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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控盖世太保的可能性上就产生了疑问。”
再次翻阅了麦克尔的发言提纲之后，盖伦将军擦擦眼睛。他发现，修改这种“愚蠢的”文件挺困难、伤害视力。在另外加上一句话之前，他久久地、艰难地、审视地打量看梅克的脸，仿佛头一次见到似的；盖伦经常这样，死板的面具遮住了额头、双唇和胡子，后来他出入意料地、仿佛听到了命令，双眼又重现出精神，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如同圆圆的小盒，流露着一切，而且饱含着笑意—一看来，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一体对他来讲十分重要的事。
“任何辩护人的发言——尤其是在这样的法庭程序中一般在开篇和结尾处会得到人们的评价。麦克尔把开头毁了，还有完全杂乱无章的结尾。有时要有目的地攻击自己人，丢卒保车，我是客观的，不怕批评，因为我相信未来……
让他把下面这段话作结束语……别写，梅克，您的记性呢？总共几句话，记住吧： “我绝不以证明那些践踏人权的个别人无罪为己任，但我想挽救无辜的人。我希望为这种审判提出一条在世界恢复道德秩序的途径。”
“是否值得花力气为盖世太保开脱，将军？’梅克又问洛 “这是—着败棋，盖世太保应当除掉。”
“说得对，’盖伦赞同道，“我们为盖世太保的骨干辩护得越令人信服，吸收这些人参加工作就越容易，这是其一，在为帝国军队和政府辩护时，我们的机会就越可靠，这是其二。”
……同天夜里，盖伦会见了总参谋部的辩护人拉登泽尔。散步时他们窃窃私语。
盖伦话讲得很慢，仿佛要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钉入对方的头脑：“军事指挥员按照其政府的命令，驯服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这个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而把军事指挥员送上法庭后，他被视为政府行为的同谋，公诉方面认为其对自己国家政策的合法性负有监督之责，也就是说，最终使这个军事指挥员成为对国家政策的审判……鉴于希特勒已死，公诉人对他个人只字未提。并且在寻找其他承担责任的人。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希特勒将帝国
的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他本人要负全部责任。归根结底，任何独裁，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意志变为最强有力的，而且—切决定都绝对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
“上述内容不应被解释为替某人开脱责任的尝试。每个德国将军都有足够的勇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必须确认真相，那就需要按照事件进展的实际来加以评价，并以此作为确认法庭真相的根据。希特勒讲过‘我不要求将军们理解我的命令，我要求他们执行我的命令。，这个讲话足以证明将军们没有参与希特勒的计划。”
盖伦看看律师：“我讲得不太快吧？”
“绝对不快。”
“德国将军，”盖伦接着说，“更不希望在西欧发生战争。
“如果在对俄战争初期安置和对待俄国战俘与日内瓦公约歹相符合的话，那么这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而无法避免的。在所有战场司令官都下达了反对可能出现的对战俘滥用职权的命令，一旦有人违反命令就追究责任。在他们的命令中没有见到虐待战俘或者屠杀。”
盖伦又看了看律师；律师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走着。
“总之，被指控的将军怎么有可能采取与命令或法律相违背的消极或积极的行动呢？”盖伦接着说
“成功的前景又如何呢？通过反驳、警告、表示担心来一般性地偏离违法计划尽管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有些可能没有被利用只是由于有许多情况将军们完全不了解。被指控的军事指挥员只懂得，他们作为士兵，必须像军人一样执行业已作出的决定。外交政治活动家会说，他们可以退休。在民主国家里国务卿可以这样做。德国军官不可能这样做。
“军入不服从命令是违背其义务的，在战时就是犯罪，要丢掉性命的，只要有主权国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士兵部没有不服从命令的义务。在希特勒的独裁之下，公开违抗命令可能导致部属被杀，而不是更换这个命令；无论哪一部分人都不能为自己与希特勒的方式相反的信念做出牺牲，如同现在被指控的军官们一样……德国军事领导只有一个义务——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必须在个人权力与军人义务之间作出悲痛的选择。他们作出了选择。在履行这一义务时，他们如同士兵道德所暗示的那样行动。
“我认为，有人想指控的军事领导人从不属于某个组织或者集团，并不是由统一的犯罪意念联合起来，这些人从不附属于犯罪集团……”
拉登泽尔一直没有打断盖伦的话，盖伦说完后，他默默地耸肩，似乎在表示怀疑。
分别时，他无力地向盖伦伸出手：“您的话我要考虑一下。”
“谢谢……让他们指控盖世太保吧，他们需要这样，让他们去糟踏纳粹党旧，但是务必使帝国政府和总参谋部免受耻辱。这是关系到未来的问题。约德尔将军感觉如何？”
“还好。”
“他的举正如何？”
“我不怀疑。”
“那么凯特尔呢。”
“他不太机灵。。。。。。太多愁善感。您以为他会记住自己的事？别抱幻想啦。但是约德尔、雷登尔、邓尼茨不准备不屈服并且坚信自己的正确。”
“帮帮他们吧……您也是德国人……”
拉登泽尔叹了气，然后身子转向盖伦，伤心地问道：“是吗？您完全相信这—点？”
……深夜，回到自己办公室后，盖伦打开保险柜，开始干自己喜爱的工作。这工作法他感到自己仍保从前一样强有力，当时整个东欧在他的手中。没有他的同意——书面或口头的——萨格申、保加利亚皇帝鲍里斯、弗拉索夫和巴维里奇、梅尔尼克、安东内斯库、邦吉尔和吉索一步也不敢动。
他取出邦吉尔、潜伏在西班牙的巴维里奇的人以及波兰谍报站发来的密电，在空白之处点点画画。得到马德里、布宜诺斯文利斯和智利圣地亚哥发来的消息是天大的乐事；联盟将从那些地方扩大到全世界；他，盖伦，将成为德国新的情报组织的中心，这个组织并非像社勒斯所希望的只限于东方，而是面向全球。
正因为如此，他仔细分析了来自马德里的全部情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专注地研究鲁德尔、丹柯、鸟利德尔、拉乌利赫由布宜诺斯文利斯发来的电报，所以，对他来讲不存在什么小事。与国社党和党卫队的人不同，他的情报员，一旦得到他的同意和美国人的默许，就不顾危险地着手工作。谍报站的新名字对他来讲意味着财富，线索在延伸，还在出现新的名字。让眼下还神秘莫测，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里科特尔、来自马德里的布鲁恩、来自扎伊尔的扎乌列思或者来自里斯本的里凯尔特去完成这件串吧。小事是没有的，有的是为他的事业带来成功的工作的因素。
第八章 施季里茨（四）
（马德里，1946年10月）
“如果愿意，您可以去德式餐馆，大概您经常去那里，布鲁恩博士？莫洛将军……”
“对，我在那里喝过一次咖啡。”
“不，您在那里吃饭。我可以说出您吃的什么。”
“您早就盯着我了？”
“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开始的。布鲁恩是您的新姓吗？”
“您既然这样问，看来您知道我的真姓，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伊克斯先生吗？”
“不，您可以叫我约翰逊。”
“很高兴，约翰逊先生。若是不吃德国饭，我是很高兴的。”
“是吗？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平庸的爱国主义，那我们去犹太人那儿吧，他们会给干干净净
的母鸡。您对这有何感想？”
“我认为西斑牙菜更好些，我很喜欢烤乳猪。”
约翰逊笑了一下：“啊哈，看看下嘴唇。喔，您的下嘴唇不难看。您的真姓叫博尔律吧？”
“两个姓我都习惯了。”
“漂亮的回答，”约翰逊轻轻碰了一下施季里茨的肘部， “往右边看，那是我的汽车。”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一辆很大的“雪弗兰”牌轿车，车子按着马德里市的牌照：车里坐着三个人，两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后排。
“上车吧，博尔津先生，”约翰逊说道，“您先上。”
施季里茨回忆起威利和奥根在1945年4月把他从林茨带回柏林。那一天朱可夫的部队开始突击柏林。当时他也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以前他从没有过这样不自由的感觉；那时他并没有被捕，他和他们一样穿着黑制服，但是发生了他们十分清楚而他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他们一言不发，阴沉着脸。这个情况使盖世太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就好像此刻一样，他们几乎从两测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好像被包住一样，想想等待你的是什么。
“喜欢开快车吗？”约翰逊问。
“不大喜欢。”
“可我们美国人崇拜速度。我们到山里去，那里每客饭量很大，而且价钱比城里便宜一半。”
“太好了，”施季里茨说， “那样就可以缩短用餐时间，我的胃口不错，重要的是有规有矩……”
“身体怎样？您没有感到伤口疼？”
“这是不能单纯回答的问题，”施季里茨想，“要回答得十分准确；这次谈话可能是返回祖国途中的第一步。可你为什么认为会有谈话呢？为什么不能认为，这不是什么约翰逊，而是奥根、威利和库特的朋友呢？在马德里他们有上千人，许多人英语讲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办缪勒未完成的事情？喏，好吧，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最好不要想这些。1的眯之后，每一年都是定向地狱的阶梯，衰老的来临是十分明显的，我强烈地感到负伤所带来的后果。他问起这件事不是无缘无故的；人们是不会和患病的人合作的，但是，假如这个人支真是约翰逊，而不是假冒的话，那么他叫我出城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能偷偷把什么人搞出西班牙，他们不想与佛朗哥争吵。可官阶比我高的纳粹要人党而皇之地住在这里，不要任何警戒；党卫队将军冯·柳皮奇买了一套公寓房，离美国大使馆只隔两幢楼，他带着自己的狗，沿着使馆的围墙通道溜达。”
“天气变化时有感觉，骨头疼。”
“也许是盐的反应？为什么您把骨头疼与负伤联系在—起？”
“因为我—动不动躺了8个月。可我从前打网球，每星期打三次。生活悲剧把这样强烈的打击反映到了骨路上。总之，我就是这样的感觉。肌肉恢复起来并不这样困难，可要使骨胳康复，重新煅炼全部关节，就不是5个月的事，起码要一年时间。”
“一星期他们给您多少钱，傅尔津先生？”
“那么您呢？” ‘
大家都笑了，施季里茨明白，所有人都紧张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字，约翰逊说：“您不仅英文说得好，而且像我们一样思维。不会去干与我们作对的事吧？”
“与你们作对，不，为你们工作——可以。”
“我们没有掌握这种情报，奇怪。”
“政治就如同做生意，威信非同小可。在你们与希姆荣的朋友谈判时，约翰逊先生，我在考虑你们的威信。历史是不会饶恕可卑的同盟。”
开车的人转过身，他的表情坦诚，很有感染力，他很年轻，额头上有一道伤疤，显然是弹片划伤的。
“博尔津先生，您认为，如果我们让整个欧洲归属俄国人，历史会饶恕我们吗？”
约翰逊微微一笑：“哈尔维，不要提理论问题，还不到时候。博尔津先生，请问，您最后一次见到瓦尔特．舒伦堡和克劳斯。巴比是在什么时候？”
“谁？”施季里茨这样问是为了争取时间，“现在他们要开始交叉讯问了。”他明白，
“我的每个回答都要有根据，要不断创造随机应变的机会。他们有所准备，他们从不同方面考察我，显而易见的事情。
“舒伦堡。”约翰逊重复了一遍。
“是在1945年4月。”
那么克劳斯·巴比呢？他在舒伦堡手下干过，后来被派到法国，主管里昂的盖世大保。”
“我好像见过他两次，不会再多了。”施季里茨答道， “我在政治情报处，完全是不同的部门。”
“但是您同意把巴比说成野兽和魔鬼吗？”那个头上带伤疤的开车入头也不回地说。
“你们掌握盖世大保的档案吗？”施季里茨问， “把谁看作野兽，把谁看作履行自己义务的士兵，牌在你们手里。”
他仍出了城，路经阿尔科奔达斯、圣·塞巴斯蒂安、德·洛斯·列伊斯，然后去卡巴尼尔亚斯、德·拉·西耶拉，进山，那是不易居住的地区，没有提供奶油烤乳猪的小餐馆，吃得太棒了，每个手指都要舔干净。不过，看来不会有什么烤乳猪了，这些人另有任务。
“您最后一次见到巴比是在哪一年？”约翰逊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我想是在1943年。”
“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阿尔贝希待亲王大街的保安总局。”
“那座大楼中有谁保护他？”
“我不知道，未必会有。”
“为什么说‘未必’？”开着“雪拂兰”车的人还是头也不回地说。
“我这样觉得。”
“这不是回答。”约翰逊说， “我觉得您是逻辑型的人，‘觉得’这个词对我们不合适。”
“我是个有感情的语文学家，”施季里茨答道，“比如，我认为我对烤乳猪的想法就不合你们的口味。总之，我就是这个看法。我通过逻辑反复验证情感，继续走吧，一宣到西耶尔。没有一家有烤乳猪的小餐馆，但是，我们未必会去西耶尔，因为你们油箱里的汽油只够四分之一的路程。”
“行李箱里还有三桶，”开车入喊道，“上帝保佑，这里有人给汽油，不象你们可恶的德国那样实行配给。”
“您这样说一个你们必须与之保持关系的国家也毫无用处。”
“怎么说呢？”约翰逊叫了起来，”一切都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您这样的德国人，您要行动起来。”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刚刚入学的孩子们“行动”起来吗？这话对人民不适合。”
“适合于被战胜的人，”约翰逊说，对被战胜的人什么都适合。现在我们要让您下车，一辆蓝色‘福特’汽车会接您，这是在4分钟之后，请记住，对被战胜的人什么都适合。这对您有好处，博尔津博士。”
汽车猛地拐上一条铺着碎石的乡间土路，走了一百米后，车子停了下来。约翰逊下了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姻，点上一支，吐出一口白烟，然后叹了口气，接着说：“下来吧，别尔津。”
“谢谢，约翰逊。”
施季里茨慢慢下了车，他感到腰部疼痛，他挺直身子，发出一阵咯喀响声。没有恐惧，没有懊恼、好像事情的过错在他身上一样，
“究竟出了什么事？”施季里茨心中在问，如果他们想收拾我，完全可以在车里干，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搞这些把戏呢？他们害怕西班牙警察，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干的。”
约翰逊一个箭步窜上汽车后座，头上带伤疤、专横的年轻人猛地离开原地，汽车吱吱叫着掉过头。冲上公路。
“……10分钟过去了，奇怪的事情”施季里茨在想，公共汽车每天一班，总会有人能到城里，这一切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由于这些精神负担使腰伤像从前一样复发就槽了。去试试吧，忍着这样的疼痛爬过比利牛斯山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爬过比利牛斯山，没有别的出路。这个佐梅尔真是个畜牲，只给一个星期的费用，连坐公共汽车去莱里达也要攒3个月的钱，你又像‘俄国人’一样想到‘3个月’。那么该怎么想，”他在反驳自己，“一个选上乌克兰女人的俄国人；德国人知道要攒两个月零二十九天。更确切地说：要攒90天，只有我让自己随便说出‘3个月’来，任性的人，混乱也是秩序之母……不，要攒下去，坐火车过法国边境；如果我没有被当作无证件者而被捕——不能出示梵蒂冈的假玩意儿，他们会没收的——最少需要30美无，否则我到不了巴黎。其他任何城市对我都不合适，只有在巴黎有我们的使馆。他们为什么对巴比感兴趣？我的确只见过他几面；一个丧尽天良的刽于手，‘我仇恨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不是因为元首教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仇恨他们’是的，他正是这样对赫道夫说的，而赫道夫又告诉了施季里茨，当时缪勒尚未开始怀疑他。好像是在1944年11月，对，正是这样。”
施季里茨走上公路，一个人也没有。 “我可不喜欢这一切。”他想，
“奇怪的游戏；他们查出了破绽怎么的？不然他们可以抢走证件，为什么要演这样一场多余的戏呢？”
一辆涂得花花绿绿的老式“巴卡特”车从施季里茨身边掠过，车身贴着各种标签，一根长得过份的天线，开车的大约是个西班牙人，只有他们才这样装饰自己的车。美国入对待汽车就像一个好骑手对待马一样加最好的汽油，经常更换机油，而且一个月送出去清洗一次；他们很少刷车，关键是速度和可靠比而不是颜色。女人最重要的是漂亮。西班牙人对马达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只能告诉他们——这不用喂粮食。而他们崇拜得提出各种假设，交换各种猜想。不过，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灾难，失去信息的社会的死亡。
第二辆开过的车上挤满了乘客，施李里茨连手都没有扬。
第三辆车的门上用很大的字母写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车子刹住，司机用十分整脚的西班牙语问：“您去哪里？”
“马德里，”施军里茨答道。
“上车吧，我送您。”
从他讲话的样子施季里茨明白，司机是德国人。
“您出生在柏林吧？”施季里茨用极清晰的标准德语问道。
“真见鬼。”司机笑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