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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铁骨-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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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争论(第二更,求月票)() 
银币取代银两,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对近代史的了解,让朱明忠很清楚这一点,以两为记量单位带来的银两成色以及数种两制的重量混乱,从“一条鞭法”以银为税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十年代,直至“废两改元”之后,才得以消除。

    而对于百姓来说,“火耗银”才是真正的恶政,既便是在江北“火耗”也是官府用于获利的办法。

    “……在熔铸银子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损耗。而火耗最初主要是熔铸银子的工钱,但其损耗远远达不到一成的水平,至多只有3%…5%也就了不起了。但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却因而发现这是一条生财的好路子,于是在上面打起主意,于是火耗越来越多,绝大部分便入了地方官的私囊,至于这火耗加多少?全凭官员的良心,多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纵是廉吏,所加者亦不少于一成五。”

    身为户房主事的姚湘提及“火耗”时,感叹间又把声音略微提高,然后抱拳说道。

    “自经略入主江北以来,感清虏压榨百姓之甚,所以断然将“火耗归以公”定耗费一成,江北百姓皆经略之善,可说说当下这火耗,于我江北之民,实无多少负担!”

    姚湘的话音刚落,身为军饷局总办的傅山便直接说道。

    “无多少负担,总归也是负担!”

    作为军饷局总办的傅山,非常清楚史密斯建议发行“银币”会从根本上给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钱庄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打击钱庄业同样也是他的目标,毕竟能够与其相互竞争的只有钱庄。

    “江北各府每年所取田赋不下百万,一成火耗便是近十万,如此焉能不是百姓之负担,若是加以盐税、商杂等,每年所收不下三百万,火耗不少三十万,百姓之累,难道不入姚主事之目!”

    傅山的回击倒是极为有力,面对他的回击,姚湘倒也未有丝毫恼怒之状,而只是反问道。

    “以银币代以银两是好,可傅总办别忘了,这百姓所缴纳田赋杂捐,往往不过银数钱、钱数百,如此官府方才需要征收火耗以便将碎银铸锭。若是按傅总办之建,一两之下皆交以制钱,那到时候这地方田赋杂捐所收税款必将皆为制钱,如此衙门可不就是无银可用?待到时,衙署又岂有银两充饷?”

    说罢,姚湘冲着经略行礼道。

    “泰西有泰西之法,而我中国有中国之道,行以两银加以火耗费,虽火耗费伤民,但经略推行“火耗归公”之法,已令江北百姓无不拍手皆言其善,他日待到将清虏尽数驱于关外之时,经略自可请旨将“火耗归公”之法推行天下,如此,自可令天下百姓再无需受“火耗”之害。”

    身为户房主事的姚湘,之所以反对推行银币,自然也有他的考虑,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除了为公之外,同样也是为私,现在他已经感受到了军饷局的压力——现在的军饷局非但掌握了发放官员、兵卒饷俸,而且还掌握着结算等原本属于户房的权力,甚至就连户房的银库厚银,眼看着现在对方主张推行银币,唯恐其借口夺走户房银库的他,又怎么可能不出言反对。

    “再则,国人已经习惯银两,若是行以银币,届时,百姓若如现在一般,对银币加以剪边,又该如何,难不成,到时候仍按足值兑钱与它?若是不按足值兑钱,而按重量,那又与银两有何区别?”

    接连的理由从姚湘的口中道出时,傅山只是不时的皱着眉头,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向经略,现在最重要的是经略的态度。见经略没有说话,至于史密斯,因为还不有流利的用中文答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傅山只能靠他自己了。

    “银币被剪,自然只能按重量折算,就像制钱若是碎裂,不也只能作杂铜出售?制钱尚是如此,怎么银币便不能?”

    “至少无人刻意剪磨制钱,但银币却不同,奸民拿银币剪磨皆可得到钱利!到时候如何阻止百姓剪磨?”

    “剪磨银币,只得作杂银称重于银号或军饷局折换,商铺可直接拒收,税吏亦可拒收!既然商铺可拒碎裂制钱,为何不能拒收被剪过的银币?”

    事关利益,一位户房主事,一位军饷局总办,两人为了各自部门的利益,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剑,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而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朱明忠,只是看着两人,凭借着领先三个半世纪以上的见识,他很清楚银两的天生弊端,当然也知道军饷局提出的银币制的不足,不过,他并不准备立即做出决定,他需要让他们自己通过辩论去解决问题。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独挡一面,而不是每碰到问题的时候,都把问题丢给他。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决策者的朱明忠,有时候宁可在后院的工坊之中呆上几个小时,也不愿意在这里听他们争论着早就已经知道答案,知道其中利弊的问题,但……真理越辩越明。

    “……一般寻常百姓如何分辨这银币只是被剪磨些许?若是每枚银币只磨去些许,聚沙成塔之下,既可获利甚巨!”

    姚湘不客气的指出银币的一些不足,自从得知了军饷局的银币方案之后,他就在研究着如何阻止银币,阻止军饷局对户房权力的侵蚀。当然,除此之外,银币的天然不足,也是他加以反对的根本原因,

    “……再者,这银币亦有防剪磨手段,就像这银币两面边缘的齿牙就是为了避免剪切,如果发现边缘的齿牙有损,自然可以直接拒绝,如此,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能加以识别……”

    傅山的回应,让早有准备的姚湘拿出了两枚银币,递给傅山然后说道。

    “傅总办,既然你说寻常百姓可以从其边缘即可分辨出银币剪磨,那么这两枚银币,那一枚是被剪磨的?”

第149章 关市(第二更,求月票)() 
火耗仅收一次,便之百姓!

    百姓是方便了,可是……官府呢?

    自此之后,官府又该如何?

    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有些难以接受,毕竟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火耗看似不多,可实际上各级官府的支出,大抵都是依赖这笔火耗银,而在他看来,非但现在,将来的大明各级官府同样也需要这笔火耗银。

    但是今天经略却从根上彻底断掉了将来征收火耗银的可能。或许对于百姓来说这是有利而无害,但是对于官府而言,少了这笔火耗银,官府非但减少了一笔不小的进项,而且没有了这笔银子,地方官府办起事情来也没有过去那么方便。

    “……自此之后,百姓必定皆以银币交税,不足一两者交以小币,辅以制钱,如此,虽然百姓得利,可自此之后,每岁我大明官府所亏岂止数百万?”

    作为大明的官员,姚湘必须要站在官府的立场上处置此事,以至于即便是在傅山离开之后,他仍然无法接受铸造银币一事,仍然谋略着挽救此事。毕竟在她看来百姓的利益,是百姓的利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说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自然不会反对取消火耗银。但是身为官员负责江北户科,他就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身段,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看待此事。

    “目下正值衙属用度紧张之时,若是再废除火耗,只恐怕将来非但江北的用度紧张,甚至,将来朝廷的财力也会更为紧张。”

    看着忧心忡忡的姚湘,朱明忠只是含笑看着他,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给顾炎武,他并没有赶上之前的那场辩论,只是刚刚递来一份报告,虽然如此,但是他仍然对铸币一事有所了解,所以待他说完之后,顾炎武才开口说道。

    “宝田,其实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紧张,却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朝廷从中所获的铸利,这天下之银岂下亿万?未来几年朝廷每铸钱一两,可得铸利一钱,比若天下银两有两三亿两,岂不就是两三千万两?”

    对于顾炎武的话,朱明忠只是略点下头,并没有说什么,铸币之利他又岂曾不知?两个半世纪后,那些个军阀之所以纷纷铸造银圆,不正是因为铸币获利甚多。也正因如此,地方上才会纷纷建立银元局,当然,这又导致了银元的成色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自然不能和现在相比。

    “可火耗总归是源源不断之利!”

    姚湘仍然有些固执的辩解着,说道。

    “这两三千万两,又岂能与每年火耗二三百万相比?其充其量不过只是十年之利罢了!毕竟火耗银是年年征收。”

    姚湘的这番话一出,顾炎武顿时变成了哑巴,确实,相比于火耗每年二三百万的“收入”,一成的铸利确实不值一提,或许免除火耗确实是利民的好事,但是是否利国,就未偿可知了。

    身为官员的顾炎武,非常清楚一味让利于民并不是好事,毕竟朝廷同样也需要银钱,需要有所收入,要不然靠什么养兵,靠什么打仗?

    所以,维持朝廷必须要有财源,否则就会陷入崇祯朝的困境。没有了银子,一切都是空谈。

    “难道经略忘记先皇当年银钱困顿之教训了吗?”

    姚湘的提醒让顾炎武的脸色微微一变,可不就是如此,当年先皇那会若是有充饷的银钱,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

    当年北方数省天灾不断加之流寇作乱,北直隶、山东又有清虏数度入寇,被杀百姓岂止千百万,天灾、流寇、清虏糜烂地方,以至于北方数省税赋皆断,充饷之银、实边之粮皆来自江南,以江南一地又岂能支撑天下的用度?

    在顾炎武似乎有些顾忌的时候,朱明忠说道。

    “其实,想弄银子,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这几两火耗上面,想要开源,就要动脑子,在其它地方开源!”

    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朱明忠笑着说道。

    “古往今来,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开源节流”,这开源节流,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虑“开源”,当然这个源如何开,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如何开源,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说道。

    “关键还是“关市之征”!”

    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以钞关为例,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

    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相比于满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税,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商税负担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减轻,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

    “关市之征?”

    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

    “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前朝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困诏察某,不能却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如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

    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

    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

    当然,对于朱明忠来说,他非常清楚,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笑而不语的朱明忠,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顾炎武反对加商税,有他的的顾忌——作为满清“德政”,满清入关后,即减免了大量商税。以争取民心。

    “清虏入关之初,以京师初定,特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清虏尚是如此恤商,以促市场繁荣。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

    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善举”。且不说其它,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以税抑末”,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偏爱”,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偏爱”的表现。

    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并不是他心中的“加税”。

    “加税……”

    面对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沉吟道。

    “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先帝时,虽屡加商税,仍国用不足,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商人纷纷逃出京城。如加三饷者,只令百姓苦楚,徒生民变,以“加税”为开源,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朱某又岂曾不知!”

    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说道。

    “本官口中所言“关市之征”,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再者说是,这“关市之征”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所征毕竟有限,若想征以商税,非得征以厂税不可!”

    “厂税”才是朱明忠的口中“关市之征”。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落地银”等杂乱商税,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而国家税收的膨胀,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毕竟,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而相比之下,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税卡环节征税。

    “厂税?”

    顾炎武先是一愣,随后反问道。

    “何是厂税?”

    “经略可是指从兵器厂、船厂等处抽税?”

    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知道,兵器厂、船厂等官营工厂一直都是清河的“纳税大户”。

    “经略,虽说这兵器厂、船厂、硝磺等厂所缴税收远超过清河全城商税,但是,这些工厂,不过只是官办工厂,如此所征之税,不过只是左手转于右手,于国用何解?”

    姚湘的反问,让朱明忠微微一笑,然后看姚湘说道。

    “既然,可以官办工厂,为何不能鼓励民间办厂?”

    (1)《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所计

    (2)《崇祯长编》卷三毕自严所奏

第150章 工厂(第一更,求月票)() 
鼓励民间办厂?

    相比于发明,民间的工业生产由作坊向工厂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发展的根本,没有由坊至厂的变化,就不会有工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工科的学生,朱明忠曾看过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的论,在论中,除了指出其技术上的落后,不适用于棉纺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棉纺从其开始取代麻时,就一直作为农村的副业而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手工生产制度,使得其不可能演变成为手工工场。

    “……以松江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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