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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过这类事，这个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长。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谈张爱玲，也不是谈航海小说，而是在谈小说里幽闭、压抑的情调。家庭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梦。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我初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觉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么股味。这时才想到：也许不是别人怪，是我怪。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投身于文学事业。我总觉得一门心思写单位里那些烂事，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可以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样的小说。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当然，这很可能是个馊主意。我自己就写了这样一批小说，其中既没有海船，也没有囚笼，只有在它们之外的一些事情。遗憾的是，这些小说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出不来，他还用一种本体论的口吻说道：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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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反讽
据说在基督教早期，有位传教士（死后被封为圣徒）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准备拿他做一道菜。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还纹丝未动，就说：喂！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过程，听上去很有点讽刺的味道。那些野蛮人也没办他的大不敬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宽容。人都在烤着了，还能拿他怎么办。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过不去。烤肉还没断气，一棍子打下去，将来吃起来就是一块淤血疙瘩，很不好吃。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所以，幽默的圣徒就这样被没滋没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谁知动笔一写，竟写出件烧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们进入正题，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这么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的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读了不少──你爱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不爱看色情书，但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看了一些就开始觉得没劲。这些小说和时下书摊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小册子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书，还能称得上是种文学现象。有一本还有剑桥文学教授作的序，要是没有品，教授也不会给它写序。我觉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师或者商人，还有几位是贵族。这是从内容推测出来的。至于书里写到的事，当然是不敢恭维。看来起初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写乱写；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滋没味，把性都写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
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附近都有个书店，布置得怪模怪样，霓虹灯乱闪，写着小孩不准入内，有的进门还要收点钱。就这么一惊一乍的，里面有点啥？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以及它们的现代翻写本，这回简直是在犯贫。终于，福尔斯先生朝这种现象开了火。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国人并不陌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娇》，国内都有译本。特别是后一本书，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才能觉出逗来。有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写一个光棍汉绑架了一个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那女孩爱上他了──这个故事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翻到彻底没了劲。福尔斯先生的小说也写了这么个故事，只是那姑娘被关在地下室里，先是感冒了，后来得了肺炎，然后就死掉了。当然，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反对犯贫。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美国人说的，散发出屁眼气味──我是福尔斯先生热烈的拥护者。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当然，你要说福尔斯是反色情的义士，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趣处理解。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鸡腿叫作黑肉。他总要闹点事，写地下小说或者还不至于，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义士。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现在该写点啥？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梦》开火。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几个字：活着没劲，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罢，这回只谈文学。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种“后梦”的人可是真够贫的。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学。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现成的：亵渎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那位圣徒被烤的故事在我们这里，也不能那样讲，只能改作：该圣徒在烤架上不断高呼“我主基督万岁”，“圣母玛利亚万岁”，“****异教徒”，直至完全烤熟。连这个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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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老人驾着船去出海，带回来的却是一副大得不可思议的鱼骨。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我读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和纯洁到如同两滴清水的人物。然而，它却那么清楚而有力地揭示出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故事能比这样的故事更动人，再没有什么搏斗能比这样的搏斗更壮丽了。
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的“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再聪明再强悍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总是有限度的。老人桑地亚哥不是无能之辈，然而，尽管他是最好的渔夫，也不能让那些鱼来上他的钩。他遇到他的限度了，就象最好的农民遇上了大旱，最好的猎手久久碰不到猎物一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限度，仿佛是命运在向你发出停止前行的命令。
可是老人没有沮丧，没有倦怠，他继续出海，向限度挑战。他终于钓到了一条鱼。如同那老人是人中的英雄一样，这条鱼也是鱼中的英雄。鱼把他拖到海上去，把他拖到远离陆地的地方，在海上与老人决战。在这场鱼与人的恶战中，鱼也有获胜的机会。鱼在水下坚持了几天几夜，使老人不能休息，穷于应付，它用酷刑来折磨老人，把他弄得血肉模糊。这时，只要老人割断钓绳，就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得到解放，但这也就意味着宣告自己是失败者。老人没有作这样得选择，甚至没有产生过放弃战斗的念头。他把那条鲨鱼当作一个可与之交战的敌手，一次又一次地做着限度之外的战斗，他战胜了。
老人载着他的鱼回家去，鲨鱼在路上抢劫他的猎物。他杀死了一条来袭的鲨鱼，但是折断了他的鱼叉。于是他用刀子绑在棍子上做武器。到刀子又折断的时候，似乎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武器，他又遇到了他的限度。这是，他又进行了限度之外的战斗：当夜幕降临，更多的鲨鱼包围了他的小船，他用木棍、用桨、甚至用舵和鲨鱼搏斗，直到他要保卫的东西失去了保卫的价值，直到这场搏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他才住手。
老人回到岸边，只带回了一条白骨，只带回了残破不堪的小船和耗尽了精力的躯体。人们怎样看待这场斗争呢？
有人说老人桑地亚哥是一个失败了得英雄。尽管他是条硬汉，但还是失败了。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得目的，这就是失败。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
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么？我确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
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强悍的人类的一员。我喜欢这样的人，也喜欢这样的人性。我发现，人们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人性最可贵的表露：七尺男子汉坐在厨房里和三姑六婆磨嘴皮子，或者衣装笔挺的男女们坐在海滨，谈论着高尚的、别人不能理解的感情。我不喜欢人们像这样沉溺在人性软弱的部分之中，更不喜欢人们总是这样描写人性。
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
《老人与海》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佩服老人的勇气，佩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佩服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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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序
艾晓明请我给她的新作写序——像这样的事求到我这无名之辈头上，我想她是找对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个中学生。我的出身当时也不大好，所以我对她说到的事也有点体验。我记得“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到处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穿上了绿军装，腰里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红五类之一，他就从牙缝里冒出一句：“狗崽子！”他们还干了很多更加恶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欢揭别人的疮疤，而且那些事也离题了。
我说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这些同学后来和我一起去插队，共过患难以后，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终以为他们那时的行为很坏。“文化革命”是件忽然发生的事，谁也没有预料到，谁也不可能事先考虑遇到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做人。我的这些同学也是忽然之间变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祝贺的，但这却不能成为欺压别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个字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嘴里逼出来，你又于心何忍。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假如当年我是红五类的话，就不会去干欺压别人的事。事实上一筐烂桃里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插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阴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干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交。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这一点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里，升学又不凭学习成绩，所以黑五类就变得绝无希望。我所见到的地主就是这样的。假如我宣扬我的所见所闻，就有可能遇到遇罗克先生的遭遇——被枪毙掉，所以我没有宣扬它。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地主富农这些成分了，一律改称社员。这样当然是好多了。
到了我考大学那一年（当时我已经二十六岁），有一天从教育部门口经过，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请愿。当时虽然上大学不大看出身了，但还是有些出身坏到家的人，虽然本人成绩很好，也上不了大学。后来这些人经过斗争，终于进了大学。其中有一位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的出身其实并不坏，父母都是******的老干部。他母亲在“文革”里不堪凌辱，自杀了。从党的立场来看，我的同学应当得到同情和优待，但是没有。人家说，他母亲为什么死还没有查清。等到查清了（这已是大学快毕业的事了），他得到一笔抚恤金，也就是几百块钱吧，据我所知，我的同学并不为此感激涕零。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出身、血统这件事的零碎回忆。也许有助于说明“血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