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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故事和传奇的中心，还是作为战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东相比。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朝代兴废更送，各种文明也在那里起落盛衰。风，还象几千年前一样，侵蚀着万劫不灭的沙漠：尸骨，则依然在阳光下逐渐变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中，这片古老的土地蓦然间变乱蜂起。以色列的创建，只不过是打乱了旧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冲突的各种事态中的一桩。
当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纪时，西方尝到了一次严厉的教训：在这个新世界中，现代社会的外壳可能是多么的单雹脆弱；在新旧相撞之时，它们关系之紧张又是多么的严重。有人提醒我们说：中东并没有〃自己要潘，也让别人活〃这个传统概念。在那里，感情往往来得更加猛烈；人们缺乏纪律，少有约束，裁决更加苛严，报复尤为迅速。这里的传统比别处更为古老，决心维护它们的人却拼命抱住这些传统不放。
然而，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变动还是来临了。
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在中东所见到的，一直是火山爆发似的政治大变动。这些火山的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山脉，也形成了大陆和海洋。尽管这些特殊的问题和斗争形式仅仅适用于中东，但是，当本来要几个世纪才发生的变化现在被压缩到几十甲年中发生时，这些问题和斗争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今天，一个人在其一生的时光中，也许必须适应从前需要许多代才能有的演变。对个人和国家来说，这个过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从下面四位领导人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戏剧性地看到这些进程。他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标总是非常相似。这四位领导人就是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安瓦尔·艾尔·萨达特，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以及伊朗国王。四人中，伊朗国王被推翻了，并在流亡中去世。费萨尔和萨达特被行刺者的子弹所击倒。只有纳赛尔在还是一位英雄时，就由于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岁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遽然辞世的话，那么，他的命运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这四个人都是革新派。他们都在竭力恢复本国人民的自尊心。为此，纳赛尔、萨达特和伊朗国王都有意识地回溯到几千年前本国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复民族崇高的象征，并使之发扬光大。纳赛尔和萨达特回复到法老王时代；伊朗国王回复到赛鲁士的波斯帝国；费萨尔则没有必要回复到任何时代，因为他的国家是穆罕默德的故乡，是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涛之时，都向着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见到纳赛尔。但我觉得似乎很久之前我们就认识。
纳赛尔与他的同谋者安瓦尔·萨达特一起，于1952年策划并领导了一场政变，取代了法鲁克国王的腐败政权。当时他是一个不知名的军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将军穆罕默德·纳吉布作为出面人物。但在两年之后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纳赛尔就把杉即了，自任总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为当选总统。
纳赛尔的领导是浮夸的。他象一颗流星划过中东的长空。
他不仅想充当埃及的领袖，而且想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强行干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发动政变，策划暗杀，一直试图建立以他为首的泛阿拉伯联合体，他既结交坚定可靠的朋友，又树立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他身边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他进行宣传的喧闹声，经常扩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我1957年访问中东时，虽然没有在埃及停留，但每到一处，都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他的声音。在利比亚、苏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各个城市的市场和街道上，我看到无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富人还是穷人，几乎都在心醉神迷地倾听他的声音。他以高超的技巧，利用广播和电视进行说教。他把阿拉伯世界最优秀的表演家动员起来，他们谱写了诸如《我们怎样建设阿斯旺水坝》这类轰动一时的大众歌曲。
使纳赛尔费尽心思的梦想之一，是建造阿斯旺水坝。多少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指望尼罗河的流水能给它的沙漠带来生命。
现在，纳赛尔要利用那些河本来提供廉价的电力，并增加一百五十万英亩可耕地。但是，这个梦想也由于他在国外进行冒险而搁浅了。纳赛尔与莫斯科的调情，导致他与东方集团签订了一项武器协定。于是，美国撂下了援建大坝的工程。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据云曾经说过：〃美国人，压压你们的火气吧！〃他以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作为回敬。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出兵反对埃及；但美国又压服它的盟国，协助搞出了一个联合国停火协议，使埃及控制了苏伊上运河。
艾森豪威尔对此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色列、英国和法国采取行动之时，俄国的坦克正从布达佩斯街头隆隆驶过，残酷地镇压匈牙禾。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勇敢的尝试。
在对苏联使用武力提出强烈抗议之后，如果再默认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使用武力，这确实是困难的。但是，不管这些理由如何，艾森豪威尔在使北大西洋联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使埃及从失败中得救了。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后来，纳赛尔私下曾表示过谢意，俱当时他只是表现出轻蔑。
结果，为了武器，也为了在阿斯旺大坝问题上得到援助，纳赛尔把他的国家抵押给了莫斯科。同时，正如萨达特后来所写的那样，纳赛尔还〃全神贯注于如下的神话：他是一位打败了英、法两大帝国军队的英雄。纳赛尔根本无视艾森豪威尔为达到这样的结局而发挥的真正作用——他使纳赛尔军事上的失败变成政治上的胜利。他是第一位相信自己获得了胜利的人〃。
纳赛尔是反复无常的、缺乏耐心的和专制独裁的。他沉迷于宏伟的抱负。这使他一直不能关心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尽管大多数埃及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他还是把这个国家贫乏的资源滥用于对外冒险上。他对以色列的无法平息的好战态度，加强了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但也使他的部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遭到惨败。在也门，他强制推行了一场长达五年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企图推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马姆，建立一个埃及的保护国。结果，他在那里也被打败了。在国内，他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使人民对新的繁荣和自由抱有过高的希望。然而，当他的去世使他的统治结束时，埃及人民还是象以前一样贫穷，监狱中塞满了政治犯。
尽管如此，1970年他淬然去世时，全世界还是激起了从未见过的悲痛的巨澜。为了参加他的葬礼，五百万人民挤满了开罗的街道，他们有的攀上树木和电线杆，歇斯底里地哭泣着：有的涌向送葬的行列，撕扯着盖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帜。许多埃及人心神错乱，以致自杀。在贝鲁特出版的法文报《日报》说：〃有一亿人——阿拉伯人——变成了孤儿。〃
纳赛尔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他的人民恢复他们的灵魂、精神和自豪感。他是一位邮局职员的儿子，在对英国殖民主义深刻仇恨的环境下成长。当时的特点是，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第一语言是阿拉伯文而不是法文的话，他就会被人们看作是卑下的。纳赛尔掌权以后，不仅急于结束君主制度，而且急于清除过去殖民主义的残余。英国和法国从中东撤退以后，纳赛尔急忙用他的声音来填补这个真空。他一再坚持实行的泛阿拉伯主义，既是亲他本人的，又是反殖民主义的，还常常是反西方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至关紧要的，并不是象他做过的那样，在国际舞台上做出多少成绩来，而是用手指戳西方的眼睛，这就够了。老百姓就喜欢这个。他越是华而不实，越是为所欲为，人民就越是喜欢。如果他装出一副大人物的样子，那么，他的人民俨然也都成了大人物了。对那些在物质方面最为匮乏的人们来说，这种精神上的鼓舞，常常比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更为重要。
纳赛尔虽然在公共场合中是一个煽动家，在私下时却是一位亲切和蔼和通情达理的人。
1963年，我的夫人、我们的两个女儿和我去欧洲和中东作一次私人度假旅行。纳赛尔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当时，他仍然住在开罗郊区他当陆军军官时住过的那一所简陋的平房里。
他身高六英尺，长得细瘦而英俊，一派直挺挺的军人风度，形象很引人注目。他的殷勤好客是出自内心的。他把他的家人介绍给我们，还给我们看了他藏书室中收藏的有关林肯的书籍。
纳赛尔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崇高敬意，并对他在1956年为了拯救埃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他谈吐文雅，仪表尊贵，而且显得很有才智和见识。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他关于改善埃及人民生活的愿望，又问起我如何估计苏联领导人当时的态度和意图，并专心地听着。尽管当时埃及严重地依赖于苏联，但他显然并不喜欢苏联支配一切的思想，还表示了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很希望我们去参观一下阿斯旺大坝。为了进一步表示他的殷勤好客，他一再要求我们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参观。途中，他的飞行员让我们在低空俯瞰了金字塔和埋葬国王们的谷地。
我们去大坝的访问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经历，因为白天的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我们是在半夜下到大坝开挖区的。纳赛尔曾告诉我说，大坝的工程实际上都是埃及人承担的。但当我们看到大型推土机在强烈的照明灯光下挖土时，我的夫人敏锐地注意到，操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国人。
六十年代期间，纳赛尔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对别国进行干预。
他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煽动革命，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也门内战的泥潭。在国内，他依然忽视埃及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也继续进行镇压。尽管他公开承认他对苏联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惧，但他对俄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依赖性却有增无减。
纳赛尔这位革命者忽视了革命的时刻已经终结、巩固成果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事实。从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有益处的。通过这种运动，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这一运动的主要宗旨——对以色列的僧恨和对西方的不信任——则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结果，他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升级，并使埃及畸形地依赖于西方的敌人——苏联。
1970年9月，当我们得悉纳赛尔由于心脏病发作而遽然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观看美国第六舰队的演习。我本想前往开罗参加葬礼，但后来觉得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当时埃及政府仍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极端仇视美国。如果纳赛尔的继承者希望改善埃美关系的话，我认为应该由他们迈出第一步。于是，我改而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我前往开罗。
到纳赛尔逝世时为止，萨达特在幕后已经等了将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纳赛尔的极度妒忌之害，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他乐意承担纳赛尔分派给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称为：〃纳赛尔的哈巴狗〃：有人则说，他前额上的印记，不是由于每天祈祷时在地上叩五次头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诚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样——而是由于在内阁会议上，纳赛尔为了让他留心听别人讲话，常常戳他的脸而留下的。
十八年来，安瓦尔·萨达特一直在注视着，倾听着。革命前，当英国人掌管埃及时，他在狱中服刑，并学会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价值。他知道纳赛尔妒忌心很重，因此，他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不露出要为自己争权的迹象。除此之外，萨达特还是人们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视友谊、认真实践诺言的人。
不过，他在代表纳赛尔去国外访问时，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他当总统以后，曾私下对费萨尔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他对苏联的依赖都失败了。
1970年，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掌权时，许多观察家认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维持几周，因为他缺乏纳赛尔那样感人的超凡魅力。他们没有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魅力，而且一个人只有在掌权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断定他是否具有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萨达特并不想走纳赛尔的老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开始就熟练地阻止别人夺权，并把他的反对者投入监狱。时过不久，人们对他的权威就不发生任何疑问了。
萨达特迅速采取行动，砸断了把埃及捆绑在苏联人身上的镣铐。纳赛尔去世后，他向全世界广派代表，向各国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见到周恩来。谈话中，中国总理问：〃您知道是谁杀害了五十二岁的纳赛尔吗？〃这位特使愕然，没有作答。周思来说：〃是俄国人。〃他的这番话是隐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义去理解。但埃及对苏联的依赖、它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以及美国的冷淡的关系，确实是纳赛尔留下来的包袱。纳赛尔是一个非常自豪和有独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埃及的孤立处境使他负担沉重。萨达特认为，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恶化的原因。
在萨达特就职后不久，我们开始接到萨达特想要使埃美关系解冻的种种暗示。他掌权十一年的特征，是喜欢采取一系列戏剧性的主动行动。其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72年突然驱逐了一万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根据他的判断，俄国人并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欢俄国人。
我1974年访问开罗时，曾经告诉他，我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笑，回答说：〃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
纳赛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总是忙于政府的大小事务之中，为了批阅积压的文件，经常通宵达旦地耽在办公室里。
萨达特则比较孤癖、好沉思。他经常撇开他的部长们，在午饭后到尼罗河边散步，独自作出各种决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讨厌琐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决策——萨达特把这些决策都留给他自己来做——却总是惊人的、高明的，有些决策，诸如驱逐苏联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从根本地变了中东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对过眼烟云似的国际关系花费那么多传统的智慧和才识。
全世界将缅怀纳赛尔和萨达特在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两人都试图恢复阿拉伯人被损伤的自豪感。萨达特1973年发动赎罪日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矫正1967年以色列的胜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但萨达特还有进一步的意图。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仍象过去那样严重。从萨达特看来，在赎罪日战争中显示一下阿拉伯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这样，他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高屋建瓶的姿态来谋求和平；从软弱的地位出发是无法这样做的。
萨达特讲究实际的程度与纳赛尔轻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谨慎与纳赛尔的冲动妄为从程度上看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动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虑了可能造成的后果。萨达特感到必须结束埃及在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则意味着开展新的贸易，从苏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从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收益。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为解决埃及的国内问题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问题的一种办法。萨达特的对外政策，则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在纳赛尔失误之处，萨达特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把增进埃及这个国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比起纳赛尔来，他对推动世界前进的各种力量具有更为广泛和正确的了解。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精心地把在国外所做的一切与在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达特，是在1981年8月他访问美国之时，他邀我到纽约的埃及代表团驻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众的相貌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的心脏病过去发作过两次，所以他很注意保养。但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脑力劳动中去了。他很少摆出不必要的或夸张的架势，也很少说废话。他的含蓄和善于节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我发现他对里根政府持乐观态度。他说，他确信里根在中东的交易中将会是直率的；在反对苏联冒险主义方面也将会是坚定的。关于美苏关系问题，他说，美国人在前四年中已丢失了大量地盘，〃西方决不能再放弃一寸土地了〃。他还说，他预料苏联会在波兰采取行动：西方不应直接作出反应，而应把苏联的干预作为一种借口，在其他地区，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亚采取行动。他说：〃应该在我们选择的地方、而不是在他们选择的地方与他们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两个月，以色列对伊拉克的一个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我告诉萨达特，我感到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做事不负责任，行为乖戾。他脱口而出道：〃嗯，他疯了。〃接着又说：〃他也许象狐狸一样疯了。〃我说，尽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使其免受敌人进攻，但是，贝京在这个过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将使他的朋友，诸如萨达特和里根感到为难。萨达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当我提到如果贝京不再掌权、中东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进展时，萨达特又表示异议，说：〃我还是愿意与他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