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来说，每一次讲述都似乎事情刚刚经历过一样。他讲故事的能力真让人佩服。而且有好几次，正在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时，突然，一条黑影从台阶下的街面上飞蹿过去。大人们恐惧地喊，“啊呀，狼——”人们慌忙立起，寻找随手可以拿到的家伙，孩童们被护着躲进铺子里，一片打狼的呼喝声随后在村里村外响起。我的心咚咚乱跳，又害怕又好玩。可惜今天的孩子们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了。这让我不禁有些冲动，想在合适的时候，写一部人和狼的长篇，写写生为猪人的那些可怜人。
父亲带着许多徒弟，没日没夜地干活。他很注意结交地方，和当地说得起话的乡绅和地主，有着很好的个人交往。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还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解放后，一帮把兄弟大概都时运不济，这种本来就有些趋炎附势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淡漠和瓦解了。有几个当年没成为把兄弟、后来被称为富豪劣绅的，倒成了家中的常客。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十点以后，镇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了，在夜幕的遮掩下，这才偷偷摸摸地到我家里，围着火盆，和父亲谈很久很久。我躺在被窝里，佯装睡着，其实却在一边偷听他们说什么。这些人过去在镇子里大多是有本事的。他们看时势和事物的角度，竟给年幼的我，过早地揭开了人世间经常被着力歪曲和掩盖的面貌。在我的印象里，他们都有着儒雅的仪表和谈吐。其中三个人，还是父亲天天相伴的好友。一位姓刘名东林，村里的地主，经常上批斗大会。他教我许多读来朗朗上口的谚语，其中一段很长的口诀，是讲述一年十二个月里与每个月对应的花名。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傍晚都到家里来，和父亲坐在一起，一面吸水烟袋一面闲聊。他打理烟丝和清洗烟袋的方式，看上去竟像一门精致的手艺。另一位姓王名启祥，木器厂的临时工，旧政府的文人。他的工作是驾着毛驴拉的人力车，进黄龙山里拉运木料。“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他被公开通缉，才知是从河南某地逃亡到当地的漏网分子。幸亏他维得一个好人缘，在大家的包庇下，逃进黄龙山里，成了一个与虎狼为伍的野人。“文革”结束后，听人说他回到河南老家，干起了农活。他逃走时落了一箱子书在木器厂里。这些书曾随他逃来逃去，此次终于无法携带，作为读书人，我猜该是他最大的痛苦。他身材修长，知识渊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雅致。与父亲谈话，他经常引经据典。我的发蒙，竟受他许多影响。另外一位是店头村有名的地主，据说在旧社会，每每出门办事，他总掖着一把手枪。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与父亲对面坐，一老埋着头，抬手动足慢慢悠悠，比常人要慢一个节拍，不过又总是中规中矩，但抬起头来，一双细眯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锐利的亮光。他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他的样子，一直让我感到害怕。
父亲因为和这些人过从甚密，终于背了个“思想落后”的名声。在当地，父亲是有口皆碑的正派人，也正因如此，那些公社干部都另眼看他。的确，我家就在公社大院隔壁，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很少去公社大院，也很少和那些干部套近乎，那大院与他之间，似乎有遥远的距离，即便在我考高中、当兵时需要走后门，他也不去活动活动。如此，藏匿于他个性深处那股执拗抗上的劲儿，未必逊色于后来的我。
我的母亲也是河南人，娘家在与我们蔡家相邻的村子。她也是通过媒妁的巧言善辩和外公外婆的一力包办，按照最传统的婚嫁方式，嫁给我父亲的。她自到陕西，便成了父亲发家致富最得力的帮手。以后的年月，她给我的父亲生下了五男二女。这对需要劳动力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贡献。母亲性情刚烈要强，对生性懦弱的父亲是很好的补充。两位老人相处十分融洽，即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几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很少看见他们争吵。这对我们子女的影响相当大。在父亲创业的年月里，她的确表现出了通常女人少有的吃苦与协助精神。每天天不亮，她便起来为门前铺子里师徒十多人张罗饭菜，晚上还得在灯下熬油补缀，为他们赶做鞋袜，深夜两点方才歇息。母亲带大了我们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这里面的辛苦何止一把屎一把尿啊。我的一个姐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这之后能记起她的，也只有我的母亲。父母亲给我们这些子女一个个娶了亲。在这之后，母亲又亲手将我们下面的十几个孙儿孙女一个个抱大。由于这样长久劳累，让她那只右臂在她的晚年里，即使不抱孩子也常常弯曲着，仿佛孩子依然在怀里。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二（4）
父亲在他创业初期就出尽了风头。这从母亲三言两语的回忆里，便能感觉出他当时的得意。他置房子买地，还让伯父带银钱回河南老家，将家中的大堂屋重新修盖一遍。这一切，无论在陕西的刘家洼，还是河南的老城，都被大家伙看在眼里，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穷孩子创业成功的榜样。
父亲长相英俊潇洒，年轻时尤其精神。平日爱唱几句河南梆子。据说在河南老家，傍晚人们都爱坐在树底下纳凉，他从村子走过去，每每被人拦住，要听他唱几句。父亲也不害羞，说唱就唱。他的这份自信，在他后来的子女里没人再有。到了刘家洼，年轻的父亲仍不改好唱的习惯，每遇镇子里赶庙会，河南人的剧社唱戏，总少不了他凑份子登台。他唱的是旦角，勾脸画眉穿红戴翠之后，扮相十二分妩媚。我稍懂事之后，常听到人们风传的一句顺口溜便是描绘他出现在舞台上的情形：“红裤子绿袄，木匠铺富保。”
富保是我父亲的乳名，他的大名叫克俊。蒙幼的我，还以为人们这是在咒骂父亲，所以每听到有人念说，便少不了和人家一番口角。从这也可以看出父亲是多么多才多艺，在镇子上又是多么活跃。然而，时代会改变他，之后不久，他的这份轻盈潇洒就无影无踪了。我也只能从人们的片言只语里，捕捉到他过去的影子了。那也是他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短暂的安逸与美好吧。
其后的日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听见村中的老人们面对命运的感叹，以及对往日生活的缅怀。也许那时是人少地多的缘故，乡亲们的生活都相当安适，其情形和后来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很相像。即使是穷汉家，让他致穷的原因也大多非地主的剥削，而主要因天灾人祸，或者干脆他本来就是一个十足的懒汉。即便是家中没有土地的佃农，租上十亩地，到麦罢的时候，打碾好的麦子堆在碾麦场里，和东家二一添作五，一家一半。这种时候，哪一家财东如果想分得更多一些麦子而欺负可怜人，立刻就会受到大家的责备，认为是心黑，遭到唾弃。虽然在那年月，因为劳力缺少的缘故，长工一样会受到贵宾般的待遇。即便那些短工，譬如夏天赶麦场的麦客，吃到嘴里的，一般也都是当地最好的伙食——白面馍绿豆汤，而吝啬的地主，其家人老小包括女人，吃的却是磨巷剩下来的黑面。没有办法，他们得指望这些劳力给他们干活！小时候，我们一帮小伙伴饿慌了，会凑在一起讲当地流传的那些长工短工在地主家里如何大吃大喝的有趣故事。我们地处八百里秦川的边缘，不是遭年馑，村里不存在饿死人，人们常说的那种为富不仁的地主，在我们那里非常之少。每到年关的时候，穷汉们赶着毛驴，驮着大口袋，一家一家地挨个去讨馍馍，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拒绝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怜人。讨来馍后切成片儿，在太阳底下晒干，往往可吃上好几个月。
镇子里隔三岔五有集会。不过，最隆重的还得数每年四月二十七的庙会。庙会前三天，家家户户都会满满当当地住下些四邻八乡赶来的亲戚。那几日，人人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可谓气象一新。街上的大卤肉锅昼夜火焰通红，散发着浓郁扑鼻的肉香。烧饼摊上烙烧饼的师傅，擀面杖有节奏地击打着案板，宛若奏乐一般，只片刻间，烙好的烧饼便整整齐齐地堆在了案板上。做针头线脑小生意的小商贩，也拼死拼活地将自己的摊位往街道中心挤，为此经常大打出手。等到庙会那一天，村与村的戏班子，会在南北对峙的戏楼上演唱，以期看谁能获取更多一些的观众。这种时候，还有另外一道风景，那就是那些富裕或较为宽裕人家的妇女们。这些久远以来便被称为“屋里人”的女人们，平日里只在家中做做针线、收拾收拾饭食，甚至静养闺中，经过数日的精心妆扮，这一刻，只见她们裙裾上绣上了美丽的花边，鞋子上绣满了梅花和喜鹊，头上戴着明光闪亮的金银簪花，像要参加盛大的时装表演或展览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一样，光鲜靓丽地出场了。她们细嫩的皮肤和明亮的眼睛让那些辛苦劳作的男人们目不暇接、热血沸腾。许多年后，一位与我在河里割草的老人，在河边休息的时候告诉我，那时候的女人比如今的女人美多了，真的，美得让当年他们这些毛头小伙子，看着看着情不自禁，裤裆里不由自主地就会出些事儿，好家伙！
想不到这些女人竟会是乡间永远不再会有的景观了。时代的缘故，在后来的农村里，那种散发着乡野天趣、又如此精致细腻的女子已不再多见了，因为后来男女开始平等，妇女们也要下田，和男人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以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成立“铁姑娘战斗队”、“女民兵连”、“妇女突击队”等，女性所具有的生理特征，以及她们作为人类母体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尊重便彻底地泯灭掉了。今天的女孩子们，已不大知道中国女性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一些文明教化保留较多的地域里——曾经有过怎样的呵护和尊宠，这也使得在许多时候让外人以及我们的后人看来，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不大会尊重女性，而这又恰恰是关系到妇女解放的大问题。——不过，我这里只稍提一下，完整的意思大概该这样说，妇女要解放，但要看怎样解放，以及解放成什么样子。
社火队的表演更是威风八面。锣鼓声、鞭炮声、人们的吆喝声，震动着古老的大地。四匹马拉的大车上，载着一面需要四条大汉才能擂响的大鼓。鼓声响起，就像巨雷在云空中来来去去。这也是当地人世代相传的技艺。大概在两千年前秦王征战胜利归来的时候，村与村就表演着这样的节目。那时候，男人是那样张扬，女人是那样滋润。我们镇子上，刘姓氏族几乎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见过他们隆重的祭祀仪式，他们将所有祖先论资排辈，画在一幅巨大的白布上，称之为“影”。在每年的春节里，他们香火缭绕，燃鞭敬祖。伟生哥的父亲是刘姓氏族的族长。他坐在“影”下的太师椅上，于香火缭绕之中，接受着一拨又一拨本家人的磕拜。老人家承受如此的顶礼膜拜也的确当之无愧，因为在我幼时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身材瘦高、且很有力气的汉子，他不苟言笑，以诚实的石匠手艺维持生活。一年四季总见他从西河沟里凿出巨大的方石板，背回来，放在小镇的街角上，等人来购买。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衣着，体面如乡绅，给镇子里的人排忧解难。尽管他并不富裕，但他以自己独有的处世德行和勤劳，给镇子的男人们树立了标准，也让男人在妇女们的心目中平生出几分荣光。全然不像今天，男人如果没有钱，似乎就不再是个好男人。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二（5）
这让我感慨良多。从祭祖这件事上看，我以为，在村社的底层，今天就有着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宗族这东西在中国绝大多数村落里，并不像近代的电影或电视里描述的那样，俨然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我们的先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后人们不知不晓。我们砸碎了祖宗牌位，如此干净利落地清除掉先人的影像，我们的子孙传人们，还能够看清他们的面目吗？今天，我们又提到了尊孔，甚至以极端的形式化怀念他文明教化的伟绩。但愿这不只是想拿他老人家来招徕游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谈起历史，有一些人总爱给予一种灰色的渲染。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先人仿佛一直生活在灰暗的黄昏里。我想，这才是绝大的误导。总之，我们迟早得告诉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先人很优秀，很聪明，他们身体健壮，气派风流，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和美好的生活。黄土高坡的昨天，山青水碧。秦地的民间文化是非常深厚而有趣的。这些，也都是我最初的营养。
这是我对于一个古老小镇的记忆，一个甚至没有时代概念的小镇的记忆。在这个记忆里，乡土亲人，以及由乡土亲人构成的古老的小镇，在我所知觉的时间和空间里，勾勒出一幅苦难而又生动的街景。这里，似乎与近、现代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这些好事情没什么太大关系，相反的，倒是每一次社会动荡都无一遗漏地波及到它，尽管它被一道道深沟巨堑阻隔着，却依然逃不过一次次动荡所带来的浩劫。许多古老的门楼和庙宇被拆除了，许多精美的民间工艺品也变得支离破碎。一卷卷老秀才们的线装书，一件件深闺女人们的花鞋与绣品，以及所有祖宗们的牌楼和牌位，包括刘氏家族那副“影”，都被一把火烧掉了。生活不得不从一穷二白开始，许多人家不得不砍伐掉门前的古槐，拆卖掉房屋上的木料，变卖掉家里不知是哪一代人传下来的精致用器，以换取果腹的粮食。原曾安逸、闲静一派古风的镇子，终于成了一堆在干枯的黄风中哮叫的废墟。这是我眼中看见的，我的历史观也从这里开始。
人都说历史是很难评述的。不过这很难评述的历史终于过去了。改革开放不久的一年春天，我回到家乡，看见成坤哥和伟生哥领着村中的姑娘小伙儿打社火，四哥打扮成滑稽戏中的县官徐九经，被人架在高车上，头戴扑扑棱棱的县官帽，吹胡子瞪眼，舞动着衣袖。从他们欢欣的鼓乐里步点中，我似乎又听到了刘家洼镇那古老的声音。
乡亲们曲折的经历使我思考，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什么是人类生命的本质？活着最大的欢悦是什么？我觉得，真切而美好的欢乐也许只属于那些普普通通的衣食男女。我们常为无缘的痛苦滋扰着，我们想努力摆脱，甚至高尚而伟大的努力，但其实或许根本什么都不是。相反的，他们比之我们，或许才更接近生命的内核。谁说不是呢？
如今父亲八十有五，健朗的身体使他不愿清闲下来，仍不断为乡民做着一件又一件精致的木器。他做得很慢。从他更为苛刻与精细的雕作里，我除了钦敬，似乎还有说不上的悲哀。我想，他是想通过它们，给乡亲们留一个念想，借以记住世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可怜的生命。
父亲一生为人谦恭，从没和当地人发生过争吵，也从不说他人一句闲话，是镇子上公认的好人。他处事的准则也许得我给他总结，那就是：与人为善。哪怕面对的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能忍则忍、能让则让。这使得他常常让人觉得软弱可欺。但令人奇怪的是，多少年来，我竟从未发现过有哪一位乡民向我父亲叫板。这里的民风就是这样淳朴敦厚，除了那些因为政治运动而被鼓动去打人行凶的民兵之外，还真难遇上什么彻头彻尾的恶人，即便那些民兵，也不过是在背地里评论评论他，说几句坏话而已，他们没有勇气与父亲那双善良恭谨的目光对视。父亲就这样以他的聪明勤恳，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同时为了职业的完满、为了我们这些儿女们成长，容忍了他所能容忍的一切。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说我的父母，并非存心要给他们树碑立传，只是因为他们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真切的部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是小镇的一个活的部分，与所有的父老乡亲一道，组成了小镇的灵魂。这灵魂一代又一代，永生不灭。过去的会过去，但过去的也许还会回来。因为浸泡在苦难里的人类，不会放弃对美好的追求。他们是最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看到他们，人们会联想到苦难，但同时又无比自豪，因为正是这些一碗普通的羊肉泡馍就足以让他们心满意足、一曲嘹嗓的秦腔就足以使他们如痴如醉的普普通通的黄土地上的人们，坚实地生活着，他们承受着深深的苦难，因此也才更懂得追求幸福、品味生活。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三（1）
在童年，我曾有过一个很高的理想，那就是：顿顿能吃上白面馍，喝上小米稀饭。我因此很羡慕隔壁公社大院里的那些干部。饥饿的我扒在墙头，偷偷地观察他们如何吃饭。他们开饭前，边走边用筷子将碗敲得叮当作响，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似乎在告诉我，他们又要吃雪白雪白的蒸馍了，而我只配偷看，只能拿着黑泥巴似的难以下咽的薯干，坐在墙外面静静地听着！在那些年月里，小镇上能吃饱饭的，一是国家干部及其家属子女，一是镇子副食品商店或医院、兽医站的职工。除他们外，大多是饥肠辘辘的贫民。人的等级就这样首先表现在吃上。一个吃，竟使他们的地位等级分明。马克思的阶级学说，首先能给我提供理解的，便是这么一个铁打的事实。我想，对我们这些贫民子弟来说，贫困在许多时候不仅只是贫困，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屈辱。隔墙那些干部敲碗的声音敲醒了我，我开始思考，这到底因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已逝的陕西作家路遥在他的小说里，有着耿耿于怀的描述。许多乡土作家写作的最初动力，竟源于此。
童年的我几乎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七八岁就知道了失眠的滋味。失眠时我皱起眉头，望着黑乎乎的窑顶，那里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渺无极限的黑色空间供我想像。我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因此被过早地刻了出来，我的这张脸也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都给人以苦大仇深的感觉，好像经历了千年的磨难。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信马由缰地想像，并由此慢慢地认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这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