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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大丈夫当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到底能做到哪一条？
齐家？家塌了一半，他却无能为力。治国？国动乱不已，他却自身难保。平天下？更谈何容易，一介儒生，臭老九，没关进“牛棚”，已是侥幸。
四年大学本科，两年硕士，一直学动物，十七年的大学教学，一直教动物。空有一腔热血，满腹学问，又奈何？只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能“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月朗星稀，远山像凝固的海浪，顶起天，拔起地。远处传来几声豹吼，这些昼伏夜出的生灵，此时正是它们觅食的好时候。
帐篷里传来均匀的鼾声，还有梦呓声。他们还年轻，也许能熬到头。其实，自己也不老啊；45岁，正是年富力强，怎么心态就老了呢？
胡锦矗活动一下手脚，捡来几根枯枝，拢起一堆篝火。对着熊熊燃烧的火苗，他的身子温暖了，心也开始舒展。比起那些还在学校里被“革命”的教师们，他不是幸运得多？
20世纪60年代，他有机会参加四川省志的调查编撰，负责动物方面，四川省的高山大川，平原盆地，几乎走遍了。随后，又要搞中国东部的自然地理区划，动物方面又交给他负责。他又在省里的林业厅留下了大名。
所以，这一次搞大熊猫调查，才会想到他。尽管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可需要学问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尽管他的夫人还在狱中，可需要专家的时候，也可以忽略。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就是无为时的有为。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大熊猫，一个崭新的课题，一个神秘的物种，就摆在他的面前，等待他去研究，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想着想着，他就拔起一丛泥炭藓，挤出水流，用嘴去吮。不错，又苦又涩。但是，就是这又苦又涩的水滴，滋养了自己的生命，也解救了路人的饥渴。
篝火燃得更旺，火苗蹿得更高。胡锦矗在篝火旁和衣而卧，半睡半醒，进入了梦乡……
从1974年到1977年，史无前例的大熊猫调查进行了3年。3年后，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联合的大熊猫调查，汇总结果，浮出水面：
大熊猫物种只剩下2000只，属于濒危物种。如果继续捕猎赠送，如果不及时进行保护，大熊猫——中国的国宝，世界的珍稀，将会灭绝！
警钟长鸣，在中国政府的耳畔，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当务之急，是保护！保护！！保护！！！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神秘的物种，该怎样保护？专家的意见举足轻重。年近50的胡锦矗又一次临危受命，放下了熟悉的研究课题，接受了新的任务，重新走进高山大川，再次与大熊猫朝夕相处。没想到这一处就处了一辈子。
胡氏方法
30年后，我在四川南充市的西华师范大学，见到了70岁高龄的胡锦矗教授。身材高大，微微发胖，腰杆挺直，行动稳重。尤其是温和敦厚，特别有长者风范。
我在北京和他通电子邮件，他说：“欢迎你！”我在成都和他通电话，他说：“你把该去的地方先去了，最后来南充。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记下，我来告诉你。”
我终于到了南充。他关掉了手机，离开了学校，安排了生病卧床的老伴，给了我一整天的时间。为了抓紧时间，我的采访无处不在，宾馆的房间，街心的花园，订票的大厅，餐厅的饭桌，甚至喧嚣的大街。
老先生始终呵呵地笑着，耐心地讲着，就像对待自己的学生。我们的谈话进行得轻松愉快而有收获。
“这么说，1974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大熊猫调查了？怎么会选上您呢？”我在宾馆里为老先生沏上茶。
老先生呷了口茶说：“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本科学的是生物，在北师大读研究生读的是动物专业。195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到现在，一直教的是动物。20世纪60年代，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本科的老师点名我去搞四川省志，负责动物方面。那个时候四川省我到处都去了。接着，四川省搞东部自然地理区划，动物方面的工作又交给我。我在成都住了一年，省里的林业厅都了解我了。”
“也就是说，那时候，您还不是大熊猫专家？”
“当然不是。那时候，我研究的对象是鸟类和鱼类。”
“那么，您是第一个研究大熊猫的专家吗？”
“那也不是。自1869年戴维神甫在四川宝兴获得标本，定为新种发表以来，西方就陆续有猎捕考察、科学报告和一般读物发表，比如1938年的《女人与熊猫》，1929年的《追踪大熊猫》，1966年的《人与熊猫》。在我们国家用现代科学对大熊猫进行自然历史的研究，是从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开始的。1934年他在研究北京周口店的食肉动物化石时，发现了大熊猫化石。1943年又有彭鸿绶研究野外大熊猫，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止了。1964年郑光美又在陕西秦岭进行了考察，见到了大熊猫。但是，像1974年那样集中多位专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熊猫普查，还是空前的。”
老先生不紧不慢，如数家珍。
“那么，胡氏方法呢，又是怎么回事？”
老先生笑了，说来话长。我们一起漫步到南充市的街心花园，坐在一个安静的亭子里。
“人们说的胡氏方法，就是在野外调查大熊猫的方法。你想啊，野外的熊猫数量很少，又生活在高山密林里，很隐蔽，怎么去调查呢？”
“是放狗撵吗？我好像听谁说过。”我问。
“哈哈！不是，不是。”胡先生仰头大笑，“那是在平武，还是‘文化大革命’搞武斗的时候。他们在豹子沟用狗撵，然后用这条沟的面积来推算保护区有好多，还发表了的。哈哈！后来，我们觉得2万多公顷，不可能有200多只熊猫。所以，我们说那个方法是不科学的，不能用那个方法。而且那样做，也干扰了熊猫的正常活动。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我问。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熊猫的粪便很多，我就想到了用粪便来确定熊猫的数量。”
“怎么确定呢？”
“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新鲜粪便，表面有没有光泽和黏液。如果是第二天、第三天的就没有，就会变黑。还有，如果粪便是在竹子下面，就要看上面有没有落叶，当天的就没有。另一个，我们知道，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范围不同，粪便的大小不同，那就不是同一只熊猫。更重要的是熊猫吃竹子都是横着咬的，它的年龄不同，咬节的长短就不同，就可以在粪便中测量出来，就能区分出是不是同一只熊猫。”
“那么，同龄的熊猫咬节一样，又怎么区别呢？”
“在野外，成年熊猫两年才生产一次，多半只能养活一个幼仔。在有限的范围内，就不可能有同龄的熊猫。对吧？”
对我的步步逼问，老先生不慌不忙，娓娓道来。这样的采访真是一种享受。
“除了咬节之外，还要看粪便中竹子碎渣的粉碎程度。熊猫和人一样，要不停地吃东西，不停地磨损牙齿，五六岁的时候牙齿很锋利，竹竿嚼得很碎，竹叶也细。老了过后它的咀嚼力就差了，这在粪便中也能看出来。
“通过亮度、大小、咬节、咀嚼程度，在有限的范围内，去辨别是不是同一只熊猫。对吗？”我总结说。
“对。比如，你在这里看到一个新鲜粪便，你就拿着它，一直走，一直看，一直比较，如果都一样的，就是同一个个体。如果这些都不同了，就是另一个体了。”
“这就是您发明的胡氏方法？”
“当时我们三个省没有通气，其他的调查队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也都想到了根据熊猫的粪便来鉴别。只是我想得更仔细些，把它总结出来，正式发表在学报上了。一般都说是传统方法，也有的说是胡氏方法。一直到现在，第三次全国熊猫调查都是用这种方法。”
街心花园里人越来越少，我才发现日头已经当顶。老先生带我到学校小食堂，安排了饭菜，却抱歉地说不能陪我。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我老伴腰伤了，不能下床，家里又没有人。”
“啊？那这一上午……”
“不要紧，我出来时，在床头放了开水，床下放了便盆。”
老先生走了。望着他高大略显得臃肿的背影，沉稳略显得迟缓的脚步，我心头一阵感动。
五一棚
1977年，第一次大熊猫普查结束，大熊猫确定为濒危物种。为了研究大熊猫的生态现状，更好地采取措施进行保护，1978年，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四川卧龙选址建立生态观察站。历史的重任又一次落在了胡锦矗的肩上。
1978年3月，49岁的胡锦矗带着两个工作人员，在瀑布悬冰，积雪没膝的卧龙山上攀登。
胡锦矗的选址原则有三条：
1．距公路近。
2．熊猫数量较多。
3．不因建站影响熊猫的正常活动。
前两条考虑的是人，后一条兼顾熊猫，不失胡先生的风格。
最后，决定在海拔2500米，臭水沟谷坡上，一个地势平缓的地方，搭建帐篷。
这就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这就是人类从发现到猎奇到普查，最终驻扎野外，进一步了解大熊猫的微生境、食性和繁殖的里程碑，这就是在大熊猫研究史上留下大名的“五一棚”。
关于“五一棚”的取名，我问过很多人，众说不一。结果还是胡先生自己解开了这个谜。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叫五一棚？是不是五月一号劳动节建的啊？是不是有五个棚子啊？呵呵……”老先生慈祥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搭帐篷的地方水比较困难。我就叫一个老工人，去看附近哪儿有水。他就往坡底下走，就在下面掏出一股水。我一看，还可以，供应十几个人不成问题。四月初我们就上山建棚。很简单，都是帆布帐篷。因为天天要去水塘边取水吃，要下坡，为了方便，我就让他们修成一个一个的阶梯。后来，大家说要给我们这个营地取个名字。我就说，去数一下这个阶梯有多少个。他们去数了，说是五十一个，我说那就叫‘五一棚’吧。哈哈……”
“除了您知道，谁也猜不出。”我也笑了。
五一棚的名称之谜很好办，胡先生谈笑风生就说清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五一棚发生的大熊猫珍珍疑案，已经过去了20年，却仍然让当事人各执一词。
珍珍疑案
说起珍珍疑案，就要提到另外两位大熊猫专家。
一位是当今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不过，在1984年，他和他的小团队还只是几个刚刚分配到卧龙保护区的大学生。另一位是美国的夏勒博士，在当时就是世界著名的博物学家。
话说1983年，大熊猫栖息地大面积竹子开花，中国的大熊猫食物奇缺，面临更大的濒危。当时，全中国都在唱着一首歌：
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
我们没有忘记你，
高高的月儿天上挂，
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
请让我来帮助你，
就像帮助我自己，
请让我去关心你，
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太阳出来啰喂，照亮我也照亮你，
一样的空气我们呼吸。
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消息经媒体传到国外，又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心。无独有偶，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大熊猫的形象为会徽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与另一个国际知名环保组织——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简称IUCN），正在和中国政府合作进行保护大熊猫物种的研究。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大熊猫研究的国际合作，而合作的地点就在五一棚。在合作的专家组里，中方的组长是胡锦矗，外方的组长就是夏勒博士。张和民、王鹏彦、张贵权几个大学生，到卧龙保护区工作不到两年，是胡锦矗和夏勒的助手。
夏勒博士带来了国际合作的使命，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只要把有发射装置的项圈戴到熊猫的脖子上，通过接收器就可以掌握熊猫的日常活动。
夏勒的到来，开创了大熊猫生态观察的新时代。此前，以胡氏方法为主，也就是循着大熊猫活动踪迹去寻觅、发现、猜测、研究的时代，宣告段落。而把大熊猫的一举一动，全部隐私，掌控在手中，随时观察，定点出击的时代已经到来。隐秘物种的面纱又被揭开一角，人类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大熊猫珍珍是国际合作期间，夏勒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夏勒写作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中，可以见到他对珍珍的深厚感情。
珍珍疑案发生在“五一棚国际合作项目”宣告完成，胡锦矗教授和夏勒博士离开了五一棚，到唐家河大熊猫保护区继续研究期间。珍珍疑案的始作俑者是张和民和他的小团队。
为了搞清这一段历史，我曾几次采访当事人，仍不得要领。现在，我把对胡锦矗和张和民的采访记录，夏勒博士写作出版的《最后的熊猫》一书，放到一起，由我拟出几个问题，来个三头对证。也许读者会比我看得更清楚？
三头对证
我的第一个问题：“珍珍是怎样来五一棚的？”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1984年，3月份，有天下午我们出去给熊猫搞定位。回到帐篷就发现后面跟着个熊猫。我们高兴坏了。因为在野外经常看到脚印、痕迹，很难看到熊猫。我们就把剩稀饭端出来给它吃。
“它在离我们棚子四五米的地方，不靠近也不走。我们就给它拍照片。拍了不到一个卷，它就进了我们的储藏室，从帐篷的通风口伸出一个头来。后来，它就在那里面住下了。经常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我们估计它岁数不大，接近十岁。后来，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贝贝。”
夏勒博士在书中说：“我在北京，王梦虎（当时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告诉我，五一棚人员为一头雌熊猫戴颈圈，为它取名贝贝。这个贝贝是何方神圣？当然就是珍珍。”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夏勒说这是他们观察的那只叫珍珍的熊猫。但是贝贝只有十岁左右，珍珍已经有十七八岁。根本就不是。”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珍珍有两个虫牙。贝贝死时，我们去看过，就是珍珍。”
张和民采访中说：“我们把贝贝麻醉了，一检查，牙齿是全的。而夏勒观察的珍珍左犬齿没有，还有几个牙也掉了。”
我问的是珍珍，又扯出个贝贝，到底是有牙没牙，是十岁还是十七八岁，如今已死无对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是珍珍还是贝贝，我们谈论的都是1984年春天，来到五一棚的那只大熊猫。既然如此，我们姑且把珍珍和贝贝都视为这只熊猫。
我的第二个问题：
“珍珍该不该被赶走？”
夏勒在书中说：“珍珍必须尽快离开营区。”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我们想把它留下来，像英国研究黑猩猩的珍妮那样，和它建立一定的关系，近距离跟踪、观察、研究。”
夏勒在书中说：“艾伦、肯恩和我一到五一棚，就立刻被飨以贝贝的故事，并被带去参观。凯依和我的帐篷里，床上有十五堆粪便。在贝贝玩耍的一个角落里，更有好大一个粪便堆；它咬掉了书桌的一个角。营地厨房里，他们指给我看它如何爬上碗橱，攫取一块重达二十五磅悬在梁上的猪肉；它在研究帐篷里，常倚着一堆柔软的竹子标本休息。”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它白天走晚上来，它不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伤害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为什么一定要赶它走呢？”
夏勒在书中说：“但是，珍珍已经变成一头危险的动物。它每天至少来营地一趟，吞下满满一盆粥，我们的生活都绕着它转。厨子要等到天亮才敢做早饭，因为害怕撞见它。我们出巡时必须鬼鬼祟祟，提高警觉，甚至携带小段的甘蔗，以防万一它攻击时，可以讨它欢心。”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为了不让他们把贝贝弄走，我赶快跑到成都去，买了德国进口的钢板，背到五一棚，把专家们围起来，让熊猫自由一点。”
夏勒在书中说：“它（指珍珍）信心十足的大步走进研究帐篷，好像它一辈子都住在那儿似的，科学家却在外面游荡。它还跑到我们公共的木屋，挖开我们的储藏窖，悠闲地享用里面的甘蔗。只有在它弯腰到洞的深处去取甘蔗，只露出屁股在地面时，才稍停进餐。我们占用半个房间，另一半归它，一团和气地分享炉火的光线。
“它把肯恩从帐篷里赶出来，随即进去调查，好像那是它的权利似的，我们不过是一群未经允许就来到它家的入侵者。”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五一棚就是珍珍巢域的边缘地带，四月份它吃笋子都要到我们帐篷后头来吃。以后它偶尔来我们的帐篷，但是我和夏勒到贵州开会，张和民他们就用糖稀饭引它。这是错误的。我们如果在，就要把肉和吃的收好，不让它吃。因为我们是研究它的生态的，怎么能让它依赖人呢？你要驯化动物就可以这样去研究，保护就不行。尽量不要让人去介入。哪怕花很长的时间去了解它的真实的生活情况，也不要加以干预。”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后来，潘文石老师把熊猫的小种群搞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救了一只熊猫娇娇，娇娇就不怕人了，他们就近观察了娇娇的家族。现在，国际上都知道潘老师。要是当年不赶走贝贝，这个成果就应该是胡老师的。胡老师当时没意识到，错过了机会。”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那也可能。但是，那就把研究引向歧途了。我们是研究野外生态啊，不是研究人为干预下的大熊猫。你干预了，就是放大了的动物园。动物园的和野外的动物行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