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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缓和，强硬的和软弱的。强硬的缓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慑基础之上的。这种缓和鼓励苏联人进行谈判，因为苏联要进行侵略，花费的代价太高。与此相反，软弱的缓和使苏联人不愿去谈判，因为他们为进行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对他们却很有吸引力。
以实力为后盾，并使威慑成为可以信赖的强硬的缓和维护了和平。软弱的缓和，不是招致战争，就是招致在不发生战争情况下向敌人投降。我们需要缓和，但它必须是那种正确的缓和。
如果有些亭我们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们可以做。由于绝望而放弃一切，并说因为我们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这是愚蠢的。
苏联领导人是难以对付的、冷酷的、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国际力量这门算术。
就我们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须维护西方的自由，并直截了当地对苏联领导人讲清楚，为了维护西方的自由，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把这种决心表达得越清楚明白，那么他们对这种决心进行最后考验的可能性就越校这意味着恢复军事力量的平衡，这样我们就可以制止战争，防止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遭受失败。当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享有优势时，这些力量都是有利于和平的。如果苏联人威胁要采取侵略行动，我们可以象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样，使我们的核部队实行戒备，那样敌人就会让步。但是，今天这种威吓将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战术和战略陆基导弹方面，优势已转到苏联人方面。这种优势掌握在象苏联这样一个侵略国手中，就成为一种不祥的威胁。因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必须花大量美元，这是恢复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苏联领导人想要军事优势，并要利用这种优势来统治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使他们确信，我们将不让他们享有这种优势，那就存在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他们会就相互的军备限制甚至裁减军备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今天，有许多人建议，双方应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实行冻结，并说，这种作法将减少战争的危险性，促进军备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确的。在冻结的情况下，苏联人将保持他们目前的有利条件，这将增加战争和核讹诈的可能性。冻结也将使达成任何军备控制协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这样一项协定将减少核武器的数目…，因为冻结将使苏联毫无愿望去进行谈判。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可能年老多病，但他们并不是傻瓜。除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给，否则我们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冻结的提？——作为打破僵局的一贴万应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是空洞无物的。这个提案是建立在两个谬误的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前提：我们总可以摆脱核时代的危险。但是，只要这些武器存在，这种危险仍然是很大的。即使双方同意把他们的核武库减少一半，每一方仍将有足够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毁好几次。
第二个前提：军备和军备竞赛引起战争。这个论点是，如果我们要把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
但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由于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战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治分歧未能解决，才有可能导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后果，而不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
措词美好的裁军决议，没有一项能解决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们不能脱核僵局，但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处。我们必须越过军备控制这个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核心上：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我们必须在会议桌旁，而不是在战场上逐步寻求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
但是，在寻求之前，我们必须诱导苏联人进行谈判，只有在我们的力量足以使对方对我们的敌意感到害怕时，他们才会来谈判。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一点，即使他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我们必须使他和他的后继者清楚，我们也了解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在那些与我们的利益有较为重大关系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人的侵略性的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也不能在苏联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颠覆和攻击我们的盟国和朋友时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准备好，在世界遥远的地区显示我们的力量，以挫败苏联的挺进，因为那里正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此外，该利用我们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对苏联在国际上的行动施加影响的时候到了。军事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处于落后的地位，但在经济上，我们拥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死乞百赖地要与我们进行贸易，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贸易结构改动一下，使他们经不起经济压力的脆弱住扩大到最大限度，与此同时，缩小我们自己的脆弱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贸易来施加影响。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僚们将会对他们需要做交易的建议加以嘲笑，但骨子里他们确实需要一场交易。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来进行一场交易——但要有代价。一定要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继续在涉及我们利益的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那么这场交易就将告吹。列宁曾说过，资本家将排着队来向苏维埃俄国出售绳索，而苏维埃俄国将要用这根绳素把资本家绞死。我们应该向他们出售绳索，但要以这样的方式出售，如果他们企图伸手来扩大他们的征服地，那绳索将捆住他们的手。
在遏制苏联力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并有可能迫使苏联统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内部发生变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象虔诚的教徒那样，成天空谈变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以蔑视的态度，不理会这种泛泛空谈一而是给早已在活动的各种势力以更多的鼓励，来促使这种变化发生。
共产党世界将不会以某种突然发生的大变动方式而崩溃。
但是，它已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加速这种变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这个变化过程。
有些人认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共产党世界发生改革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这种设想不予理睬，他们举起双手认输，并说，共产党世界将永远受人欢迎。他们忘记了它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英国的前任首相麦克米伦有一次提醒我说，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到安挪女王统治时期，一百年过去了，伊丽莎自女王在她的顾问们失宠时，把他们的头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则慑于公众舆论，只能把她的失宠顾问们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后发表这番议论的，斯大林曾将数百万他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处以死刑。当赫鲁晓夫对他的对手实行清洗时？他只能把他们发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的？区。
变化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对一个象美国那样缺乏耐心的民族来说，这种变化显得尤其缓慢。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耐心，承认缓慢的变化总比没有变化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这些政策，为了使缓慢的变化保持下去，这些政策有时是必要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文化以及情况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几位天真无知的、鼓吹这些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会起那么大的作用，但这些活动确实起了作用；它们是这个渐进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军备控制一样，与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它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贸易结构可以进行改造，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贸易施加影响——其结果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可以对我们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用强力来实现思想渗透。一位在波兰出生的教皇戏剧性地代表着宗教信仰可以集结的力量。我们最大的资本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行不通这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这一点对铁幕两边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连共产主义那些最卑下的辩护士，除了共产主义的凄惨后果外，现在也只能仅就共产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辩解了。
俄国人民是强大的，东欧国家的人民也是强大的。在东西方的争夺中，他们的力量将最终寄托在西方的各种力量之中，因为西方的敌人正是他们的压迫者。
在今后几十年中，领导人将不得不适应这样一种情况：超级大国以某种不太稳定的、不分胜负的局面相对峙。不管人们如何想象缓和这个词，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实际情况要比其他情况更为可龋缓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寻求各种方法来在分歧情况下实行共处，而不是为分歧而进行战斗。只要苏联坚持它的扩张主义目标，那么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但是，在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比没有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既容易实行，也更加有效。
美国必须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强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须坚定，美国需要强大的盟国的合作——与强有力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苏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应付这种威胁是西方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正因为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威胁，我们就必须继续发挥创造性，寻求各种办法来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则把这些分歧阐述清楚。
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如果我们强大到在必要时，足以用武力来作为我们说话的后盾，那么俄国领导人就会尊敬我们，如果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出软弱，他们将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必须与我们谈判，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愿意谈判，那么他们也会愿意谈判的。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有一种不能由己的被驱使的力量：维护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要夺走他们认为可以夺取的东西，但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夺取的东西。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在一个侧翼后撤，以保护他们在另一个侧翼的阵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增强导致发生变化的压力，以及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使人民抱有将会取得报偿的希望。
约在二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时，？曾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并得到赫鲁晓夫赞赏的一篇演说中发出呼吁，提议东西方举行全面的和平竞赛，它既是物质领域的，又是精神领域的。这是一场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竞赛。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并继续用完这些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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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7、周恩来（一）
中国式的革命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思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在打败了蒋介石军队之后，随着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描写成上帝和魔鬼之争。毛泽东把自己看作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年前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他发动了一场个人迷信运动，把自己神化了。周思来则长期处于幕后，作为一个忠实的官员，运转着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台湾，蒋介石凭借着独裁手腕进行统治。但是，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过份美化自己，因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并且教导他统治下的人们要光复大陆。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我把蒋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他两人则不是。我和蒋介石夫妇有私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义上的产物。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思来。这两个人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简言之，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权力斗争的现实，在这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如今，这三个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来留下的遗产，在现代中国却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为安排我的访问进行谈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的两天里，花了十六小时以上的时间与周思来进行坦率而又广泛的讨论。他归来时对我说，周思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尽管基辛格象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思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之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我在结束1972年的中国之行时，在告别宴会的祝酒词中说道：〃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一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访问冲昏了头脑，对访问的意义估计过高。不过，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如果不迈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步，目前与苏联的力量均势对我们将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对外交关系这一突破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和事件，均已载入了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人物便是周恩来。
周思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思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思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
共产主义理论家特有的冷酷无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上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这些品质的相互作用，使周思来能够脐身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阶层，其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都要长。
周思来早期的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在政治上逐渐成长起来的典范。他出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县。他母亲去世后，他父亲不能养活他，于是，周氏家族把他接过去，由他的几个叔叔共同抚养他。从孩提时代起，周思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官僚家庭的正统教育。他和他的一个叔叔及婶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时，又进了一所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小学，一直读到十五岁。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学到了他们从西方带来的〃新知识〃。
初等教育结业后，周恩来参加赴美国留学的考试，由于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够理想而未能实现。之后，他考入具有反封建传统的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又在日本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1919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然而，政治鼓动工作对他来说，比学习科目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由于在组织学失罢课和游行示威方面起了作用，被监禁了四个月。
1920年，周恩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时，已经二十二岁了。
之后，他芭洲继续求学，访问英国、德国，但大部分时是在法国度过的。作为一个罢工组织者，他的大名远扬，激进的中国留学生也很欢迎他。他虽然参加课堂学习，但政治鼓动工作仍占用他的大量精力。不久，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助学金。
1924年，周思来回到中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那时正处于国营合作时期。他被任命为黄浦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校长正是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周思来给蒋介石以深刻的印象，被留作国民党军队的政委，并派他和几位军官前往上海组织起义，以便武装占领上海。
1927年，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力量感到恐惧的蒋介石占领了上海，立即调转枪口，向他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开火。周思来幸免于难。在蒋介石军队迫使周的残部进行长征之前，周思来曾组织过几次不成功的城市暴动来反对国民党。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他成为毛泽东可以信赖的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联络。后来，他又作为共产党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进行旨在结束内战的谈判。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周思来任总理、外交部长，有时兼任这两个职务，其时间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周恩来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仪态亲切，非常直率，镇定自若而又十分热情。双方正式会谈时，他显得机智而谨慎。
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灰色中山服，上衣口袋上方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小徽章，端坐在谈判桌对面，身子稍向前倾，双臂放在桌子上，有时，他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右臂显得有些瘦弱——这是长征途中一次受伤留下的永久性的纪念。他已是七十三岁的人了，但他那向后梳的头发仅仅略呈灰白，而且有一点弯曲：黝黑的肤色则差不多与地中海人相似，和其他的中国人不大一样。
在正式的会议上，他轮廓清晰的面部的表情始终比较严峻；在听我讲话时，头总是侧向一边，同时两眼紧盯着我。亨利·基辛格曾经把周思来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