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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阳明接着说：“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说的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再抄一则：“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同上」
但这“一觉”是不允许自封、口说的。单凭聪明悟到此与做功夫做到此，实际上有天壤之别。用阳明的话说：“颖悟所及，恐非实际”，用他的术语说则是，不能行的知不是真知。包含的理论问题是：本体境界必须靠实功夫才能达到，是个本体论与工夫论必须合一的问题。相当于后来我们常说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不实地做功便手举这个“指南针”，还是个“两张皮”，用天理良心吓别人，若有可能还会我的人欲便是良知，你的良知也是人欲。中国这种道德巨人太多了，阳明的良知学说本是要对治这个痼疾的，最终还是被这个痼疾给利用了去。 阳明为防止这种演变，总是让人从灵魂深处去“炼”良知来。像他真格过竹子，
没有谁下过那种死力气一样，这“致良知”是他用大半生的性命提取出来的口诀、心法，绝不是有口无心者皆可耍弄的套话、口号。若过虑掉其生命证验的信息、遗弃掉其中的生存智慧，只是掉书袋地来比证便是在“参死句”。若是白拣过来贪便宜地说现成话便是在“玩光景”。
２．正法眼藏
他自龙场悟道之后，就在朝着自信其心的道儿走，为克服主观随意性，他专加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省察功夫，现在“致良知”则同时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再也不用添加一毫意思便完整准确地揭示了圣学的本体论方法论——操作简便，意义深远，毕其功于一役，其乐自然不亚于就地成仙。但他本人也不是一觉就万事大吉了，
本章展现的他那曲折的心态大多都是在他一口喷出良知之后——也就是说良知并不保主人不走弯路，但可以保主人最终前进在“它”认可的天理的轨道上。——这其中的问题其实很大，阳明本想找一个超验的从而万能的依据，赋于它不证自明、永远有效的权威性、真理性，好象一找到良知就等于和上帝在一起了、就得到了神启、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正确无误了。但事实上很难说，我们觉得他那种心态其实是一种不甘当奴才的奴才心理，固然高于那些宦官群小，也并不是一个心学大师的高度——外国人又怎么看？再过二百年人们又怎么看？固然别人怎么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阳明也同样有权认为我们不着边际——这也自少证明了良知不能统一天下的思维，当然它可以统一让它统一的那些人的思维，如王门弟子、王学传人。——这又变成了一个信仰的有限性问题。
王阳明以一种你们不心反正我信的姿态来兴高采烈的总结良知的价值、意义。他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有舵柄自然比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好百倍，但又有多少舵手入海不得回的？正德若硬拿你下狱像拿冀元亨那样——那也只能是船翻了但还舵在手而已。
他不忧心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却发愁它不能光照全人类——有一天喟然长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王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这话也是自作多情的类推语。那些佛教徒也承认有一个人人都一样的真面目，但不是良知，而是空，却也同样觉得“更复奚疑？”奈何？
王的论证办法很感动人：“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也”。但这个动人的“转喻”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罢了——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他的良知二字的确相当成熟漂亮的表达了孔孟真精神，在习惯了以圣学为真理标准的事理论证网络中，能够认祖归宗，他的论证也算到位了。但是这种话语相当文学评论——赞同还是反对全凭接受者的感觉，信自信疑自疑，千古如斯。
王还很委屈，他是熬心煮肺地锤炼出来的，别人要么不信，要么当成现成词语来“剥削”——这也是文学评论话语带给使用者的伤害——“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思想真理对接受者来说还就是“自家吃饭自家饱”，各人识得自家那片月，大家伙儿都来用花比女人，这个比喻便一点信息也没有了，有的王门信徒后来倡导“现成良知说”，便瓦解了良知的真含义。王阳明提倡心学以来，就自觉的抵制这种来自内部的颠覆倾向，尤其从南京以后，对求教者一律要求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要问“之所以”，让他自己去求“是因为”。从来不一口喷出个天理——也的确如此，良心是能从外援得到的么？天理要不从自家心头养出来，那不是欺世盗名者皆天理的特使了么？“致良知”这种成仙成圣的神圣又神秘的功夫不也就变成搞文学评论了吗？但良知若只是哑巴吃苦瓜有苦说不出，它还能光芒万丈长么？——所有这些老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王在一口说尽时只是把它更极端化了神秘化了——用他的话说更简易化了——简易为美是东西方人共同的“爱好”。
他也有哑巴感，或者说他是想高级哑巴化：“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是说不出来。说完之后，沉默良久，这种时候，他的学生都不敢打扰他，都知道要有更重要的话在后头，可是这回却是归于无言：“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学生中有表现出健羡的，王有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绝对是高僧在参玄机，他的真实意思是他已到达至高无上的“无”的境界，万物皆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了，与大道为一体了。其实他是达到了一种超语言的神秘的心证境界。什么境界呢，用好词儿说是天地境界——超功利、超道德的所谓绝对境界。若用日常人的平庸逻辑来推断则只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而已。
３．白鹿飞奔
伟大的正德皇帝玩够了，上天堂去继续极乐去了。天下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自然法则可以有限的修补一点皇帝终身制的毛病。许多在本朝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都潜伏着等着“换头儿”，新朝也往往要平反一些冤案以提高效忠率。阳明不会公开表示喜庆，那是不“合法”的。但也不会无动于心，兹举一个细节足见他那股兴奋劲：他写信要邹守益快快来白鹿洞帮助他，但又说：“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邹的字」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他一改语言简捷的习惯，絮叨起来，足见其真急迫。他的醉翁真意在于，根据朝野的呼声，他极可能入阁当国家大臣了。邹作为他很放心的学生，他可能考虑要保举他出任重职，不只是来修府志、办学。 这次白鹿洞大聚会是他在江西讲会的最后的高峰了。正好有个公助的机会，就是南昌知府要修府志，阳明的高足便来参与其事，也算写了些东西－－这倒是清朝文人的常规。自然这事对阳明来说并不重要。这次白鹿洞聚会，为王学在江西的传播起了层楼再上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白鹿洞是阳明常来的地方，他是江西的“首相”，又热衷山水和教育。白鹿洞是南唐李渤的隐居处，后扩建为书院。在宋代，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四大书院。在正德十三年，阳明手书《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从赣州南边千里传书过来，当时就摩刻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他借居白鹿洞养病，讲学。现在是正德十六年，正德人死了但须等新皇帝的年号出来，才能换纪年。此时洞主蔡宗兖是阳明的学生，同门聚会，是王门师生都热衷的事情。
现在流传着当地农妇与阳明和诗的佳话，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对阳明重要的是，攀登理论高峰－－还是与高手讨论，首先是湛甘泉，争论的交点是想让湛将其“随处体认”的说法再前进一步，他不好意思让湛接受“致良知”的提法，只是委婉希望他再简易些、再指出点路向来。
此外就是与学生论学、写信回答求教者的各种问题。有人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阳明说：“三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然后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动静一体那一套，说明他的良知学说与他前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欧阳德对他说：“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到头了。阳明说：“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他问陈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九川说：“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对这种滑舌利口卖弄聪明的说法，阳明很不以为然，他说：“可知是体来的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对九川就讲“此‘致知’二字，真个是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与跟欧阳讲的就不一样，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圣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圣学。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阳明说：“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几个学生“侍食”－－像贾府的大小人等看着贾母吃饭一样，王现场发挥、随地指点良知：“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 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的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翻译成西哲术语就是，他认为这个“知”还是得由经验积累「随时格物」的“认识”，是知识学的“知”，而非“大全之知”，根本信仰－－形而上的智能发射基地「天渊」。
这是根本性的一问。不能证明这一点良知就不能万能，致良知也就不能统一思想、取代以往的知识体系「如被王讥为支离的汉学」和思想体系「如理学」，而王是以取代它们为目标的，做不到这点他自己也会认为并没有成功。
先看阳明怎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无所不该，原只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 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 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 。．．．．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 体。「《传习录》下」
这与当年“心即理”的论式是一样的，只是将理换成了天；“渊”则给予心一种生成的能力、派生或创造的能力，于是一通俱通，一塞俱塞。心之天渊的功能，不是一句思辨的大话，而是心学的一种全新的起点。有必要对其合理性或曰意义稍加阐发。
在心学以前的各种学说、知识，只是想让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事情，而没有让人知道人本身。人，被看成一种结果，他的自身的自发性、由这种自发性决定的多种可能性－－即人自身的存在被遗忘了。王阳明一再反对、拒绝外在的“闻见之知”，提倡心是“天渊”就是为了使人从各种限定人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单靠专门知识改变不了人的存在状况，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内心态度「态度，是人思考其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如王常说的：“本体要虚，工夫要实。”」－－高度抽象一下就是看你“致良知”与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个体自我的唯我主义。所以，它应该是最无危险的真理。
所谓心之本体是无所不该的大全、天渊，不是一个让主观去反映客观的“纯正”的认识论命题，心学认为让人那样当现象界的爬虫是白当了一世人，那种走向毁灭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他王阳明就是要把这个出发点“挪”过来，挪到能动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只有这种“本体论差异”－－本体的挪移，才生发新的视界－－在心学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了。王阳明不是靠神秘的天启来布道，他是不满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想出来的“因病发药”的药方。尽管他最怕“因药发病”－－像以往的知识体系一样再成为良知的蔽障，但他还是不能跳出三界外，他这副灵丹妙药照样也滋生了“药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人性的根本性弱点决定的，在劫难逃。
４．良知应世：无可无不可
语言有种叫做“两不性”的苦恼。人生中有一种叫做“两难”的困境。中国智慧之要着是孔夫子标举的无可无不可，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依靠自己的内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为某种东西而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所以，真能从心眼里做到“两可”也就真算高人了。
良知，不管说的多么玄，它必须让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个实用的种族当中被使用，事实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总算有了作用。这个作用便是一个学说或一个思想体系的意义和价值了。呜呼……
阳明的良知不是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构造纲领。它想根本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能力来改变整个感官环境、改变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事实上只能改变面对问题的态度，这也算从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捞”回了一点人性，近乎于审美法的捞回。－－中国的儒、释、道都是“感性学”，它们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学法门。它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差不多类似于那种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争。都想把美学变成价值学。阳明的变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动性和成就感－－把生活变成一种人在提高自身的创化的过程－－没有这种提高，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这是高贵的精神胜利法。
这种玄学要不能变成一种生活观念，凡人们还是感觉不到它。当然等凡人能使用它时，差不多就成了阿Ｑ式的转败为胜的自欺法了。
阳明是一直主张在事儿上练的。尽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还是事情严峻时更见工夫。大事来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圣旨：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应该如此。阳明的良知告诉他也当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开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旷世奇才，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包括前些时受窝囊气，能忍下来，也是想到朝廷终要启用他－－他说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时能忍下来，在激动兴奋时能平静下来。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眼下看来也算忍对了。但是，朝廷已经相当成熟了，不会让“异类”混进来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阳明这样的奇才很难加进去－－但是一旦进去了，他也完全能够斡旋得上下相宜，他有这种素质能力，他的良知也能指引他永远追求那个“恰到好处”。
他的良知能够求全而不觉得委屈，还能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动机纯正又效果良好－－在江西与宦官奸党周旋的确验证了这一点。他一点也不书生意气实足，又绝对不失书生本色。他是个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绝对不是一个市侩政客－－他因此而加不进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就是纯从政治角度说，他也相当了不起。假若他要当了首辅，至少会成为一代名相，明代会中兴，如果他能说服皇帝搞好国际贸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维新”就早在中国发生了－－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个感兴趣的假设，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
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不会用这种“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这是一个铁则，专制社会从本质上排斥可能的生活，所以必然视个性呀自由呀这类天赋人权为天敌，谁骨子里都有专横，王阳明本人就有。他的“致良知”理论上包含着超越这种可以归结为道德范畴的东西，「如他曾说“善恶只是一物”“善恶皆天理”，更主要的是良知的先验性有大于道德的内涵。」却被他自身的道德闷死了。这是比他没当成首相要可惜得多的事情。
他走到钱塘，出现了比圣旨大的命令－－阁臣杨一清等人指使言官上书制造舆论，什么国丧期间不宜行宴赏呀，新政期间国事太忙呀，纯粹是制造出来的理由－－鲁迅管这种捣鬼术叫“打浑”－－张煌了不主要之点而阴暗地达到另外的目的。这种舆论是人造的，对于更有力量的人来说，它屁用没有－－譬如戴铣、包括阳明他们攻刘瑾，反而让刘把他们收拾了；后来言官攻张居正，反而让张把他们给收拾了。现在站在舆论背后的是掌权的，舆论所指的是没权的，胜负立判。
他怎么办？考验来了，去买官、跑官？还是闭户自伤？这都是凡夫的丑态，阳明超越得让那些小丑们失望－－他们本想用此打击他，却一拳打在了大气上。就像昆德拉的《玩笑》用勾引敌人妻子的办法来报复，正帮了想甩掉妻子的敌人。阳明曾教皇帝要赏罚及时，迟到的赏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