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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话音就知道是孙洪才。
抢小麦要紧，我没功夫与他论理。
在闪着电光的暴雨中，在来回穿梭的人流中，我突然明白了他这句话的含意：工作组进行的这次团支部改组是上海知青整了本地青年。
其实，知青只不过是支持了贫下中农和以他为代表的弱小本地青年，帮助他们挽回了在生产队主体地位。现在，被帮助过的他，因为害怕矛盾，想把本来处于队里政治斗争边缘的上海知青拉进是非中心成为矛盾主角，然后自己想闪到一边去好金蝉脱壳！
小麦抢完了，场院里三堆小麦就被草和麻袋捂得严严实实。人们舒了一口气，看看身上，又湿又脏。
我不顾身上的水和泥，找到孙洪才，问他：“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实在不相信平时一向很佩服的这位队长会有这番心思。
孙洪才说：“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
他全都否认了。
正文 18、知青之歌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2819
夏天农忙，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
早上三点，早饭没吃就去苞米地拔穗，天很冷，露水浸湿了全身，水从大腿一直流到鞋里。7点收了早工，踩着灌满了露水的胶鞋，一路上一步一声““咯叽”地走在回青年点的公路上。
路上碰到了工作组，他们要撤了，临走前要找我谈一次话。
他们先是说了一些我好的话，对我的批评是这样的：“行动迟纯，不迅速，不干脆。性格像个老绵羊，不朝气，不敢闯。”
我真的变了？好像已经不再是父母口中唠叨的“鲁莽和粗心”之人了。
我多少有点为此高兴。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事实证明，性格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相信性格的变化是在巨大的外在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促进我变化的外在条件是什么呢？
我想起造反派当着我们孩子的面，抽打父母；想起父母就在这一天同时被造反派抓走“隔离审查”，抛下我们五个8到15岁的孩子；想起了居委干部，一个平时看到我父母点头哈腰的女人，用手指着我和弟妹，凶狠地说：“以后不准乱说乱动！”……
下乡前最后一个月，爸爸单位有人到家里送生活费：32。12元。
我到现在都无法想像，他们是怎么把零头0。12算出来的？
妈妈单位里也只发给我们44元，加起来76。12元，这点钱是爷爷和我们兄妹共6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非常着急，因为我要下乡去黑龙江了。我无法从这点生活费中再省出钱来，去为下乡作准备。
我问送生活费的人：“为什么爸爸作为五七战士了，还只发生活费？”
他回答：“不清楚，我只负责送，其它是不过问的。”
我决定到爸爸的单位里去问问，才13岁的弟弟和我一起去。路很远，我们步行，没坐公交车，为的是省下一点钱。
我先到延安西路的仪表局接待处找工宣队和军宣队。
接待处的人说：“仪表局没有工宣队，军宣队不了解情况，找了也没用，我们接待处也不了解。”他不知给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说：“这种事情是机关大队处理的，五七干校的事、斗批改的事都是那里负责。”
见我不吱声，他紧接着说：“他们扣发工资总是有道理的。”
我不理他，带着弟弟又到位于愚园路的机关大队。
有个肥胖黑黑的女人坐在办公桌上，一口回绝说：“你爸爸本来就发生活费，这次到五七干校又不是作为五七战士去的，是作为‘劳动班’去的，他还在审查之中，没有定案，是不发工资的。”
我问她：“我爸爸早在去年五月份就撤消隔离审查，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还不发工资？”
她说：“这我们不知道。”
我说：“那好，现在我要下乡了，要准备行装，这点钱不够，怎么办？”
她冷冰冰地对我说：“钱不够关我们什么事？你们自己安排！”
我大声对她说：“钱都被你们扣了，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你让我们想什么办法！”
黑肥女人跟我吵起来，引来好多人围观。围观的人中有的“啧啧”地表示可怜，还有两个女的揩拭着湿润的眼睛。
有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人家孩子要下乡，这点生活费是有困难的。局里领导都在奉贤干校，可以写一个条子，让人带去请他们看看。”
旁边好多人附和：“是呀。”
这时过来另一个面相稍善的人让我写，然后把我写的纸条折成一个图案，慢慢对我说：“好吧，我今天就叫人把纸条送到奉贤去。”
我知道他只是不想引起单位里更多的人围观，想把我哄骗走而已，再说下去也没什么用，于是我不打招呼，拉着弟弟扭头走了。
弟弟一路跟着我，在哭。
快到家门口时，我对他说：“把眼泪擦干净再进屋。”
他擦干眼泪，我看着他，一直等到那双眼不再湿润，不再有泪水的痕迹，才带他进了家门。
因为家里，还有快八十多岁的爷爷和更小的妹妹弟弟。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心底总会有一种坚强的声音响起：在面对历史而无可奈何时，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回到宿舍，坐在炕边，我为自己不再“鲁莽与粗心”而高兴之余，又觉得十分伤心：我真的就变成了迟纯的老牛、懦弱的绵羊了吗？在无尽无止的边境插队生活中，我还会变成什么样呢？想到现在，心中不由响起了一首缓慢、失落、悲怆的调子：
“偏远的山村，是多么的凄凉，
我坐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想着我的爹娘。
孩子想爹娘，爹娘想孩子，
伤心的热泪像小河的水轻轻地往下淌。
想起了前途，我迎空长叹，
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
难道我的前途，就这样埋葬在异乡？
何时何日才能回到我的家乡。”
这是《南京知青之歌》，1970年夏，知青私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将这首歌传遍了黑龙江边境上的所有知青点。
歌词共有6段，不知道原创歌词是否有这么多？口口相传中，也许有了很多修改。但这首歌无论从歌词内容还是旋律上都让很多知青感到陌生、震撼和异样，没人敢公开唱，只是在无人的地方，才会大声地唱出来发泄一下。
宿舍里没人，我大哭。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从来不哭的，今天怎么了？
难道是《南京知青之歌》的曲调和歌词触动了我心中的软肋吗？
高朗进来，诧异地看着我：“你不舒服了？”
我说：“没事。”
真的没事了，哭过之后心里觉得痛快了好多。
我想通了，父亲那句“回归农民”的话，早就在点拨我，下乡要经受的不是辉煌，而是要像农民一样平实地活着。
我脱下湿透的胶鞋，在高朗有点莫名其妙的注视下，光脚来到江边的沙滩上，沉浸在黑龙江里。江水轻轻拂去我身上的汗渍，消除我的疲劳。我快乐地挺起身子，仰躺在水面上，顺水淌下，感到无比的舒适。
蓝天上是朵朵白云，左右两岸是对峙的岗楼。
我翻转身来，蹬开两腿，划开两手，顶着水上，显得自由轻松。我曾经游过万米长泳，懂得水性。水在我露出的肩上“哗哗”地轻轻滑过，在身后跌落形成一卷卷小漩涡，泛起一阵阵白浆，翻滚着一泻而去。
在逆水而上的激流中，我发觉自己依然是如此坚韧。
我庆幸自己以前敢作敢为的本性并没有变，只是在经历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挫折后，懂得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变故，不再那么鲁莽粗心了。
正文 19、江边守尸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1913
今天削麻。
从地里割回麻，先沤在水里，等沤到麻杆上的皮与麻杆分离后，再把皮一条一条地扒下来，晒干后就可以搓成大大小小的麻绳了。
削麻，就是扒皮。沤过的麻味道非常臭，但活儿就在队部的场院里干，中午可以回知青点吃饭。
“丑媳近地家中宝”，我们生产队的地都很远，一年365天，240天都得带干粮下地，能在队部干活回知青点吃顿热饭，就算很惬意了。所以，我们并不把臭当回事。
中午回去吃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涌向江边，我也跟过去，站在岸坡上，远远看见有一块白布罩着一人。
下坡一看，盖着的白布被江风吹起，露出的手臂上长满黄毛，是一个白种人。他手心的皮被水浸泡得泛白，上臂已经发黑，血管像无数蚯蚓一样，乱七八糟地突出在皮肤上，飘来一股股比沤麻还要难闻的恶臭。
此人身体很高大很结实，大约是个军人，看不见脸和上身，但下身却竖得笔直。听捞的人说，他那儿被绑了一根小棍。身上还缠着渔网，脸肿大，嘴稍张，“卟卟”地冒着血。看来是被人打死扔进水里的。
只见中国边防战士在岗楼上向苏方岗楼打起旗语。
大意是告诉苏方边防：“发现了你方漂来的一具尸体。”
苏方也打起旗语，大意是在问中方：“明天上午来领行不行？”
中方商量后，再用旗语告诉苏方：“可以。”
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边境会晤”。
当晚，为了防止尸体被狗吃了或被水冲走，边防军把夜里看守的任务交给了民兵。
当时，边境上民兵分为三等：一等是武装民兵，归大队管，人手一枪，集中住宿，每晚值班。二等是基干民兵，归生产队管，一年中进行几次军事训练，平时参加几次站岗放哨。三等是普通民兵，虽然平时没啥事，但列入花名册，战时也要按班排编制组织起来。
我这时虽然还不是武装民兵，但属于被考察的基干民兵。当晚，武装民兵施卫疆就带着我去看守老毛子尸体。
月亮照在江边沙滩上，照在那具盖着白布的尸体上。
1米90多长的尸体，嘴里仍在冒着血沫，裆里的那玩意高高地顶着白布，风掀起白布一角时，可以看到那尸体上卷卷的长毛。
我们两个端枪坐在旁边，看着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都有点害怕。
我拉开枪栓，子弹上膛，以此来壮胆。
呵呵，别笑我，到底才17岁，还是个孩子，挺过这一夜不容易。
“今天又到周六了？”我想转移注意力，找了个话题问施卫疆。
施卫疆抱着枪，向对岸看了看，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又到周六了。”
下乡的日子里，我们干一天活拿一天工分，今天是星期几？这个概念平时是没有的。
但只要一到春夏季节，每逢周六的晚上，对岸苏联农庄的姑娘就会来到江边的岗楼下，和苏军边防兵一起跳起舞蹈。顺风的时候，一阵阵手风琴声会飘过黑龙江。所以，只要听到俄罗斯的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又到周六了。
我很熟悉这些苏联的歌曲，像什么《卡秋莎》、《小路》、《伏尔加船夫曲》、《红梅花儿开》、《三套车》……
而像《山楂树》中的：“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的：“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很多知青都不仅会唱，而且都背了下来，在没有人的时候，知青也会偷偷地哼上几首。
这些都是我们儿时在上海听到过的歌，那时，苏联歌曲非常盛行。
我的思绪又飘呀飘的，飘到城市，想到了亲人。
明天，远在上海的父母好休息一天了。
一夜平安无事。
将近中午，苏联边防军开了一条快艇过来。
先下来一个当官的，同中方边防官员相互敬礼后，快艇上又下来两个抬着担架的士兵。他们把我方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向江里一扔，换上自己带来的灰布，抬着尸体上艇走了。
扔在江里的白布没漂多远，被在江边洗衣的吕永田媳妇追呀追的，终于捞到了手。
吕永田是贫协主任李承新亲戚，一家子前两年刚从关内来队里安家，除了在大田干活外，生产队让他兼带着当兽医，一年补贴他点工分。大伙平时也不太了解吕永田的媳妇，见她如此丢中国人的脸，就在后面起轰。
吕永田媳妇像没听见似的，把白布在江水里甩了几下，拧干放在柳条篮里，高兴地一颠一颠回家了。
正文 20、设岗夜查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8 本章字数：1582
半夜，有紧急电话打进民兵连，说邻近大队的岗哨查到两个没有边境居民证的人，把他们带到连部时，这两个家伙一个顺公路直奔我们爱辉，另一个则钻进了南树林。
于是，爱辉城所有民兵全部出动，封锁大道小路，严厉检查来往行人。
武装民兵和边防战士出去巡逻，并设了许多暗哨。
而我和高朗、蔡景行、陈国明四个知青作为基干民兵，则守在通往公社的路上，插了一块小牌子：“检查站”。
蚊子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脸上、手上。
手上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肿块，奇痒；脸上被我拍死的蚊子不知有多少，蚊子的尸体糊在脸上，像涂了一层粘液，好不自在，尤其那极难闻的蚊尸臭，又招引来更大群的蚊子。
一会儿，两个边防战士过来，嘱咐我们不要睡觉，不要打手电，要拦截所有来往车辆行人进行检查。
四处静寂，风吹得路旁一排老杨树“沙沙”地响，天凉嗖嗖的，下起了夜露。我们的帽顶都湿了，地上的草也挂满了水珠。
对岸老毛子那儿灯火彻夜不眠，并有火光两堆，烟滚滚上天，还有一阵比一阵凶的狗叫。
突然，对岸放起了一颗照明弹，他们想看看我们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老毛子爱放照明弹，我们下乡后几个月后，看得多了就习惯了。
但据说在1969年前后，半夜里经常会从爱辉古城，而不是从对岸升起照明弹。
那时我们还没下乡，这坑人的照明弹，到底是谁在古城里放的？
于是开始了一场抓“特务”的运动。
村里曾有不少人在那时被打成“修正主义特务”，简称“修特”。
其中有一个叫“歪脖子”的老头，他老婆是个白俄罗斯人，三十年代苏联大肃反时，这个白俄罗斯姑娘随父母一起逃到了中国，后来和“歪脖子”结婚了。
我下乡时看到过这位俄罗斯老太，已经70多岁，纯毛子，叫什么记不清了，总之是什么“娜塔莎”之类的。就因为这，“歪脖子”被打成了“修特”。
村子里还有个二毛子，即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结婚后生下的第二代混血，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农妇，也被打成了“修特”。
当然，还有一些纯粹的中国人，与俄罗斯啥血统也没有，但平时说过些牢骚话，也有被打成修特的。
可是抓了那么多“修特”，照明弹依然还在爱辉古城升起。
到我们1970年下乡前后，上面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些照明弹可能是对岸派人过来放的。于是村里那么多的“修特”的帽子又都被摘了。
说来也怪，自从我们新知青来到这里后，看到的所有照明弹都是从对岸放上天的，根本没见到过在爱辉古城放上天的呀？
可村里老人对我们说：你们来之前，的确有从爱辉古城放上天的照明弹。
难道放照明弹的家伙怕我们新知青不成？
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谜。
三更了，突然远处一簇光亮摇晃着，拐了一下弯，现出个特亮的灯头，射出一条光带。
我们把手电对射过去，示意让车站下。
原来是辆吉普车，里面有两个解放军干部。
我向他们要证件，他们老老实实地给我看身份证明。盘查清楚后，其中一个人对我们说：“拦车不能站在路当中，小心车撞上。”显然，他对我们用手电照他有点不满意。
蔡景行哼了一句：“拦车不站在路当中，车子会理睬你吗？”
凌晨，公社来电话告知我们，撤除岗哨，结束盘查。
原来，那两个没有边境居民证的人已经被找到了。他们是来自附近兵团的职工，在被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带去连部的路上，因害怕而逃，并无其它意图。
正文 21、首次开荤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8 本章字数：1829
早上，下起了小雨，蔡景行很高兴：“下！下！再下大一点，好好休息一天。”
正捂着耳朵调拨电台讯号的倪智刚开玩笑：“最好下一年！”
大家轰他：“放你妈的屁！”
那些日子，每天吃黑馒头和南瓜汤，人没吃饱但屁却不少。
话音未落，队长来了，叫大家出工。
大家无精打采地向地里走去。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也跟着我们一起下地，看到知青都耷拉着脑袋，心里很不满意。
一路上他向我介绍其它生产队的新知青如何排队上工，如何精神饱满。最后，他对我说：“你做事太……”
什么呢？他没往下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没有魄力，没有朝气。
我不吭声，对郭木森的评价感到很失望，我没想到这样一个老实的农民也会喜欢虚浮的形式。我对排队喊口号上工的做法从心底里就不以为然，插队就是插队，弄得像军队一样，要么是幼稚，要么是显大眼，能坚持几天呢？
一边干着活，一边心情不好，偏偏这时队长又对我说：“国明个子不小，但干活挺没劲儿的。”
国明这些天来闷声不响的，这时正好和我并排干活，听到了。
他说：“我怎么肚子一饿，干活就感到头晕？”
我想安慰他，但不知道说什么好。想起那晚电线被拉掉的事，就问他：“哦，那天晚上你想对我说什么？”
他闷了好长时间，说：“唉，不说了吧。不管什么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今后一直都是革命的，要准备自己走向反面。”
我说：“不至于吧。”我知道他在知青点班子落选之后相当消沉，但一直不知怎么劝慰他。
国明对我的回答显然感到不满意，冷冷地说：“光嘴上讲革命有什么用？要看实际呀。”
可是，实际又是什么呢？我只是感到肚子又饿了。
节食已经一个星期了。
我们从来没想到下乡种粮的人也要定量吃粮。
老乡一个月定6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