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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遥堤。”诏如其议，以命总河侍郎万恭。
万历元年，恭言：“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又限浅船用水不得过六拏，伸大指与食指相距为一拏，六拏不过三尺许，明受水浅也。今不务遵行，而竞雇船搭运。雇船有三害，搭运有五害，皆病河道。请悉遵旧制。”从之。
恭又请复淮南平水诸闸，上言：“高、宝诸湖周遭数百里，西受天长七十馀河，徒恃百里长堤，若障之使无疏泄，是溃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数十小闸於长堤之间，又为令曰：“但许深湖，不许高堤”，故设浅船浅夫取湖之淤以厚堤。夫闸多则水易落而堤坚，浚勤则湖愈深而堤厚，意至深远也。比年畏修闸之劳，每坏一闸即堙一闸，岁月既久，诸闸尽堙，而长堤为死障矣。畏浚浅之苦，每湖浅一尺则加堤一尺，岁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宝为盂城矣。且湖漕勿堤与无漕同，湖堤勿闸与无堤同。陈瑄大置减水闸数十，湖水溢则泻以利堤，水落则闭以利漕，最为完计。积久而减水故迹不可复得，湖且沉堤。请复建平水闸，闸欲密，密则水疏，无涨懑患；闸欲狭，狭则势缓，无啮决虞。”尚书衡覆奏如其请。於是仪直、江都、高邮、宝应、山阳设闸二十三，浚浅凡五十一处，各设捞浅船二，浅夫十。
恭又言：“清江浦河六十里，陈瑄浚至天妃祠东，注於黄河。运艘出天妃口入黄穿清特半饷耳。后黄涨，逆注入口，清遂多淤。议者不制天妃口而遽塞之，令淮水勿与黄值。开新河以接淮河，曰“接清流勿接浊流，可不淤也”。不知黄河非安流之水，伏秋盛发，则西拥淮流数十里，并灌新开河。彼天妃口，一黄水之淤耳。今淮、黄会於新闸开河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会之浅。岁役丁夫千百，浚治方毕，水过复合。又使运艘迂八里浅滞而始达於清河，孰与出天妃口者之便且利？请建天妃闸，俾漕船直达清河。运尽而黄水盛发，则闭闸绝黄，水落则启天妃闸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乃建天妃庙口石闸。
恭又言：“由黄河入闸河为茶城，出临清板闸七百馀里，旧有七十二浅。自创开新河，汶流平衍，地势高下不甚相悬，七十浅悉为通渠。惟茶、黄交会间，运盛之时，正值黄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是以有茶城黄家闸之浅，连年患之。祖宗时，尝建境山闸，自新河水平，闸没泥淖且丈馀。其闸上距黄家闸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因故基累石为之，可留黄家闸外二十里之上流，接茶城内十里之下流，且挟二十里水势，冲十里之狭流，蔑不胜矣。”乃复境山旧闸。
恭建三议，尚书衡覆行之，为运道永利。而是时，茶城岁淤，恭方报正河安流，回空船速出。给事中硃南雍以回空多阻，劾恭隐蔽溺职。帝切责恭，罢去。
三年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请开泇河以避黄险，不果行。希挚又请浚梁山以下，与茶城互用，淤旧则通新而挑旧，淤新则通旧而挑新，筑坝断流，常通其一以备不虞。诏从所请。工未成，而河决崔镇，淮决高家堰，高邮湖决清水潭、丁志等口，淮城几没。知府邵元哲开菊花潭，以泄淮安、高、宝三城之水，东方刍米少通。
明年春，督漕侍郎张翀以筑清水潭堤工钜不克就，欲令粮船暂由圈子田以行。巡按御史陈功不可。河漕侍郎吴桂芳言：“高邮湖老堤，陈瑄所建。后白昂开月河，距湖数里，中为土堤，东为石堤，首尾建闸，名为康济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东，民田数万亩，所谓圈子田也。河湖相去太远，老堤缺坏不修，遂至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溃坏，东堤独受数百里湖涛，清水潭之决，势所必至。宜遵弘治间王恕之议，就老堤为月河，但修东西二堤，费省而工易举。”帝命如所请行之。是年，元哲修筑淮安长堤，又疏盐城石达口下流入海。
五年二月，高邮石堤将成，桂芳请傍老堤十数丈开挑月河。因言：“白昂康济月河去老堤太远，人心狃月河之安，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复一年，不加省视，老、中二堤俱坏，而东堤不能独存。今河与老堤近，则易於管摄。”御史陈世宝论江北河道，请於宝应湖堤补石堤以固其外，而於石堤之东复筑一堤，以通月河，漕舟行其中。并议行。其冬，高邮湖土石二堤、新开漕河南北二闸及老堤加石、增护堤木城各工竣事。桂芳又与元哲增筑山阳长堤，自板闸至黄浦亘七十里，闭通济闸不用，而建兴文闸，且修新庄诸闸，筑清江浦南堤，创板闸漕堤，南北与新旧堤接。板闸即故移风闸也。堤、闸并修，淮、扬漕道渐固。
六年，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筑高家堰，及清江浦柳浦湾以东加筑礼、智二坝，修宝应、黄清等八浅堤，高、宝减水闸四，又拆新庄闸而改建通济闸於甘罗城南。明初运粮，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不相通。及开清江浦，设闸天妃口，春夏之交重运毕，即闭以拒黄。岁久法驰，闸不封而黄水入。嘉靖末，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沟开新河，设通济闸以就淮水。已又从万恭言，复天妃闸。未几又从御史刘光国言，增筑通济，自仲夏至季秋，隔日一放回空漕船。既而启闭不时，淤塞日甚，开硃家口引清水灌之，仅通舟。至是改建甘罗城南，专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
十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以运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艰险，乃自浦西开永济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窑湾，历龙江闸，至杨家涧出武家墩，折而东，合通济闸出口。更置闸三，以备清江浦之险。是时漕河就治，淮、扬免水灾者十馀年。初，黄河之害漕也，自金龙口而东，则会通以淤。迨塞沙湾、张秋闸，漕以安，则徐、氵市间数被其害。至崔镇高堰之决，黄、淮交涨而害漕，乃在淮、扬间，湖溃则败漕。季驯以高堰障洪泽，俾堰东四湖勿受淮侵，漕始无败。而河漕诸臣惧湖害，日夜常惴惴。
十三年从总漕都御史李世达议，开宝应月河。宝应汜光湖，诸湖中最湍险者也，广百二十馀里。槐角楼当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钩湾翼其北。西风鼓浪，往往覆舟。陈瑄筑堤湖东，蓄水为运道。上有所受，下无所宣，遂决为八浅，汇为六潭，兴、盐诸场皆没。而淮水又从周家桥漫入，溺人民，害漕运。武宗末年，郎中杨最请开月河，部覆不从。嘉靖中，工部郎中陈毓贤、户部员外范韶、御史闻人诠、运粮千户李显皆以为言，议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许应逵建议，世达用其言以奏，乃决行之。浚河千七百馀丈，置石闸三，减水闸二，筑堤九千馀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馀丈。工成，赐名弘济。寻改石闸为平水闸。应逵又筑高邮护城堤。其后，弘济南北闸，夏秋淮涨，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督漕侍郎陈荐於南北各开月河以杀河怒，而溜始平。
十五年，督漕侍郎杨一魁请修高家堰以保上流，砌范家口以制旁决，疏草湾以杀河势，修礼坝以保新城。诏如其议。一魁又改建古洪闸。先是，汶、泗之水由茶城会黄河。隆庆间，浊流倒灌，稽阻运船，郎中陈瑛移黄河口於茶城东八里，建古洪、内华二闸，漕河从古洪出口。后黄水发，淤益甚。一魁既改古洪，帝又从给事中常居敬言，令增筑镇口闸於古洪外，距河仅八十丈，吐纳益易，粮运利之。
工部尚书石星议季驯、居敬条上善后事宜，请分地责成：接筑塔山缕堤，清江浦草坝，创筑宝应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浚里河淤浅，当在淮、扬兴举；察复南旺、马踏、蜀山、马场四湖，建筑坎河滚水坝，加建通济、永通二闸，察复安山湖地，当在山东兴举。帝从其议。未几，众工皆成。
十九年，季驯言：“宿迁以南，地形西ＡＨ，请开缕堤放水。沙随水入，地随沙高，庶水患消而费可省。”又请易高家堰土堤为石，筑满家闸西拦河坝，使汶、泗尽归新河。设减水闸於李家口，以泄沛县积水。从之。十月，淮湖大涨，江都淳家湾石堤、邵伯南坝、高邮中堤、硃家墩、清水潭皆决。郎中黄日谨筑塞仅竣，而山阳堤亦决。
二十一年五月，恒雨。漕河泛溢，溃济宁及淮河诸堤岸。总河尚书舒应龙议：筑堽城坝，遏汶水之南，开马踏湖月河口，导汶水之北。开通济闸，放月河土坝以杀汹涌之势。从其奏。数年之间，会通上下无阻，而黄、淮并涨，高堰及高邮堤数决害漕。应龙卒罢去。建议者纷纷，未有所定。
杨一魁代应龙为总河尚书，力主分黄导淮。治逾年，工将竣，又请决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宝诸湖本沃壤也，自淮、黄逆壅，遂成昏垫。今入江入海之路即浚，宜开治泾河、子婴沟、金湾河诸闸及瓜、仪二闸，大放湖水，就湖疏渠，与高、宝月河相接。既避运道风波之险，而水涸成田，给民耕种，渐议起科，可充河费。”命如议行。时下流既疏，淮水渐帖，而河方决黄堌口。督漕都御史褚鈇恐泄太多，徐、邳淤阻，力请塞之。一魁持不可，浚两河口至小浮桥故道以通漕。然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复大挑黄堌下之李吉口，挽黄以济之，非久辄淤。
一魁入掌部事。二十六年，刘东星继之，守一魁旧议，李吉口淤益高。岁冬月，即其地开一小河，春夏引水入徐州，如是者三年，大抵至秋即淤。乃复开赵家圈以接黄，开泇河以济运。赵家圈旋淤，泇河未复，而东星卒。於是凤阳巡抚都御史李三才建议自镇口闸至磨儿庄仿闸河制，三十里一闸，凡建六闸於河中，节宣汶、济之水，聊以通漕。漕舟至京，不复能如期矣。东星在事，开邵伯月河，长十八里，阔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险。又开界首月河，长千八百馀丈。各建金门石闸二，漕舟利焉。
三十二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馀里，尽避黄河之险。化龙忧去，总河侍郎曹时聘终其事，疏叙泇河之功，言：“舒应龙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而路始通。刘东星大开良城、侯家庄以试行运，而路渐广。李化龙上开李家港，凿都水石，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殚力经营，行运过半，而路始开，故臣得接踵告竣。”因条上善后六事，运道由此大通。其后每年三月开泇河坝，由直河口进，九月开召公坝入黄河，粮艘及官民船悉以为准。
四十四年，巡漕御史硃堦请修复泉湖，言：“宋礼筑坝戴村，夺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复导洙、泗、洸、沂诸水以佐之。汶虽率众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远而竭，已自难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卫，力分益薄。况此水夏秋则涨，冬春而涸，无雨即夏秋亦涸。礼逆虑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山诸湖设立斗门，名曰水柜。漕河水涨，则潴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则决而注之漕。积泄有法，盗决有罪，故旱涝恃以无恐。及岁久禁驰，湖浅可耕，多为势豪所占，昭阳一湖已作籓田。比来山东半年不雨，泉欲断流，按图而索水柜，茫无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筑堤坝斗门以广蓄储。”帝从其请。
方议浚泉湖，而河决徐州狼矢沟，由蛤鳗诸湖入泇河，出直口，运船迎溜艰险。督漕侍郎陈荐开武河等口，泄水平溜。后二年，决口长淤沙，河始复故道。总河侍郎王佐加筑月坝以障之。至泰昌元年冬，佐言：“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诚可利漕。请以水柜之废兴为河官殿最。”从之。
天启元年，淮、黄涨溢，决里河王公祠，淮安知府宋统殷、山阳知县练国事力塞之。三年秋，外河复决数口，寻塞。是年冬，浚永济新河。自凌云翼开是河，未几而闭。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尝开坝以济运，已复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故议先挑新河，通运船回空，乃浚正河，自许家闸至惠济祠长千四百馀丈，复建通济月河小闸，运船皆由正河，新河复闭。时王家集、磨儿庄湍溜日甚，漕储参政硃国盛谋改浚一河以为漕计，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东抵宿迁陈沟口，复氵斥骆马湖，上至马颊河，往回相度。乃议开马家洲，且疏马颊河口淤塞，上接氵加流，下避刘口之险，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开滔庄河百馀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王能庄二十里，以通骆马湖口，筑塞张家等沟数十道，束水归漕。计河五十七里，名通济新河。五年四月，工成，运道从新河，无刘口、磨儿庄诸险之患。明年，总河侍郎李从心开陈沟地十里，以竟前工。
崇祯二年，淮安苏家嘴、新沟大坝并决，没山、盐、高、泰民田。五年，又决建义北坝。总河尚书硃光祚浚骆马湖，避河险十三处，名顺济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为平陆，漕运愆期，夺光祚官，刘荣嗣继之。
八年，骆马湖淤阻，荣嗣开河徐、宿，引注黄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继之，乃专力于泇河，浚麦河支河，筑王母山前后坝、胜阳山东堤、马蹄厓十字河拦水壩，挑良城闸抵徐塘口六千馀丈。九年夏，泇河复通，由宿迁陈沟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沟漾田营堤，增筑天妃闸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礓，浚刘吕庄至黄林庄百六十里。而是时黄、淮涨溢日甚，倒灌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运阻削职。继之者侍郎张国维，甫莅任，即以漕涸被责。
十四年，国维言：“济宁运道自枣林闸溯师家庄、仲家浅二闸，岁患淤浅，每引泗河由鲁桥入运以济之。伏秋水长，足资利涉。而挟沙注河，水退沙积，利害参半。旁自白马河汇邹县诸泉，与泗合流而出鲁桥，力弱不能敌泗，河身半淤，不为漕用。然其上源宽处正与仲家浅闸相对，导令由此入运，较鲁桥高下悬殊，且易细流为洪流，又减沙渗之患，而济仲家浅及师庄、枣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莱芜、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八州县泉源，由汶入运，故运河得通。今东平、平阴、肥城淤沙中断，请亟浚之。”复上疏运六策：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一改挑沧浪河从万年仓出口以利四闸，一展浚汶河、陶河上源以济邳派，一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并利邳、宿，其二即开三州县淤沙及改挑白马湖也。皆命酌行。国维又浚淮、扬漕河三百馀里。当是时，河臣竭力补苴，南河稍宁，北河数浅阻。而河南守臣壅黄河以灌贼。河大决开封，下流日淤，河事益坏，未几而明亡矣。
张廷玉》明史》志第六十二 河渠四
志第六十二 河渠四
○运河下 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皁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ＢＣ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1111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