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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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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事”的门径,徒当一办事之吏,真“猥”且无谓。

他与苏东坡神晤梦游了一番(《黄鹤夜涛赋》),决心请假回会稽山去。说完“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苏东坡,睡了一觉就回来了,王则不到两年又重返官场这个磁性最大的“场”。

名士只能是种风格,而不能成为职业。一成为职业就象《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了。

5.戴儒冠的道士

他刚刚中进士后,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异域的幻想;又清醒的看到世事难为,如他在《对菊联句序》中所感慨的:“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顿窘戚。”这个极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也不得不有“吏而隐”之思了:“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各位同道也是虽为国之“利器”,“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与让最软弱的也起来反抗说明压迫得过头了同样的道理,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隐退想,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回去。打搽边球的办法也试过了,七子的诗文运动、兵法谋略的考究,都未能找到精神家园、成圣的门径。

这,也许是少年气盛视事太易也易受挫伤。他后来也说此时将就着刚到“狂”的境界,退而生隐志要是走“狷”一路,养洁操,高其道,有所不为。离通行无碍的“中行”之境还有可悲的距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表明,他之学道,基本上在平横失意情绪失败心态。他上了九华山想得是“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奴奴。”(《游九华赋》)他不大看得起只会作诗的李白,但此时与之心契焉:“谪仙凄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也有了同龄人如唐伯虎一类人的明士气:“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题四老围棋图》)就是他再度返回官场,去山东当考官时,还在牢骚:“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诸如此类,不必遍举。这个率真的人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不像那些机心深重的假道学真官僚口是心非曲说深藏。只要翻开他的集子,就什么都看到了。

他上九华山时是31岁,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蔡见了王只说:“尚未。”过了一会儿,王避开左右,与道士到了后亭,再度请教。蔡还是俩字“尚未”。

王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仙人是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渡化,比单纯的傻瓜难渡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还是不明白,明白得用许多痛苦才能换来。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觉得他不酸,就“醒”了。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练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时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

他遂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静坐行导引术。他的学生王龙溪追记听老师讲的经验是这样的:阳明在洞天精庐日夕勤修,八五八书房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对道教的见性抱一之旨,不但能通其义,盖已得其髓。能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为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扣除其中的自圆其说、自神其话的成分,也能感到他们师徒的确摸着了神秘的超凡的灵悟的境界。这种感受是阳明在龙场洞悟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后来总坚持先让学生静坐以收放心、这种教法的一个来源。真知来源于实践。

《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练,“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据说,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簸弄精神了。

这很像伊川的话及其故事的再版。就像阳明少年的“第一等事”像陆象山四岁问“天地何所穷际?”的再版一样。若相信伊川说的,则阳明此事也可信;若连伊川说的一并觉得不可信,则这种再版也没什么说服力。自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阳明到底有没有这种本事。简单地说,导引术是制气术,汉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史记》本传)。

阳明大约起初为保健,因为不管他到底是因追随朱子而得病,还是因学古诗文而得病,他曾得过吐血症则是事实。就常规论,过分劳累要得肺结核的,治疗不及时就会吐血。他最后死于肺病,恐怕是肺癌了。所以,他筑室阳明洞,第一目的是保命。调息,调心,排除杂念,收气,静坐,积久“心静而明”,能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问题都是可能的。佛教的止观修行术,道教的吐纳术等等,不能说全是自神其说的虚构。阳明现在所练的导引术属于神仙家的功夫,神仙家是道家中的现实派务实派俗而杂的一派。练习气功能保养身体,至少比熬心血写作或勤奋工作能延年益寿。

他自然并不枯守古洞中,他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想“离世远去”,真想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了。但他犹豫不决,他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他自幼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住在人间。灰心绝望对自己使唤可以,单不能对亲人使用。他虽有桀傲不训的个性,但善良温情,他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崖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个儒生。而且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 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

6.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7.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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