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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璇的亲姥姥是满族人，可张爷爷并没心思跟她做夫妻，因为不喜欢她的高颧骨。于是结婚三年有了一儿一女之后，就把张奶奶迎进了门。
按说张爷爷这门亲事有些英雄救美的成分，只不过张爷爷没有把英雄做到底。事情因为张奶奶的那双大脚，原本早已说好的一门亲家临时变了卦，不但退亲还吵嚷着要讨回作为聘礼的两筐鱿鱼干儿。张奶奶的娘家觉得颜面上经济上受了双重损失，不依，两家扯起了官司，诉状正好压在了张爷爷的卷宗里。
张爷爷本是千眼万眼也看不上这类营生的，不过张奶奶眼泪汪汪的小模样撼动了张爷爷路见不平的侠义肝肠，很有策略地打输了官司，然后端了一匣子金银细软到张奶奶家赔礼道歉。结局有点不仗义，英雄把美人娶了过来。张奶奶的爹娘好几次半夜里乐得醒转过来，揖天叩地，庆幸姑娘那一双大脚给他们送来了乘龙快婿。
尽管张爷爷娶张奶奶的时候并不老，可毕竟黄花闺女去做二房算不得好女子的首选。张爷爷少不了经常动用做律师的口舌来弥补，再说从渔村嫁到省城张奶奶也算出够了风头，张奶奶知足。
大老婆当然吃醋，没防备家里猛然多了一个抢饭碗的，免不了动些阴毒的念头。张奶奶虽然脚大，可是发育很晚，十七岁才有了女儿红。大老婆常常挺着奶过两个孩子的胸，放肆地炫耀。张奶奶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弱项，也清楚如果不加补救，处境会逐渐扩散为全方位的被动，于是一方面主观努力，另一方面施展另一路拳脚，凭着她与生俱来的亲和力，笼络大老婆的一双儿女团团转，小妈小妈叫得大老婆一个劲儿运气。
张奶奶命中克子。她十九岁怀了第一个孩子，小产。二十三岁上又怀了第二个，足月产下却是死胎，这次是个男孩儿。
老天剥夺了一个女人改变二房处境的最佳机会，张爷爷心里不是味儿，可他知道那不是张奶奶的错，对张奶奶依然地宠，按“大红灯笼”里的说法，那就叫“二院天天点灯”。可是张奶奶终于没有动静。
这时候的张奶奶开始动用她的另一部分储藏了，也正是小璇身上欠缺的那部分。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她永远轻松地在合适的场合选择合适的举止表达合适的意思，亲疏远近，恰到好处。就这样，张奶奶得以平平安安地继续小洋楼里的日子直到她的婆婆去世。
镇尺没了，方寸全乱。满族的大老婆给张爷爷下了最后通牒未见奏效，转身带着儿子奔了香港。张爷爷呢，空有一副魁伟身板，年纪和时势却日益告诫他继续律师生涯的勉强和窘迫。终于，轮到张奶奶上台面了。
小璇的亲姥姥去了香港之后没再回来，小璇的妈留在了张爷爷身边。张奶奶自然而然入主了大老婆在郊区的一幢公寓，当起了名正言顺的张太太，可惜只有半年，之后房子就充了公。他们立刻变得一无所有。
张奶奶准备这一天好像很久了，后来听张爷爷唠嗑时讲，当时张奶奶的镇定令他这个大男人都骇然。张奶奶解释说对付苦日子她并不陌生。
张奶奶很冷静地变卖了一些做太太时的家当，包括她二十六岁留下那张玉照时身穿的缎子旗袍。而且她悄悄做了一件最为出格的事：偷着把张爷爷做律师时用过的一枚象牙印章磨平，找到琉璃厂的一家店铺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奶奶决定养活张爷爷。
离开了小楼，张奶奶甚至没有特别的留恋，她只是可惜花园里的百十盆花恐怕过不了冬了。他们搬进了这座四合院的这间西屋。张奶奶寻了一家毛纺厂做择线工，是最累的工种，每天单凭一双手要择出几千个线头儿。到张奶奶因病提前退休的时候，她每根手指的骨节已全部突出变形，就像枯树的虬枝一样。这样干下来加上小璇妈每月寄来的三十元，日子将就过起来。虽然苦，可养家糊口当家做主的感觉还是让张奶奶快乐。
小璇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都支了边，张奶奶张爷爷成了小璇最亲的人。四合院和胡同的气息日复一日地缭绕在小璇的指尖和发际，裹挟着她慢慢长大。那是不折不扣的生活的味道，平易却浓烈，世俗而亲切。
高考填志愿，她选择了市属院校，谨慎地不离北京半步。她像一只家养的鸽子，翅膀习惯的轨迹就是在无风无雨的暖阳下兜上几个小圈儿，浅尝辄止地试探周遭的风景，复又急急飞回自家屋檐，缩起脖子收拢翅膀，“咕咕”地观望人生。在爹妈眼里，小璇算得上半个废人，小小年纪就沾染上一身暮气，不思进取随遇而安，日后最多嫁个殷实人家做小妇人过一辈子，近朱者赤。然而小璇却在心里不止一次庆幸自己拥有一个胡同里成长的少年时代，那种安逸简单的生活让她变得温情，富有女人味儿，就像张奶奶那样。
小璇崇拜张奶奶。这是小璇的爹妈始料未及的。
小璇把面团搓成一个长条，再揪成一个个的饺子剂儿，旁边的绿花瓷盆里正用味精、香油、蛋清喂着猪肉韭菜，那是张奶奶的绝活儿，闻着生馅味儿就要咽口水。张奶奶从阳光下走进屋来，已经稀疏的白发更加银亮。不一会儿，那台老式收音机里一个很有兴致的男声接着昨天继续播讲着一部长篇小说，故事非常老套，但很适合在老房子老院儿里听，小璇一听见这男声就条件反射地犯困。
“没什么大事，这小子还寄挂号，晌饭完了你看看写个啥。”张奶奶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倒进脸盆，注意力还在窗外炉上坐的那壶水。 小璇这才发现邮差送来的是封挂号信。水壶盖被热气顶得啪啪直响，张奶奶拿了块抹布垫着把壶拎到隔壁窗根儿底下：“刚开的，你们先灌上，我俩吃饺子，赶趟哪。”一阵热情的道谢声。信瓤在小璇的手里展开，笔迹生硬只有一行：“下星期我来京接姑回营口。侄子。”
小璇生命中属于四合院的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被那个邮差带走了。
张奶奶和那个营口大汉很快就消失在胡同口拐弯处，小璇清楚地记得大汉的脑袋还被公用电话的牌子磕了一下。亏得张奶奶是个大脚，勉强跟得上大汉的步子。张奶奶说几十年了也该回老家瞧瞧了，再说侄子混得好像很有头脸，几间青砖大瓦房住着，去一阵子享享老来福倒也不坏。毕竟，他是张奶奶唯一的血亲。
小璇去小院的时候只有六岁，张奶奶已经提前退休了，张爷爷那会儿得有七十岁了，对张奶奶的生存本领早已不再怀疑，而且心安理得地做起甩手大爷，天天拎着一副象棋，到附近的一个不要票的小公园找人对阵，输了还爱急。张奶奶在家翻着花样做菜做家务伺候他。
那年月副食蔬菜的品种很少，张爷爷牙又全掉光了，只能吃软乎的，张奶奶就发明了蒸茄子沾炸酱；张爷爷爱吃鱼，可总怕被刺卡住，每回都是张奶奶择好了夹到他碗里，其实每块鱼肉都在张奶奶的嘴里滚了一过儿，可是张奶奶就是舍不得吃一口，鱼肉都给张爷爷留着，自己就用米饭拌上鱼汁扒拉着吃。买不起零食，张奶奶就专等食品店里的点心渣，价钱便宜，而且多数时候能带上两三块完整的桃酥或者枣泥饼，张奶奶把整块的给小璇吃，点心渣早上冲水喝，全当早点了。
小璇妈后来有句对张奶奶不大恭敬的评价，说隔辈人带出来的孩子，自立能力极差，小璇恨恨地反对这一说法，可是耳濡目染依然不能替代亲手实践，小璇果然没能掌握锅台边的技术要领，屡试屡败，只好心下里暗暗等待哪位好心的倒霉蛋把小璇娶了去，他尽可以冷嘲热讽地挖苦小璇的懒惰和愚笨，但是味道的好坏却必须允许小璇评头品足。
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倒霉蛋出现了。他是个父母管教很严的孩子，读理科班，功课好，是那种点燃了爆竹听见了响儿，心里挺满足可脸上没表情的蔫瓜，常常趁小璇做值日倒土的时候出现在教学楼的拐弯处，也不说话，就为看小璇一眼。有时候碰上小璇高兴，兴许赏他一个笑模样。
倒霉蛋很会讨张奶奶的欢心，他出过一个令小璇至今依然觉得高明的主意：让张奶奶去参加小璇的毕业家长会。
张奶奶一直认为不识字是自己一辈子未能扶正的根源，所以十分迫切地希望跻身于读书人之中。
张奶奶显然被这个提议激动了，从前这是只属于张爷爷的专利。那天张奶奶穿得十分整洁，还拎着每回领退休金才用的黑革包。张奶奶和小璇订好了攻守同盟，不在张爷爷面前走漏半点风声。可是那晚张奶奶还是按捺不住，殷勤备至地给小璇和张爷爷做了她最拿手的红烧带鱼。
第二天，小璇在班里的墙报上发现了自己的成绩单，也同时发现了张奶奶的杰作：“孙秀纹印”四个篆字象征着家长的权威骄傲而饱满地驻守在成绩单上，格外抢眼。
张奶奶自尊的脸面终于得以在中学教室的墙壁上举行了唯一一次鲜艳的展览。看着张奶奶心满意足的神情，小璇对倒霉蛋顿时萌发了一种好东西得自己留着的私心。
张爷爷是八十七岁那年过世的，基本算无疾而终。那晚儿张爷爷总说脚底下有鸡蛋，要去够，折腾了一宿，天一亮人就没了。
张爷爷刚刚故去的那一阵，张奶奶长了一圈儿“围腰龙”，学名叫带状疱疹，人说龙头和龙尾一旦接上，人就没救了。
张奶奶挺了过来。
张奶奶变成了户口本上的第一页，从此成了真正的户主，小璇也终于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奶奶此生身心最为自由的日子。但是只有一年。
在小璇对胡同生活的沉溺流连中，爸妈老了。他们早就回到原单位继续按部就班的生活，教书，写书，评职称，争房子，哪一样都榨取着他们原本不多的精力。因为没对小璇的成长付出过心智上的代价，所以面对已经成型的不顺眼也就懒得再去纠正，任凭小璇一直跟着张奶奶住，直到张奶奶被他侄子接走。
小璇和倒霉蛋的同窗关系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张奶奶一直采取心照不宣的纵容态度，所以倒霉蛋也很孝敬张奶奶。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倒霉蛋塞给小璇一张难看透顶的一寸标准像作纪念，小璇和他相约：大学毕业并且学会做饭以后，到小院聚齐。
小院的院墙上已经划上了大大的一个“拆”字，整条胡同顿时显得苍老破旧得厉害，先前的闲适味道彻底没了踪迹。
邻居们都忙着找周转房腾家具，小院散了。
张奶奶被她侄子接走以后就没再回小院，她成了人质。他侄子把她诓了去，拿老太太做幌子，冒充四世同堂去跟单位要房子，四大间到手，却把老太太弄到一间背阴的杂物间里住。
张奶奶是特别要脸面的人，心里头苦可是倒不出来，人一天天郁闷下去，直到小璇屡次去信不见回音，趁寒假按图索骥摸到营口的那间杂物间里，才迎住了一双浑浊老眼里的清亮泪光。
小璇回转身面对着营口大汉，丝毫没有犹豫就马上选出头脑里最恶毒的语句：“小心烧你的时候炉子停电！”那侄子阴阴地站在原地，眼神也很浑浊地盯着小璇，动也不动。
张奶奶回到北京就住进了医院，她没能撑过那一年的正月，元宵节的那晚，故去了。死亡证明书上写着：心力衰竭。
小璇觉得那不仅只是一种疾病的名字。
小璇也在同一年毕了业，分配在一家国营机关当文秘，爸妈都挺满意，觉得那是小璇唯一可以胜任的职业。
小院拆迁完毕，小璇占了户口的便宜，得到了原地回迁一居室的优惠。爸妈一个劲儿地念叨小璇是呆人有傻福，眼看着快到结婚的岁数了，房子也送到手上了。年纪轻轻就成了户主，无疑加重了他们女儿待价而沽的砝码，小璇只昏昏地觉得拿到房契的那一刻仿佛有了八十岁，仿佛还没有迈步，终点就已经到了。
天花板上有两处装修时忘了堵上的钉子眼儿；厕所的门把手锈了，有时候拧不开门；厨房的水龙头每隔三秒钟漏一滴水……幸好客厅里每天中午有一长条阳光可以晒进来，小璇把身体埋进摇椅，打开那种手动播台的老式收音机，调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一切光线、音响、道具都准备好了，只等那个令人发困的男声敲击耳鼓作为引信。
闭上眼睛，期待已久的酸酸的暖意果然涌了出来，漫过周身。世俗的慵懒蜂拥而上裹住肢体，沁人意识，小璇觉得受用极了。
小璇每天这样如法炮制，屡屡得手，开始感到这么过一辈子也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正在这种志得意满的日子就要形成惯性的时候，他出现了。
倒霉蛋留了校，但还想继续考研，出国留学。小璇觉得如果自己智商够高，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后半辈子如此规划出去。
正好，让他替自己，小璇又轻省了。
倒霉蛋也问了小璇的情况，最后竟有些抱歉似的承认他没学会做饭，而且婉转地暗示说有个女孩三年前就憋着想给他做饭，而且过几天就要领到能够永远给他做饭的“执照”了。
小璇终于笑了出来，说有时间叫她一块儿来玩，反正咱趁房子。他的视线从卧室的地板跳落到小璇脸上，半分钟的停顿后像谶语一般嘟哝了一句：“这房子是个硬壳，你被扣在里面，现在只剩眼睛还能喘气了。”
小璇被他彻底吓倒了，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和小璇客气地道别，说只要小璇愿意，他会始终保持与小璇联络。
听着他下楼的脚步渐渐远了，小璇“喘气的眼睛”里蓦地涌上钻心的酸痛，同时恶狠狠地嫉妒他以相同的年龄却拥有了十倍于自己的锐利，而且，他看起来竟然称得上是英俊了。
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小璇学会了做饭。不敢耽搁，小璇立即向单位递了辞职报告。办公室那位招小璇去的主任没有流露半点吃惊的神态多少有点儿刺伤小璇。
随后那间黄金地段的一居室被小璇以超高价脱了手，用那笔钱小璇在万安公墓给张奶奶立了块碑，上面斗大的方字刻了一行：户主张奶奶之墓。
张奶奶喜欢人家这么称呼。
小璇终于忍不住，在墓地里就唱起了歌子。
无论如何，小璇现在也是户口本上的第一页了。
走在街上，小璇一心想的就是撞上那些注定即将遇到的那人那事。
责任编辑 宁肯
雨夜驶过Ｐ镇的列车
平 原
卢福牵着阿小的手已经在这座站台上等了好久。
身后的修车室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连同卢福、阿小在内的八个人都站在站台上一动不动，眼巴巴地看着一节接一节的车厢呼啸着向南驶去，风吹开了卢福的衣襟，弄乱了阿小的头发。
P镇的这个站台卢福头一次来。但火车卢福六岁的时候就仔细见识过。那次他受着一股无名力量的牵引，脚下生出了风，刚跑出自家的麦地时，就见到了P镇传说得当紧的黑糊糊的火车。
也是从那时起，P镇开始筹建这个车站。镇上贴出告示，十四岁以上的孩子，只要出足三百块钱，就可以拥有在站台等车的权利。
卢福是家中老三。父亲交上去三百块钱，让他的二哥上了站台。
那时他的二哥正好十五岁，父亲给他穿上家里唯一的料子服——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母亲从舅舅的头顶上取下了一顶黄色的军帽扣在二哥头上。最后，父亲咬了咬牙，将他压在箱底的印有“奖给模范饲养员”字迹的人造革皮包颇为郑重地放到了二哥手里。
卢福再没见过他的二哥二娃。那时候卢福十一岁。P镇那些上了车的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回来过，但不知P镇的人从哪里得到的消息，都知道他们各自的孩子的情况，比如娶上媳妇没有，比如生了几个孩子。后来人们听镇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分析说，怎么可能回来呢？只有那么一条轨道，这趟车轰隆隆往南不停地开了十七年，根本腾不下往北回的路。
进站的费用每年都在涨，今年新上任的镇长在喇叭里讲，要把车站弄得漂漂亮亮，冲着火车的那边装满灯泡，让火车能将P镇的车站从那些黑头黑脑的车站中区分出来，火车一到这里才愿意停下来。
车票涨到八百元。卢福只攒下一千元，原来指望着阿小和他的姐姐棉花都能上车，现在只能让阿小一个人去了。留下棉花，卢福心里窃喜。再怎么说，自己还是舍不得两个孩子同时走掉。留着棉花，家里就留着颜色。
卢福从三个月前进了站就再也没有坐下过。他知道父亲牵着二哥的手，在站台上站了不止三个月。第三个月的头里，下了场雪，卢福的母亲见父亲还没回来，就约了几个人去站台送棉袄、棉裤，却被站长转身拦住，他说，这个站台是有暖气的站台，里面热得穿着薄褂都要出汗。等上了车还要好，想热就热，想冷就冷，这些笨重的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
第四个月头，父亲身旁的一个人提醒说，好像从来没见过这辆火车停下来过。这下人们开始有了反应，他们质问牵着一双儿女同样在等车的镇长。镇长慢吞吞地说，这么大的一个家伙，光停下就得费不少工夫，留给咱们镇的那节车厢还在后面。
卢福再一次环顾四周，阿小是这群等着上车的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一岁。卢福为此颇为得意。虽说按照镇上的规定，要年满十四才能上车，可是卢福的舅舅在镇上公安局，就给阿小改了户口。不过镇上年满十四的孩子越来越少，能走的全都上了车。余下没钱走不了的，也一直没钱。比如后洼乡三村，这十八年总共才送出去三个孩子，还是由村长挨家挨户从全村集来的款资，最聪明、最听话的孩子才可能被送上车。那是一个庞大的仪式，卢福有幸见识过。三村那次上车的孩子叫水娃，被全村的人簇拥着走了一天一夜，到车站的时候，水娃他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冲着全村的人磕了几个响头。卢福听人说，本来要走的不是水娃，原本选出的那个孩子突然就生了大病，整日介躺在床上咳，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村子的人等了一个月，见还没有好的迹象，就又选了水娃出来。
火车终于停下来的那天夜里，下着大雨，还好卢福带了伞，他把伞撑到阿小头上，一直到阿小的脚踏上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