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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陈映真，理解台湾，也许就在其中。
一、禁书之光，照进台湾历史的后街
出生于1937年的台湾小镇，成长于他称为“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陈映真甫一出手，《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浓郁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扑面而来，鲁迅的影子竟是清晰可见。
从乡村来到台北，在闹市西门町摆着小小面摊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咳血的孩子，在贫穷和忧惧中，想念着故乡的星空（《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安那其”，因为与一个主妇的通奸自杀了，他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曾追随弟弟理想的“我”，则嫁入了曾经鄙薄的富人的家（《我的弟弟康雄》）；从南洋战场归来的台湾青年吴锦翔，一个有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着“为了新中国”的梦想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沉闷的现实中消磨着理想，当战争中“吃人肉”的梦魇再度袭来，终不免自杀了（《乡村的教师》）……
贫穷及其与富足的辩证——“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罪恶”，朦胧的理想及其幻灭——无论是“安那其”、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乡村教师的启蒙主义和中国想象，是刚刚开始写作的陈映真的集中主题。一股青涩的“五四风”，来自真诚而缥缈的理想，也来自苍白的说理和略显泛滥的情感。鲁迅的影子，则显现于一个咳血的孩子，一种面对故乡的莫名的忧惧。就算只挣扎着抓到那激越时代散落的碎片吧，此时的陈映真，就像一个五四的遗腹子，隔海，隔时代，以孤儿柔弱而真切的心，祭奠着未曾谋面的亲人。
这样的写作，出现在一个成长于战后的台湾青年笔下，毋宁是令人惊讶的。回顾六十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台湾作家，与陈映真同样出身于外文专业的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一帮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正办着《现代文学》杂志，在夏济安、颜元叔等人的支持下，无意中呼应、接续了在内地已然匿迹的西方现代主义流脉。此时的“现代主义”寄寓了年轻一代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挑战，却毕竟不曾逾越政治意识的规范。白先勇用《游园惊梦》这样糅合着现代主义技巧和传统末世情怀的精工细作，为内地来台的父辈们，唱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哀矜的挽歌；欧阳子的《魔女》、《花瓶》，则试图穿透人与社会岸然的甲壳，进入那悖德、不伦乃至疯狂骇异的内在人性；此时的陈若曦写出《钦之舅舅》，王文兴写下《欠缺》，无不指向现代人的情欲、道德与心灵困境。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逐渐迎来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
由此看此时的陈映真，小说中那苍白苦闷的青年，那情欲的纠缠与损毁，未必与台湾“现代主义”无关，作为同龄人，他们面对的，原是同样窒息沉闷的60年代，但那些朦胧的、未及展开已然幻灭的（社会主义）理想呢？借此，他不但溢出了现代主义，也溢出了文学的安全边界。
战后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确立了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由此开始了对台湾左翼和亲共产主义者的“清洗”，是为“50年代白色恐怖”，大规模的拘捕和杀戮，长时间的监控和戒严，造成整个社会人格的喑哑和惊惧。小学时，陈映真曾眼看父亲烧毁家里的“禁书”，包括鲁迅所编的30年代小说集。但一本《呐喊》不知何故被藏下来了，他偷偷地“不告而取”，一年一年读着它长大，似乎越来越接近那个曾经只觉得好笑的阿Q了。直到他读了大学，在台北的牯岭街上，秘密地、如饥似渴地搜集30年代的旧书，矛盾、巴金、大众哲学，都看到了，终于有一天，遭遇了马克思。他 记得，找到那本破破烂烂的小书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发抖：是的，世界从此变了。
在那思想禁锢、政治戒严的年代，“禁书”，可不就是暗夜里一道幽幽的光，一道烛照他的记忆和现实的“理论之光”。
于是，他明了了童年起他身边一个个“失踪”、消亡的身影的含义：小学吴老师、外省邻居陆家姐姐、枪决政治犯的布告……他以他的善良，他的对理想主义近乎直觉和本能的体悟，承继了他们的苦痛：那曾经误会他欺侮贫家的孩子而打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一个专制无情的社会中教导着平等与爱的苦痛；那温蔼可亲、吸引着他一放学就跑去的外省大姐姐，从容地受捕、静默地死去，而理想未曾为人知的苦痛；秘密买来的旧书上，那些署名、印章、认真或潦草的眉批，连接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连接起更多曾经鲜活的生命，让他拥抱了整个中国的苦痛。
鲁迅和随他而来的30年代、共产主义……使他的眼睛“被揩亮了一样”，他开始意识到，他正站在“台湾的后街”上。
一条巩固、华丽，然而令人窒息的大道背面的“后街”，自历史的层面它是被抹杀的中国内地狂飙年代的记忆，自现实的层面它是台湾白色恐怖中消失的人、怀着深深的恐惧生存着的人，自思想的层面它是被扼杀的自由，是不甘喑哑的摸索。
在这历史的“后街”上，陈映真仿佛看到了无数的影子在哭号（呐喊），无数的影子在奔跑（彷徨），而此刻的他，感到了孤独。
“禁书”之光，为陈映真映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书写道路。办《笔汇》的学长尉天聪的约稿，是他写作的开端，而经由尉天聪结识姚一苇——这个亲历“狂飙”的30年代而后东渡台湾的老师，是他对文学艺术犹如“宗教守候”般的信仰，是他持续的鼓励和督促，让陈映真真的走上了不曾设想的文学之路。即便这样一位“忘年之交”，在那样的年代，坦白彼此阅读鲁迅的经验，已经让他们走到安全的极限。三十余年后，陈映真说：“即使在这么体己的谈话中，我也不能把自己当时的思想、行动和处境向先生打开的那一份深沉的孤单，至今记忆犹鲜。”①
夏济安于白先勇，姚一苇于陈映真，画出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有时也会绞缠的两条线，两条自三十年代的内地到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似断而实连的线：现代主义的，写实（社会主义）的。文学在此刻确乎显出了惊人的、奇妙的力量：在铁幕般的隔断和“极端”禁锢中，文学和她所连接的“传统”，如此柔韧而顽强地生长着了。
但对于陈映真，那的确是一种过于孤单的“生长”，他为思想的成长而亢奋、为理想的火花而喜悦的同时，没有同伴、不能行动的挫折感也与日俱增。“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由此能够理解，这最初几年的小说中，总是有着一个因理想破灭而堕落或自杀的台湾青年；这些青年，有时如同空降到这个岛屿一般，他们怀着说不清（或不能说）从哪里来的热切的理想，那理想是模模糊糊的，无法落到实处的，因而那破灭也是猝然而宿命的。
另一方面，为禁书揩亮的眼睛，也让陈映真对台湾复杂的“人的相处”，多了一种有历史意识的理解。当目光渐渐落于现实台湾，他开始书写台湾“外省人”的故事。光复初以及1949年以后，除了国民党官兵，还有内地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来到台湾，相对于那些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个世代、“有祖坟可上”的人，他们是新近漂泊而来的移民，却有了一个“外省人”的名字。这个“外省人”“本省人”的区分，不仅是时间地域的，还隐含着自历史阴霾而来的类族群的矛盾。②五六十年代，内地来台的作家们，自然写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写过去、写内地是乡愁，写现实、写台湾，也不免仍是对着乡愁。而陈映真，作为一个年轻的“本省人”，对那辗转流离的一代人。又是如何看待呢？
在《一绿色之候鸟》（1964）里，北京来的季教授不但深爱下女，将她娶为妻子，并为了她抵抗社会和亲人各方的压力，不惜转校、过近乎退隐的生活；只是为了生病的妻子喜欢小动物，才与无意中得了一只奇异的绿色候鸟的“我”相识。
外省男人与台湾下女这样的题材，在那时代是不少见的。光复之初，内地赴台的欧坦生的《沉醉》，和日据时代“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冬夜》，都曾写过欺骗、玩弄台湾女子的外省子弟，如同不久就爆发“二二八事变”的台湾社会的预警阴云。1949年之后，更多的“外省人”移入台湾，流离于故乡、失散了亲人的他们，开始与“本省人”有了真正密切、长久的相处，他们之间的故事，也不再充满粗暴和不义，他们不同的历史背负和现实困境，开始更多展现于作家笔下。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李渝，写过《朵云》，曾是“年轻的才子，学运的领袖”、坐过日本人的牢的夏教授，在孤岛上的寂寞，如同那双“嶙嶙的光脚”，被一个台湾下女拥在丰厚而温暖的胸怀里了。李渝从同为大学教授的父辈亲朋那里，直接感受了如夏教授这般经历过革命、而今仍偷藏着鲁迅《野草》的人的寂寞；而陈映真，则是通过禁书，通过身边的白色恐怖阴影，获得了一种对“外省人”历史性的宽容和理解，即便是对康先生，这么一个自私而懦弱的生意人；也才有了“季教授”，倒转了外省男性从下女身上寻找安慰的结构，陈映真安静地道出，这样的身份与“族群”差异里，是可以有着深沉的爱恋的。
《将军族》（1964）里，一个会吹小号的外省退伍老兵“三角脸”，一个台湾南部乡村被卖掉的女孩“小瘦丫头”，命运驱使他们来到了同一个坐着卡车流浪演出的“康乐队”。“三角脸”偷偷留下退伍金给“小瘦丫头”还债赎身，谁知道多年后相遇，他们仍在各自的悲苦生活中挣扎。最终，他们吹起欢快的《王者进行曲》一起走向了死亡，走向那仿佛寓意着“今生的死地、来世的乐土”的蔗田。
此时的陈映真，找到了一种把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情感、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从基督那里得到的，和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在他善良而敏感的天性中烙印下来，那就是一种“底层”的立场，也是一种超越国族、种族、宗教藩篱的立场：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理解和关怀的。
也因为马克思，少年时因双胞胎哥哥去世而成为基督徒的陈映真，开始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他写出了《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无论是“出卖主”的犹大，还是耶稣自己，都被放进历史中重新讲述：来自加略这么一个贫穷之地、文化底层的犹大，原是一个有着“为了所有穷困者被压迫者”理想的青年，他反对以色列人上层取代罗马人上层的这种革命；平等对待麻风病人、妓女、税吏的耶稣，是他发现的有可能引导“群众革命”的人；他“出卖了”耶稣，是试图以此激起群众对罗马统治的愤怒，从而点燃革命之火，尽管他失败了。在这个不敢给基督徒父亲看的小说里，陈映真将《圣经》的故事放到罗马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那段历史中，他看到了一个激进的基督（radical Jesus），而不是圣诞卡上那个温
柔的基督（gentle Jesus）。教堂铭刻宣扬的“神爱世人”，并不是天生的教义，在“有知识有财富”的法利赛人把持犹太宗教的时代，喊出这样的话的耶稣，当然是一个革命者。这篇小说似乎离经叛道的宗教认识和尚显生涩的革命想象，往往使得研究者望而却步，或略过不提，但它确是一个认识陈映真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文本。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弱势关怀的层面取得了奇妙的结合，而宗教信仰下养成的自省、谦卑，以及对“爱”的期求和宽容，也使得陈映真的思想不曾倒向偏激，使他的写作即便“主题先行”也不会僵硬得令人生厌。在理念上或许激进，在面对复杂的台湾现实的时候，他的文学，可能更多了“温情”。
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地方，他总是温和地、坚定地重复着：
文学为的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与陈映真同时代或年龄略小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作家郭松棻、“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用《青春之歌》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火热年华的郑鸿生……在他们的青春时代，都曾直接感受着陈映真的这一文学理想。如郑鸿生在《台湾思想转型的年代》中所说：
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内地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内地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内地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权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
二、作为镜子的美国，映照台湾“从属的心灵”
1965年，陈映真离开任教的中学，进入美商辉瑞药厂。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富裕、自由之象征的美国，成了台湾人最为依赖和向往的国度。“跨国企业”的工作给了陈映真直接的经验，写于1966…1967年间的小说，开始隐约而敏感地意识到“美国”这个矗立在台湾上空的巨大而虚幻的符号，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损耗了，虽然“美国”此时只是小说里的一角影子。
《第一件差事》里，他继续关注从内地赴台的人精神负荷与生存危机。早期《文书》（1963）里国民党将门之子安某，背负着战场上公报私仇杀死排长、战后作为镇压方枪毙“二二八”犯人的秘密，最终精神错乱；而到了《第一件差事》，内地钱庄财主家的独子、流落台湾的“胡心保”，则在苦苦奋斗终于有了美丽的妻女、体面的人生之后，忽然丧失了奋斗和生存的动力，在虚无中走向自杀。胡心保的情人，一个台湾本土富家出身、大学毕业、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女子林碧珍，其略显颓废、叛逆的个性，透露着陈映真对美国影响的一代人的一点浮面的观察。无论如何，笼罩“外省人”的阴影，从“历史”进入“现实”，或许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将把外省人和本省人一同挟裹到“富裕的虚无”中去了。
于是，在《最后的夏日》里，我们看到美丽的中学女教师，一边躲避着或偏执猥琐，或自命不凡而在她眼里皆是“自私、自作多情”的男同事们的追逐，一边将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男友——工程博士“康”的身上，她的理想，正是到那个富裕之地，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在更为著名的《唐倩的喜剧》里，唐倩，一个周旋于台北文化名流的漂亮、丰腴的女人，折射出台湾知识界追随西方理论风潮的空虚可笑。最后，唐倩将“大师们”抛在身后，奔向美国那个“伟大的新世界”，嫁给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了，台北“小小的读书圈”失去伊人，益发寥落不堪。在资本主义怪兽的强大威力面前，什么存在主义的痛苦、实证主义的福音，全都失声了。
这一阶段的小说，陈映真描写60年代台湾社会僵硬而浮躁的文化知识界，语多嘲讽。但讽刺的文体显然并非他所长，他既不够刻薄，也不够机智——这或许和他的个性有关？但是这些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在日后证明了他的敏感和“先知”能力。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人的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弊端和危机，日后一一显现；而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空洞追逐和话语游戏，不是一再重演、至今不曾消歇？
那个时刻，陈映真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又一条后街的存在，那就是飞速发展的消费社会的后街。但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和辨明，1968年，他就入了监狱。
如今看来，他几乎是命定着要走向绿岛（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所在地）。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讽刺、批判风格，是秘密受着内地文革这一激进风潮的影响的——努力摆脱“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这影响在实践层面，便是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那侦探密布的年代，做着成立小组织的准备了。即便有过内地政治经验的姚一苇意识到这个为理想燃烧的年轻人的危险，发出了委婉的警告——“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③——他还是为他想象中的革命，入狱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特赦，陈映真提前三年出狱。他再度进入一家美商企业温莎药厂工作。狱中七年，正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七年——所谓“经济起飞”，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商业经济下的沧海桑田，而以自身在企业中的更深层体验，陆续写出了反思跨国企业中的台湾社会问题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货车》（1978）、《上班族的一日》（1978）、《云》（1982）、《万商帝君》（1982）等。
他写了台湾人如何在跨国企业中奋斗钻营，如何与同胞勾心斗角，与洋上司巧妙周旋、忍辱负重——当情人哭诉被洋上司调戏，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负的什么重呢？从创作之初就将贫穷与富裕的辩证当作重要主题的陈映真，在这个“腐败的经济成长”的时代，在这个美国挟强大资本以经济“入侵”的时代，察觉到台湾人在个人心性和民族尊严上的双重失落。《夜行货车》中，通过苦干、隐忍和心机，终于爬到中高层位置的台湾人林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