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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面，等级划分普及整个国家，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市场，社会缺乏价格的指引，导致讯息费用奇高。有市场而不用是一回事，但还有市价的讯息可用；没有市场，由政府或中央订价，不容易得到需求与供应的讯息。中央策划生产也因为没有市价指引而错误频频。
第二方面，政府要分派工作，国家职工不能自由转业。这是因为容许工人自由转业，私产在某程度一定出现。我曾在分析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安排时说过，只要公社的社员不能转业，不管用什么工分制多劳多吃，私产对社员是不重要的。这样，废除私产搞无产制容易，但一旦社员能转业，要他无产他就跟你拼命了。不能转业与没有市价的指引，比较优势定律起不了作用。政府分派工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比较生产优势，更何况这些「分派」通常是私相授受的。
第三方面应该最重要。那就是等级划分的制度必定有竞争升级的行为。虽然等级划分权利会减低租值消散，但竞争升级免不了有租值消散的效果。这是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指引下，竞争升级不能纯以生产力为准则。例如争取入党不一定与生产力有关；以思想的正确性判断要背《毛语录》、说话要小心；搞关系要学政治手法。凡此种种，都是制度或交易费用。
是的，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言论不可以太自由，因为你的言论可能损害等级较高的人，使他的等级下降。如果是私有产权制度，资产是我的，你怎样说资产还是我的，只要你说的不诽谤我，我管不。还有的是，集体要换位提升就可能要搞革命了。如果毛氏当年的国家是私产制，文革怎样也搞不起来。
第四方面，整国以等级划分与一家之内的等级划分相比，是前者没有血浓于水的爱。亲朋戚友之间的爱与关心是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的。这点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见《中国的前途》）解释过了。
在私产市场制度下，交易费用也相当可观。但从类同生产的经济来衡量，私产市场的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比较低；而又因为专业生产有巨利可图，这百分比低一点国富，高一点国贫──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比较。那就是每个家庭之内的长者之下的成员没有私产，要论资排辈，而以这情况与举国作为一家的等级划分相比。上文的解释，是后者的交易（制度）费用高得多了。
（二）管制划分权利
以管制规例来划分管制者的权利是不容易伸展到整个经济去的。规例太多处理甚难。非私产的使用，以管制规例约束竞争也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的。以公立图书馆为例，其中的书籍没有一本是私人的。竞争借读的人如果没有规例约束，不几天整个图书馆会变得空空如也。
执行管制的人可以有两项收入。其一是正规的薪酬，其二是贪污。当然，图书馆的例子贪污机会很小，而管制香港游泳海滩使用行为的人更是只得薪酬了。但价格管制（可以倒买倒卖），出入口管制（走私者识做），外汇管制（是价格管制），牌照管制（批不批由我），建筑、消防等法例管制（好处由我），等等，贪污大有可乘之机。
没有管制，贪污是不可能发生的。昔日中国盛行走后门，但走后门是权力的买卖，不是贪污。贪污是非法的行为。一九八三年我听到中国的贪污开始出现时，很替中国高兴。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有的是走后门，没有贪污。八四年的贪污出现，显示等级划分开始瓦解。这是从等级划分权利转到资产划分权利的必经之路，来得那么快是好现象。
一九八五年，国内贪污趋盛，倒买倒卖之声不绝于耳。高干子弟把货品进口批文作钞票使用。但当我听到中国考虑把物品分类管制，就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贪污一旦制度化，就固定下来，不易清除了。是的，贪污的权利可以藉管制法例而界定，其后这管制权可以在市场买卖成交，甚至可以承继。这是贪污制度化，是印度及一些小国的症状。物品分类管制是界定贪污权利的好办法。
传统经济学对贪污的看法很简单。管制规例引起贪污，而贪污的行为是逃避管制。因此，对社会经济有害的管制贪污带来利益，对社会有利的管制贪污带来损害。这是浅见。
一九九六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新观点，九七年以短文发表后行内哗然。我说管制引起贪污是对的，但好些管制是为利便贪污而设。就是管制的始因不是为了贪污，但有污可贪官员会为贪污的继续而把规例修改，而又因为利便贪污管制驱之不去。我举出价格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的价管是在市价之下，不在市价之上，因为倒买倒卖是要管在市价之下才容易。我又举货品进出口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是管进口而不管出口的。管出口，国家的生产者会被外地的竞争者杀下马来，无污可贪，但管进口是另一回事了。
一九九七年在洛杉矶加大的夏保加演讲中，我说民主贪污自上而下，独裁贪污自下而上。这是因为民主的头头通常只做几年，贪污的代价比较低；而独裁的头头有长年期，被揭发贪污可能要下马，代价比较高。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走上印度之路，是因为自下而上的贪污还不到头头阶层。
（三）资产划分权利
这是我说的私有产权制度。本卷第二章细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或划分是为了减低资源使用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天下只有三种权利界定的制度。一般国家都有这三种权利制度的混合，只是哪种多哪种少而已。
（《经济解释》之九十九；第七章完）
第八章：后记
感谢《苹果日报》的朋友。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容忍了三十多万字的书按期从头登到尾。不是我刻意要他们吃苦的。一九八九年《经济解释》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了十一期，因为母亲的病而停止。那十一期很受读者欢迎，要求续写的数以百计。我想，欢迎有前科，再写下去也会受欢迎吧。我又想，史密斯的《原富》没有方程式，不用曲线图表，大众可读，二百二十四年后我仿而效之应该没有困难吧。
然而，时代是转变了。什么边际分析、极大化、变量与不变量等思维，史前辈当年是管不的。是很浅的学问，但与世事连接起来，没有读过经济的不容易明白，而不用方程式或曲线图表，纯用文字表达颇麻烦。至于在卷三开始分析的产权与合约理论、价格管制与租值消散等，相当复杂，再浅也不会浅到哪里去。
卷一写到需求定律的变量与不变量的选择，读者开始叫苦；到卷二分析上头成本与租值的理念，叫苦连天；卷三论产权，自己的学生也说要细读几次。
《苹果》老板黎老弟智英期期读，读到卷二中途，问：「什么时候写完呀？快点写完吧。」我说只写了一半，他差不多晕倒。但《苹果》还继续让我写下去。感谢《苹果》是衷心话。要不是迫每星期按时交稿，《经济解释》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间完工。他们特任吴顺忠主理的打字与校对，神乎其技。我思想集中时以墨水笔写的字如天马行空，而在原稿修改后变作惊涛裂岸，自己也看不懂，但顺忠兄传回来的清楚明确，彷佛大师文稿！
学术上我讨厌故弄玄虚，文字但求浅白易懂。《经济解释》的读者对象是念过一科经济入门，有少许技术基础的。然而，其内容不管题材深浅，好些是经济学博士后的话题。在按期发表过程中，我不断地与香港的中学老师、自己的学生与国内的朋友联络，问他们懂不懂。他们说愈写愈深，使我心惊胆战，但骑虎难下。大致上，他们说多读几遍是可以明白的。
国内的朋友给我很大的鼓励。科技发达，国内按期有数十个网页转载。几家大学为之开特别课程，一所法律学院指定学生必读，而几位学生写的评论文字，电邮给我，显得他们大致上是明白的。一位在北京的教授说他不读书，只有《经济解释》是例外。另一位在长沙的教授读卷二后来信说，那么巧妙，经济学真的过瘾精彩。是的，学术要讲趣味。没有趣味的学术，不学算了。
我自己也是哑子吃黄连。二十年来，好些后起之秀──其中一个是自己亲手提拔的学生──说，张五常昔日是可以的，但放弃了学术多年，不中用了。我想，这些青年虽然是后起，但用不一个「秀」字。还没有说过半句足以传世的话，何秀之有？不要管他们吧。但听得多了，心中不免有气。
以在什么名学报发表过文章为学术是天大笑话。其它学系我不懂，但经济学的行规，发表文章是买米煮饭的玩意，与学术的真谛无关。学术是博学，是深度，是思想，是启发，有没有文章发表或在哪里发表是无关宏旨的。
我是搞理论技术出身的，曾经在美国两所学府的研究院教高级理论多年。然而，一九六九年回港度假，到街头巷尾走走，我这个经济理论专家竟然不明白大部分观察到的琐碎现象。当时我想，骗饭吃于心不安，另谋高就算了。但我又想，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应该是可以的，佛利民的《消费函数理论》是前车可鉴。应该是传统的理论有问题，要改进。
为这改进我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是凭两个固定的原则从事的。其一是世界非常复杂，以复杂的理论作解释根本不可能。当时我是个复杂理论专家，但见到前辈名家的重要文章，一般是理论简单而意义深远。复杂的理论一定要尽量简化。其二，在这简化过程中，我一定要以能够解释真实现象或例子为凭，用不的理论要淘汰。
一九九八年在美国西方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词中，我提到整个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只有三招。一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减量增）。二是个人在局限条件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我称之为自私的假设）。三是一个重要理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佛利民与赫舒拉发读到这三招总结，很以为然。
一九九九年，我觉得三招是太多一点了。成本是局限条件，而无论是复杂的产权局限或管制局限，都可以用成本的理念来处理。问题只在理论使用者的阐释功夫而已。因此，成本理念这一招可以归纳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那招内，使三招变为两招。
二○○○年末，当我决定写此《经济解释》之际，我又觉得两招还是太多一点。这是因为需求定律之价是局限，可以有广泛的阐释，包括所有局限条件，而沿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作选择，就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第二招的自私假设可以取消，因为已包括在需求定律之内。《经济解释》以两招下笔，是因为分开来解释，然后合并，读者会比较容易明白。
需求定律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定律就没有经济学。逻辑上需求曲线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任何香港的中六学生都知道。但那不是定律，没有解释力。定律是说人的行为永远是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增加，虽然其它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不简单。把需求定律用得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整个经济理论的结构，以其骨干观之，是简单的。困难是要懂得怎样用。首先理论的重点要拿得准，理念要知得透。达到这层面要有明师指导，也要从浅至深、深复浅、浅至深又复浅地来来回回几次。但这只是一个经济学博士应有的基础，离解释一般现象的目的尚远。掌握了理论基础，解释现象的重点是局限条件的处理。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可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困难是一般而言，局限条件不是几条曲线或几条方程式就可以处理得当的。
真实世界的事，大学课程教的不多，而书本所说的要不是不够详尽精细，就是说得不准确而误导。高斯和我当年为这个困难多次摇头叹息。
是的，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我们不能像物理、化学那样，要做什么实验就买仪器材料在实验室进行。我们要到世界走走，走很多年。我自己选走街头巷尾的路，因为小现象多而可信，搜集成本低廉。如果认为街上查询所得不尽不实，就亲力亲为，自己在街头卖桔、卖玉、买卖古玩。这些琐碎的小现象每个都无足轻重，但可以推到类同的大现象去，而多个小现象综合起来，可以得到真实世界整体的轮廓。我很少依靠政府的统计数字，因为我不容易知道他们是怎样拿得、怎样算出来的。
到街上走，走了多年，知道一般的局限及其变化规律，而观察到的现象，加上局限后以理论解释，越来越得心应手。重复又重复地以理论印证，数之不尽的小现象，数之不尽的印证，过了二、三十年就觉得简单的经济理论威力无穷，对这门学问的一般解释力再没有怀疑了。到今天，解释世事的困难还是在于有关局限条件的鉴定与调查。这困难永远存在，要花时间。这是科学。我们要不断地对世界的真实现象反复以理论印证才可以学到怎样用理论的。
《经济解释》是在有困扰的情况下写成的，综合了自己四十多年专注的学问。回顾平生，沧海一粟，个人可以做到的算是差不多吧。三卷我都满意。说没有点自豪不是衷心话。一时间想起某武侠小说的一副对联：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四十州
（《经济解释》之一○○；全书完）
作者保留版权
南窗寄语
给中国的同学们
2001。8。2
各位同学：
可能你们知道我这个老人家既不看计算机，也不读文章，这些日子我收到好些由你们传来的「道听途说」。据云：张五常在大陆的网上不仅有名，而且有争议，同学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热闹起来了。这类传言我从小听惯，数十年如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令我稍为安慰的，是苏东坡当年也遭受到类似的「争议」困扰。但我怎可以与苏子相比呢？
几天前一位朋友给我看一连两期的《经济学消息报》，每期有一整版的所有文章都是关于我的争议。我冲口而出：「看来当年的马克思比我不过！」当然，我是在说笑，但整个现象来得不寻常。我关心的不是我自己会怎样：余下来的日子不多，学问再难有大进了。我关心的是近来听到的及几天前看到的言论，觉得你们的求学意识跟我年青时很不一样，希望在这里给你们指导一下。
首先要澄清的，是你们之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汪丁丁和我在论战、吵骂。我从来不参与这种无聊的玩意。你们知道吗？丁丁是我的朋友。他曾经是我的学生的学生，也是我作本科生时的一位老师的学生。追溯起来，渊源远达四十多年，你们的爸爸妈妈还是小孩子。后来丁丁受聘于港大，是由我亲自打长途电话到夏威夷大学找我的学生，问个清楚才拍板的。好些年没有见到丁丁了，不知他今天是春风满面，还是像我那样，「尘满面，鬓如霜」？
回头说由我而起的同学们吵闹怪现象，起于这几年计算机十分普及。每星期我在香港刊物发表的两篇文章，听说不几天就出现在你们能看到的网页上。加上近两年我到大陆讲话多次，有自己的太太用普通话翻译，使我有如虎添翼之感，讲来刻意地与同学们过瘾一下。
然而，主要的导火线，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连载的《经济解释》。有两本名为《经济解释》的书。其一是我大部分的英语文章的中译结集，由北京商务出版。我没有读过这译本。其二是今天还在连载的《经济解释》：打算写三十多万字，写两年，分三卷。卷一名为《科学说需求》，已在香港出版了。卷二暂名《供应的行为》，要到明年初才出版。卷三暂名《制度的选择》，是明年的工作了。
同学们对连载中的《经济解释》反应哗然，认为我所说的与同学们认为自己熟知的，全不一样。这是个好现象。记得一九六三年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价格理论，当时在研究院内成绩冠于同窗，同学有什么理论难题都求教于我。但艾师的课把我吓得清醒过来。他不用黑板，不用术语，更莫论什么方程式了。在课室内行来行去，自言自语，时而停下来细想，时而轻笑几声。艾师讲的都是研究生熟知的题目。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说也奇怪，就是在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掌握经济学。
连载中的《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一本经济学论着，所以下笔很用心。以中文下笔，是专为你们写的了。你们最好先修一科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或读过一本有几条什么曲线的经济学入门。学得再多可能有害无利。先入为主，除非你所学的是马歇尔、弗里德曼等人的传统，你可能觉得《经济解释》与你所知的格格不入。
以中文下笔与中译的作品不一样。翻译十分困难。我在国内翻阅过几页有名的经济学课本的中译，不以为然。不一定是译得不好，但读者会很容易曲解作者的原意。我又刻意地多用中国及亚洲一带的例子示范。我用很多实例，比我所知的任何经济学书籍都要多。多用例子十分重要，而在经济学行内，琐碎的现象我知得比任何人多。不是弗里德曼所知的天下货币大势，而是街头巷尾的实例。外国的课本就有这样的困难：好些例子你们不会知道是什么。
与所有经济学书籍不同的，是《经济解释》集中在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分析，其它什么也不管。这应该是你们感到所学全非（指不同也）的一个原因。我铲除了所有我认为对解释行为无关痛痒的理论，把余下来我认为是重要的大事修改、补充。这样，同学们可能觉得《经济解释》是怪书一本了。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这本书似浅实深，但你们若能细读、细想，反复重读，总可以明白。我一向坚持解释世事要用简单的理论，但世界非常复杂，简单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复杂的蹂躏才有解释力。是的，可用的简单理论要有深度，要有复杂的层面。
我给你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听到或看到你们对《经济解释》的评语，一般地有一个严重的错失。你们喜欢说：张五常对了，或张五常错了。这样读，这样想，你们不容易在我的论着中学得些什么。我绝对不要求你们相信我说的，也不要求你们同意，而是要求你们衡量与考虑。
我也不认为你们一定要学我的经济分析，但如果真的要学，那么读《经济解释》时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