子了，特别是杨长庆，亲儿子也没有他孝顺，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你们好像是同届同班，你应该还记得他吧？”
我摇了摇头。
贾老师似乎是有点遗憾，不甘心的提示我：“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娃娃脸，特老实，平时不爱说话……”
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同学，更不记得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对着贾老师企盼的目光，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贾老师开始有些失望，一会儿又欣喜地说：“他每个月的十五六号，肯定要过来一趟，把我的退休金送过来，今天是阳历十六号，他昨天没有来，今天应该是会来的，你等一会说不定就能见到他。”
贾老师告诉我，杨长庆在他们村子里当了将近二十年的民办教师，前些年才转成公立的，每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的固定工资。
贾老师还对我说，杨长庆去年退休以后，在乡文教办公室帮忙。听到外边有人敲门，贾老师高兴地说：“应该是他来了！”
进屋来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贾老师首先向我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杨长庆的儿子，曾经和杨长庆一起到他家里来过两次。尔后，贾老师又惊诧地问小伙子：“今天怎么是你自己来了？”
小伙子把带来的一袋子简装营养品放在贾老师床头的桌子上，又将一个纸袋子递给他说：“这是您这个月的退休费。”
“你爸呢？”贾老师又问了一句。
小伙子站在贾老师床前，眼圈红了，声音低沉地说：“我爸爸最近胃痛的厉害，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是胃癌晚期，昨天我妈和我哥已经陪他到省城的肿瘤医院去了，他让我以后多来看看您。”
贾老师听了小伙子的话，嘴唇哆嗦，老泪横流，哽咽着说：“好人不常在，长庆啊！要不是你经常给我送吃送喝，问寒问暖，帮助我的闺女照顾我这么多年，我也活不到今天啊，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得这个病呢！”
小伙子拉住贾老师的手，劝慰他说：“我爸爸照顾您是应该的，他经常给我讲他上学时您替他交学杂费的事情，他的病如果好不了，我以后就来经常过来照顾您……”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两天以后就要归队回北京了，这次回来探家，甚至于今生今世，我都不可能再见到杨长庆了，但是，我会在心里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从老家回到北京以后，我串联了几个原来的老同学，他们有的愿意出力，有的同意出钱，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互助小组，由我担任名誉小组长，主要是帮助贾老师和杨长庆治疗疾病和度过生活上的难关。家乡的同学们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我准备负担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费用，以尽到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早就应当承担的义务，
（本篇完）
老师（）
卧铺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也堆了不少的行李箱，旅客们都在心忙着寻找自己的铺位，石良臣好不容易才挤到车厢中间，找到了自己的九号下铺。
行李架上已经摆满了东西，石良臣想把手里的两个提包放在铺位下边，看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一位大妈，正探着身子和躺在对面下铺上的一个大伯悄声地说着话，就客气地问：“大妈，您是在……”
大妈看见石良臣提着东西和她说话，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指了指对面中铺，抱歉地说：“噢，对不起，坐了你的位置了，我的位置在对面中间。”她说完，连忙把身子移过去，在大伯身边坐下来，大伯身边还坐着一个小伙子，看来这是一家三口，老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石良臣把两个提包塞到铺位底下，在小桌旁边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心里在想，这次探家依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顾得上和过去的老师与同学们见个面。当兵二十多年了，在部队有时候会接到他们的信件或者电话，他们都希望自己什么时候探家的时候，打个招呼，大家在一起见个面，叙叙旧。知道了自己这次又是悄悄地回来，悄悄地回去，不晓得他们该是怎样的埋怨。
对面的大伯发出几声轻微的呻吟，他面色蜡黄，双眼似闭似睁，眼角上不时有混浊的泪水流下来。大妈俯在大伯胸前，轻声的安慰着他，并不停地用手绢为他擦拭眼睛。
石良臣看到面前这个慈眉善目，满头银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大妈，突然想起早逝的母亲，如果母亲健在，自己既使工作再忙，也不会五六年才回老家一趟。
小伙子听到大伯的呻吟，也站在大妈身后关切地问：“爸，您哪里不舒服？”大伯睁开眼睛，费力地抬起手臂，朝小伙子摆了摆，有气无力地说：“没啥事，车快开了，你下车吧！”小伙子说了一句：“不着急，还没有广播呢！”就又在大妈身旁坐了下来。
石良臣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来是老两口一起外出，儿子送行，就对大妈说：“晚上休息的时候我睡您的中铺，您睡我的下铺，便于照顾大伯。”
大妈和小伙子都感激地连声道谢。
“对不起，让一让！”一个年轻人嘴上喊着，从过道里挤过来。他把手里的小皮箱放在石良臣这一面的中铺上边，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看表，自言自语地说：“好玄，再晚一会就误车了。”
广播员提醒送客人的亲属下车，对面的小伙子急忙站起身来，对大妈说：“妈，我走了，到了北京别忘了让我姐给我打个电话。”
列车启动了。
大妈那个一直站在车窗外的儿子跟着列车跑了几步，给妈妈招着手，嘴里还在喊叫着什么，他是对两个老人不放心。大妈从车窗外收回目光，在手提包里掏出一个病历袋，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起病历来。
后来上车的年轻人看了看坐在小桌旁边正向车窗外观望的石良臣，觉得有点面熟，轻声问：“请问，您是？”
石良臣扭过脸来，还没有说话，年轻人就一把拉住他的手，兴奋地说：“您好，石老师，想不到在这里碰到您！”
石良臣一脸茫然，有些难为情地说：“你看我这记性，你是那个单位的？”
“我姓方，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您去年到我们那里去讲过两次课。”
“噢，对了，我去年是去你们那里两次，当时听讲座的人很多，我记不住……”
“这我知道！”小方理解地点点头。
“你是外出休假？”石良臣问他。
“不，是出公差，事情办完了，回北京。”方干事回答，他又问石良臣，“石老师您这是？”
石良臣告诉他，老家有点事，自己是请假回来处理家务的。然后，又不好意思地对小方说：“你叫我老石就行了，我只是总部机关的一个普通干部，与你一样做政治工作，不要叫我老师。”
小方认真地说：“哎，那不行，您看看现在的有些人，把比自己年纪大、出道早的人都叫做老师，何况您还确确实实地给我们讲过几次课呢！”
石良臣笑了笑说：“现在把‘老师’这个称呼叫俗了，挺庄重的一个词，成为与‘先生’‘小姐’一样普通的称呼了。我上学时候，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老师’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神圣。记得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姓徐，他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真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石良臣正和小方坐着说话，突然发现了什么，“忽”的一下子站起身来，急切地问对面的老大妈：“大妈，你们是……去…”
大妈摘下老花镜，看着石良臣失态的样子，不解地说：“我们是去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里，在那里给老头子查病治病，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是说……”石良臣指指躺在卧铺上的大伯，语无伦次地说“他是……”
“他是我的老伴，一个退休教师。”
石良臣把大妈身边的病历袋拿过来，又看了看上面的姓名“徐文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大伯的面孔，一下子握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徐老师，我是您的学生，石良臣呀！”
躺在铺位上的徐老师睁大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二十多年了，石良臣刚当兵时给他寄过两次信，后来再没有联系，更没有见过面，他已经不记得这个学生了。
石良臣看到徐老师清瘦的脸上皱纹密布，生命之树的年轮已经错乱，头上稀疏的灰白毛发在颤动的列车上如同秋风中摆动的枯草，只有那一双眼睛、那两道曾经坚定了多少学生学习和生活信心的目光，自己还是那样的熟悉。他感到心里有几分酸楚，又有几分悔疚，满含热泪地紧握着徐老师的手，喃喃地说：“徐老师，我对不起您！”
小方站在石良臣身后，满腔热情地对大妈说：“徐老师是石老师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北京几个大一些的部队医院里都有我比较熟悉的战友和同学，如果需要检查、治疗或者住院，尽管找我，我待一会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您。”
大妈正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路上照顾不了老伴，突然碰到两个热心人一路同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老伴早年的学生，心里非常高兴。
石良臣在老家的这几天，生活没有一点规律，都是深夜一两点钟才能睡觉，原来想在火车上好好地休息一晚上。但是现在不管大妈怎么劝他，他都不愿意躺下睡觉，非要坚持披着大衣坐在徐老师身旁，要好好地照顾老师一个晚上。
大妈可能是长期劳累，也可能是对石良臣比较放心，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一会儿竟躺在石良臣的下铺上扯起了轻微的鼾声。
疾驰的火车拉着石良臣的身体往前走，也拉着他的思绪往后退，二十年前的学生生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幕一幕地的在他脑海中呈现出来。他突然觉得，时光的流水不但冲刷不掉铭刻在心底的记忆，有时候反而只会使它更加清晰。
徐老师一个晚上还都比较安静，喝了两次水，解了一次小便。如果有人搀扶，他可以慢慢地走，但是石良臣还是硬要背着他去卫生间。
黎明的曙光从没有关严的窗帘缝隙中泻进车厢里，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车站。
大妈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老远就看到了等候在站台上的女儿和女婿，她敲敲车窗，女儿也看到了她，一路跟着速度逐渐慢下来的火车走，母女俩隔着窗户玻璃打开了哑语。这一边的石良臣正给小方交待，让他拿着几个人的东西，自己要背着徐老师下车。
“我年轻，我来背徐老师。”小方不同意石良臣的分工。
“别争了，徐老师一定由我来背。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回乡下家里，夜里在学校寝室里发起了高烧，是徐老师和同寝室的一个同学轮流把我背到城关医院。当时我伏在徐老师背上就想，有朝一日我一定也要背一背徐老师，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能让给别人吗？”石良臣边说边做好了背老师下车的准备。
小方没有再争辩，忙着收拾东西。
大妈回头看到这边的架式，着了急，对石良臣说：“待车上的人下完了，女儿和女婿就会上车来接老头，让我家女婿背他，你一晚上没有休息好，不能再背他了。”
小方帮助石良臣说服了大妈。
车上的旅客快要下完了，石良臣背着徐老师，觉得背上很轻，当年身强力壮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成材，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只剩下干瘪的躯干。他又觉得背上很重，师生的情义使他体会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份量。
（本篇完）
小镇半边天（上）（）
位于北京市远郊区的这个小镇很小，如果有人在镇子的南头放个屁，要是顺风，镇子北头的人都能闻到臭味。但是，庙小神灵大，镇小名人多，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地方。
小镇实际只有十字交叉两条街，街名却有四个：东街、南街、西街、北街。镇政府位于西街路北中间位置，西街路南有一家镇上唯一的非私营百货商店，西街西口有一所中学，西街自然就成了小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镇上的名人，特别是几个女名人都集中生活在西街。
杨春妮，副镇长的爱人，一胎生了两个姑娘，人称“吨粮田”。由于镇长和书记的家都在北京城里，爱人和孩子也都不在本地，杨春妮就成了小镇上的“第一夫人”。
杨春妮勉强算是个初中文化程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本来上学的时候认识不了几个字，干了十几年农活，认识的字一多半都丢到田里肥了庄稼。
杨春妮的丈夫在祖国的大西北当了十四年兵，前年在部队提按拔为副营职以后，杨春妮办理了随军手续，但是她并没有到部队去生活。因为丈夫服役的地方生活条件非常差，捡一个土坎坷掰开，两边都喊渴，那个地方最缺的就是水，干部战士每人每天一桶水，先洗脸，再洗衣服，最后冲厕所。杨春妮自己不怕吃苦，但是怕女儿受罪。去年冬天，丈夫转业回到位于北京市郊区的老家成为镇领导以后，杨春妮才扔掉锄头，带着一双女儿，搬到镇子上常往，
杨春妮黑红的脸膛堆着笑，粗手大脚闲不住，离开农村大半年，普通得依然像是田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