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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东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纳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纳。今因人土之宜，则无偏枯之累。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饷额而止。如此，则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为增减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下部覆议，从之。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然专论丁粮，庶几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皁隶、门禁、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鬻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饥民还籍，给以口粮。京、通仓米，平价出粜。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其恤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捐纳事例，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张廷玉》明史》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
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
○漕运 仓库
历代以来，漕粟所都，给官府廪食，各视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於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远运。於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
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时驾数临幸，百费仰给，不止饷边也。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合而计之为三运。惟海运用官军，其馀则皆民运云。
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兗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三千馀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輓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馀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由是海陆二运皆罢，惟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而已。不数年，官军多所调遣，遂复民运，道远数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书黄福建议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於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於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近远，粮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给官军。惟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径赴京仓，不用支运。寻令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
六年，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艰。於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军与民兑米，往往恃强勒索。帝知其弊，敕户部委正官监临，不许私兑。已而颇减加耗米，远者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为率，二分与米，一分以他物准。正粮斛面锐，耗粮俱平概。运粮四百万石，京仓贮十四，通仓贮十六。临、徐、淮三仓各遣御史监收。
正统初，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者二百八十万馀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仍属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乃复军运。天顺末，兑运法行久，仓入觊耗馀，入庾率兑斛面，且求多索，军困甚。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粮令纳户平准，石加耗不过五升。今运军愿明加，则仓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令军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后从督仓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复溢收如故，屡禁不能止也。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蓟州一府七十万，加耗在外。浙赋视苏减数万。江西、湖广又杀焉。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给米六十四万馀石，悉支兑运米。而临、德二仓，贮预备米十九万馀石，取山东、河南改兑米充之。遇灾伤，则拨二仓米以补运，务足四百万之额，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然是时，司仓者多苛取，甚至有额外罚，运军展转称贷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言：“各直省运船，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虑军士不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以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馀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夺。今宜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之弊，庶军困少苏。”诏从其议。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言：“苏、松诸府，连岁荒歉，民买漕米，每石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岁供宣、大二边粮料，每石亦银一两。去岁，苏州兑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今请推行於诸府，而稍差其直。灾重者，石七钱，稍轻者，石仍一两。俱解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岁供之数，而收三处本色以输京仓，则费省而事易集。”从之。自后岁灾，辄权宜折银，以水次仓支运之粮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率，无复至一两者。
先是，成化间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至南京，令官军就水次兑支，计省加耗输輓之费，得馀米十万石有奇，贮预备仓以资缓急之用。至是，巡抚都御史以兑支有弊，请令如旧上仓而后放支。户部言：“兑支法善，不可易。”诏从部议，以所馀就贮各卫仓，作正支销。又从户部言，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听民自运临、德二仓，令官军支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疏通水次仓储，言：“往时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以待卫军支运，后改附近州县水次交兑。已而并支运七十万石亦令改兑。但七十万石之外，犹有交兑不尽者，民仍运赴四仓，久无支销，以致陈腐。请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京，而令三省卫军赴临、德等仓，支运如所折之数。则诸仓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运。岁漕额外，又得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具矣。”帝命部臣议，如其请。六年，户部侍郎邵宝以漕运迟滞，请复支运法。户部议，支运法废久，不可卒复，事遂寝。
临、德二仓之贮米也，凡十九万，计十年得百九十万。自世宗初，灾伤拨补日多，而山东、河南以岁歉，数请轻减，且二仓囤积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议屡兴，而仓储渐耗矣。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以轻赍银听运官道支，为顾僦舟车之费，不必装鞘印封，计算羡馀，以苦漕卒。给事、御史交驳之。户部言：“科道官之论，主于防奸，是也。但轻赍本资转般费，今虑官军侵耗，尽取其赢馀以归太仓，则以脚价为正粮，非立法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