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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陆荣廷和张宗昌的一生都已尘埃落定。
同为称雄一时的地方土皇帝，两人走过了大相径庭的人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口碑。陆荣廷灵柩运回南宁之时，城乡居民沿途设桌迎祭，有人边哭边说：“老帅呀，你以前回乡，总要炒牛下水请我们吃，如今是再也吃不到了！”
而张宗昌毙命之后，全车站的人拍手称快。张宗昌的秘书长叫人拿着五十元钱对众人说：“谁愿意抬走张督办，可得五十元！”回答他的是：“五百也不抬，五千也不抬！”张的老部下又以乞求的口气说：“难道你们也不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吗？”众人愤怒更甚，指着张宗昌的尸体说：“什么他娘的老乡！他是杀人的魔王，欺压老乡的民贼！”
第二天，张尸装殓，停灵安徽乡祠，这下激起安徽人的极大愤怒。安徽团体及个人纷纷来电抗议，一电写道：“……张宗昌之生平及被杀事实，盖棺已有定论……安徽乡祠，何等庄严之地，而为张某停尸？”
陆荣廷离世至今已七十九年，张宗昌毙命也已七十三年，这地方历史上独特的一页早已揭过。不要说陆荣廷和张宗昌这样的乱世草莽，就是再大的英雄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会显出个苍白旧影，倒是记载历史和个人心迹素养的纸墨，一代代流传，活得比人更久，这是文人的骄傲和安慰。有趣的是，陆荣廷和张宗昌这两位文化根基极为薄弱的草莽人物，也有笔墨流传至今。
这回先讲张宗昌。张宗昌统治山东之后，觉得自己身为山东这个出圣人地方的“父母官”，哪能没点文化？于是他拜清末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为师，学习写诗，不久就出版了个人“诗集”。这个不用细述，因为那早已做为大笑话流传了几十年，著名的有“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不著名的有“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等等。
也不需要太觉得这些“作品”真是羞辱了他的状元老师。王寿彭之所以得状元，是因为他的名字：寿彭，就是寿比活了八百岁的彭祖。那年主考官为了暮年的慈禧太后高兴，就把这个吉利的名字排到了第一。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只上过一年学的壮族孤儿陆荣廷后来也拜师学文化、写诗。他请的是广西名宿蔡化文。在蔡化文的精心指导下，到光绪末年，陆荣廷就已经能流畅朗读古文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更不在话下。陆荣廷还请一位姓陈的书法家教他写字，陈老师要求他不管多忙，每日必须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三十个。至今在武鸣、南宁、龙州等地名胜上，还留有他并不丢脸的手迹。
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荣廷的诗作。个人认为，今天即使专攻古文的人，写旧体诗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水平。
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胜利之后，陆荣廷在“八桂厅”犒赏将士，即席赋诗一首：
北伐雄师共枕戈，锦旗云涌渡湘河。
复回民国偿初志，八桂厅前奏凯歌。
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虽然觉得不错，但也并不十分佩服的话，再来看他1921年写的一首七律：
群飞海水各争雄，区宇何年睹大同。
抚剑悠悠仍报我，匡时滚滚望诸公。
无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
眼底孙曹兴废事，与君谈笑酒杯中。
怎么样？服了吧？
值得叹息的是，陆荣廷灵柩1929年安葬在家乡离武鸣县城四里的啸狮山五十一年后，1980年9月13日夜，盗墓贼掘开了这位“广西王”之墓。武鸣县有关部门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那二米高、八寸厚的棺木还红漆鲜艳，棺内丝绸衣物色彩如新，死去已五十二年的陆荣廷大腿肌肉还未完全腐烂。
墓外只看到一个破碎的青花瓷罐，到底盗走了哪些宝物，人们不得而知。据了解，陪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珍珠，分别放在死者口中和肛门中，另有古瓷器和象牙筷等。因习惯上认为金属对尸体有催腐作用，陆荣廷棺内并无金银。
再叱咤风云的人物终究归于土灰，“广西王”陆荣廷的千军万马和神奇枪法，却对付不了死后在他坟上肆无忌惮的小小蟊贼。
最后回到张宗昌。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人物是否浑身就没有一处亮色呢？也不尽然。虽然要找他的可取之处十分困难——至于什么“慷慨大方、不吝金钱”之类，不过是劫掠黎民脂膏后收买人心给他卖命。但他的确有一样应予以肯定的突出品格——孝顺。
他的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祝氏拉扯大。1925年，在外浪迹多年的张宗昌荣任山东军务督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久无音信的母亲。受派的副官连夜赶到掖县，村里人却说“大脚”十年前又改嫁给了一个木匠，随这个木匠到外地谋生去了。
副官按这个线索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诸城县找到了祝氏。一个破烂的小屋，和一个男人，这就是张督办的妈妈家。
副官向她报喜。可祝氏却说，宗昌离家后她无以为生，就跟了这个贾先生；现在可以享福了，但又不能带着贾先生去给儿子丢脸；而抛下贾先生，又良心不安。
副官十分为难，不敢自做主张给张督办带回一个后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张宗昌大怒：“混蛋，老子无能，把俺老娘撇在家里，人家姓贾的替我养活老娘，还不该感激人家吗？你为什么不把那姓贾的一起接来？”随后口授一封信，副官一字不改记下，再去接祝氏。
信是这样的：“儿宗昌不孝，自己出外流浪，撇下娘一人在家受苦，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好了，儿已经做了很大的官，和以前的八府巡抚一样大，儿也有钱了，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请娘带那位姓贾的大恩人一同来享福吧。等您到来时，儿再向您当面请罪。”
孝子张宗昌被杀时，祝氏闻讯几乎发疯。失去依靠的她因改嫁而没脸回故乡，一度出家为尼；而张宗昌给她的财产，也被其侄糟蹋殆尽……
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在无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怎样的人、怎样的事都只能占有一个瞬间。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后世不过是短短几行文字，多少强健有为的人物到后世也只是一个血肉全无的苍白符号。民国史上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就是四个字：“推翻清朝”；比如袁世凯，就是三个字：“做皇帝”；比如张勋，就是两个字：“复辟”；比如曹琨，也是四个字：“贿选总统”……
在人生短暂、时间无穷的对比面前，只能符号般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大悲哀：吝啬的历史只给他们留出寥寥文字倒也罢了，这寥寥文字还时常把他们刻画得走形走神，甚至面目全非；而且，空穴来风的轶事说不定比正事有名，无据可证的野史往往比信史知者广泛。一个人认真地、付出辛劳地做得很好的事，不一定能在后世留下痕迹；一些并未为之殚精竭虑的、甚至完全是因为某个机缘而触发出的事，哪怕不大，却搞不好就被久久传播。
于是，真相被遮蔽了，人物被扭曲了。
生于1852年的福州人林纾（林琴南）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非文史专业出身的人里，也有不少知道林纾这位横亘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文化名人，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晚清最出色的古文大师之一——晚清文言文学状况，有几人愿去关心了解？
林纾的有名，就在于两件与他那些优秀的文言诗文无关的事：一个是他不懂任何外文，却居然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翻译家；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在兴起的白话文，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文化守旧派代表。
不懂外文而成大翻译家，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的是和人合作。
1897年春，林纾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哀痛不已，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极佩服法国文学的王寿昌向他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说你的文笔那么好，我们可以把这部名著合译出来。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林译小说”和“大翻译家林纾”出现了。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以末技扬名”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这个趣称。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我们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辜鸿铭。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想出了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可见，今天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八十多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1918年2月初的某天，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在北大红楼北边的林德居饭庄“密谋”到深夜。一个月后，这场究竟是要文言还是要白话的“论战”在《新青年》上轰轰烈烈打响。
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化名和捍卫旧文化者的身份，登出一篇集中了反对白话文观点的文言文章，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文章三千四百多字，语言酸腐冲天，连标点符号都不加。同期又刊出刘半农的文章，名为《复王敬轩书》，站在新文化立场，对此文逐段批驳，对文化守旧派大肆嘲讽。
这一策略经过了周密的策划，除了两文都把观点推向极端、形成激烈交锋外，还用了一个比较“损”的招数：刘半农的文章里特意举林纾为例，说古文其实是不通之文，称其为“桐城谬种”，并从林译小说里挑出许多毛病“亮相”。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
我们知道，白话文的确在短时间内排山倒海般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林纾当时肯定失败得够狼狈。这也正是后世所熟知的林纾形象：不识时务，因循守旧，螳臂当车。2005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里说，“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对守旧派代表林纾及其失败的这种描述在大学教材里代代相传，成了他摆脱不掉的“脸谱”。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九十年，今天，可以全面了解这个人物，心平气和地回顾林纾与新派的论战，洗去激进的五四时代涂抹在这个可敬的老人身上的那些不公正的色彩了。
林琴南出生在福州城东莲塘一户贫寒人家，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