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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简化。
按弗里德曼的主张，他本不是想取消累进所得税，而是希望把这种纠正贫富悬殊的税制当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公平措施，因而其他各种辅助措施就可取消，让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对于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政府征收负所得税，实际上是给予货币补贴。用货币补贴来取代各式各样的实物优惠，既可保证公平，又有经济效益。他们还主张充分开展保险业务，以此来弥补个人遭受的风险和不测。在这样的组织原则下，社会上也还会有不幸的人，此时私人慈善事业会得到发展。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很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那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年代。只是后来政府承揽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险和救济，私人慈善事业的职能转移给了政府，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没有必要了。
自由派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会不会重演30年代的大倒闭大萧条（那次危机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弗里德曼仔细研究了30年代危机的产生，扩大和结束的过程，他的基本看法是危机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人群中产生的对金融界不信任的气氛传染扩散的结果。在危机中倒闭的一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完全是因为储户不信任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主管全美货币金融）也没有及时作出有力反应而垮台的。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对它的资产作了折价处理，最后每美元存款偿付了92．5美分。这证明它是一家殷实的分行，也证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引起的挤兑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如果储户不盲目行动，7．5％的损失原也不至于发生。群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一窝蜂盲目行动的心理基础，因此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监督金融企业（以及一切企业）的合法经营，一方面是当群众中出现盲目的一窝蜂行为时，应对金融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稳定从银行到一切经济往来中的信任感。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不会重演。政府除管好政治、外交、国防、立法和司法，以及少数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垄断和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之外，其余的问题应留给市场去解决。甚至在少数特殊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政府也要充分估计到干预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外部效应，只有确实了解到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必要的。依他们看，这就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方针。
环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
环境问题
从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历史已远超过1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6000年。但是在最近的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那就是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资源利用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以及方便和丰富生活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电影、电视、电子钟表、电子计数器、化纤衣服、塑料用品、荧光灯等都不到100年的历史，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应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生活如此显著的事情，过去在1000年内也不曾发生过。如此看来，我们真是人类种族绵延中特别幸福的一代人。
展望未来，我们的后代是否能继续享受不断增进的物质文明，却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中学生都知道，随着太阳内核燃料的耗尽，地球最终变为连空气都会凝结为液体的冰球。理工科的大学生也知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是终将归于“死寂”——没有任何运动的物体，而且全部物质都处于同一个温度水平上。但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当前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远比这些遥远的最终结果紧迫得多。从历史看，人类曾经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区域或种族文明计有28个，但由于社会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其中至少有18个文明已经死亡和消灭。如果不是人类理智占了上风，也许我们早已焚化在核战争的蘑茹云之下；如果人类不懂得控制自己的繁殖，总有一天会陷入马尔萨斯曾经预言过的悲惨境地；现在又认识到我们面临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实问题。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人类社会像一只在波涛汹涌的海中航行的小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各种可能的危险。
近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其实是由于人类社会合理地调整了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得有更多的聪明才智被用于发展生产，克服自然造成的各种障碍；较少的聪明才智被用于个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实际上这一利害关系的调整始于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它结束了漫长、黑暗和停滞了1000年之久的中世纪，在这段时期里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灿烂思想、精巧发明被淹没。1000年前的人类并不比现在的人更笨，他们未能发明汽车和电视，不是个人智力上的原因。甚至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有一些民族陷入了内部和外部纷争，眼睁睁看着别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自己却无法摆脱由自己造成的困境。他们唯一可能快速致富的办法，是想方设法移民到一个可以贡献辛勤劳动得到相应报酬的制度中去。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生产力之高速发展像一柄两面带刃的剑。一方面它方便了生活，增进了健康，延长了寿命，使物质享受更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已有相当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然，同时对于这种改变自然的长期后果又非常幼稚无知，结果使人类这只小船驶进了一个迅速变化却凶吉未卜的环境。作为这种变化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大气中臭氧分子被消耗和温室气体效应的不断积累。臭氧层能遮挡大部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使地球表面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强烈照射。这种照射不但导致皮肤癌发病率的增高，而且可能改变生物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造成生物变种。近年来由于氯氟烃气体在制冷和膨胀驱动中的大量应用，导致高空中臭氧分子被氯氟烃气体还原为氧分子，地表上的生物正在失去臭氧层的保护作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人类活动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隔温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氯氟烃、甲烷，形成温室效应，使地球上的热不易向宇宙空间辐射，造成天气变暖（当然，地球从太阳吸收的热与向宇宙空间排出的热仍是相等的，不同的只是地球的表面温度均衡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后果可能包括海平面因两极冰山融化及海水升温膨胀而上升，淹没大片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气温上升使降雨分布改变，大片森林将因不适应新的气候环境而消失，随之发生众多生物物种的灭绝（森林是最大的物种宝库）；降雨分布的改变和传染病的流行特性变化。随着农作物布局的转移，灾难性气候的增多，灌溉和防洪工程的重建也是意料中的事。这两方面的例子都是人类大规模驾驭自然的负面效应，而其引起的大气物理的、经济的、生物的后果都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即这两种变化都有很大的惯性，因果之间存在很长的时滞。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立刻被消除，它的后果还会持续几百年之久。正好像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Ewing Sir Alfred在1932年第101届年会上说的：“就好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忽然发现他走错了。退回去已不可能；他该怎样继续走下去呢？或者再换个方向走，他的前途又怎样呢？”
人类改变自然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环境污染。在极个别情况下大自然的本底物理化学背景存在着一些不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污染点，例如高放射性地区，有毒物质的高聚集区，地层下有毒气体的漏区。但现在造成人类生存威胁的是工农业诱发的大范围的人为污染。早在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发生因烟雾积聚造成的呼吸道中毒事件。有几千人发病，60人死亡。1950年伦敦烟雾事件在5天内造成近4000人死亡。日本富山炼锌厂的含镉废水排人河中，人饮用含镉的水，吃含镉水灌溉长出的米，使骨骼软化萎缩，导致几百人中毒，几十人死亡。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火灾造成上百人因过量放射性辐射而死亡。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因剧毒物漏泄死亡2000人，致残2万人。地球上除了南极洲还没有明显污染，到处都有大小污染事件发生。在我国素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原是稻香水秀的鱼米之乡，城内河道纵横，流水漏瀑，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但60年代以来河水被污染，不但鱼虾绝迹，而且河水变黑，臭气冲天。我国工业城市本溪市由于钢铁工业过于集中，废气不加处理，而且地势低洼，烟尘很难随气流移动。除掉刮风天气，整个城市被烟尘笼罩，在卫星上拍摄的照片中竟找不到本溪市。我国南方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工农业污染，一些湖底泥中的镉含量比本底值高50。5倍，铜含量高出28倍。要靠自然净化，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原貌。如果对这些严重情况视若无睹，不出一两个世纪，我们将彻底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除掉大气变化和环境污染之外，人类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的第三个后果是资源的过度利用。像矿藏之类的可耗尽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但现在问题已显得紧迫。生产和生活须臾离开不得的石油，按现有储量只够开采44年。像森林、淡水、鱼类、土壤一类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它们的再生速度，在有些地方已经永远无法恢复。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因为那里人民的生活来源，不像发达国家靠有限资源的深度加工，而是直接依赖于资源开发。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木材、鱼产品、矿产品等初级品。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再加上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人均资源拥有量急剧降低。他们的生计原来就依赖资源，人均资源的减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其结果是更没有能力积累资金，改进教育，无力从严重依赖资源的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污染，那是因为产品极丰富，污染是富裕的副产品。因富裕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不会形成恶性循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知识和人才来逐步控制污染。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七）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七）
经济对策
经济学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资金以及一切产品。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用严密的逻辑方法，证明了平等竞争的市场，即按自愿原则，在信息（特别指价格）充分传播条件下的交换，虽然参与各方追求的仅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但却可导致最高的社会经济效率。在整个过程中用不着政府吃力不讨好地直接干预市场。政府的职责仅是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中的纠纷。当然政府还要按公平统一的税率征税，用以支付公众需要的公路、治安、消防等公共服务的成本。
按上述经济学的理论结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并取得成功的或者违背这一结论导致失败的，在当今世界各国中都不乏其例。但这个结论暗含着一些重要的前提，例如平等自愿的交换原则意味着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权的参与者；维持市场秩序的政府是廉洁、公正、高效的，因而享有权威地位；参与市场的各方绝大多数都自觉地遵守市场秩序，并进而发展成为某种市场文化，因而不需要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来处理纠纷；当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交换最终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甲方所有物与乙方的所有物相交换。如果物的所有权不明确，一切表面上认真的交换实质上都是佯伪的。然而，环境资源的有效和合理地利用，却不能依赖市场法则，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所有权无法界定。设想如果每个人所享受的环境，清洁的水、灿烂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花团锦簇的风景等等，可以像自己的住房一样成为不容别人侵犯的所有物，则环境也就可以进入市场与其他商品和劳务进行交换；则环境会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被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当人感到需要改善其环境享受时，可以在他货币收入的约束范围内，减少其他商品的享受，增加环境享受。而且也会有人生产出“环境商品”，拿去市场上和别人交换。和别种商品一样，通过价格的作用，也会有供应和需求的均衡。可惜环境的所有权不能界定，保护环境的人和污染环境的人呼吸同样的空气，喝同样的水。所以说：“市场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市场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然而环境问题却是市场造成的。90％以上的生产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污染。可以说，污染是生产的副产品，此种副产品非但不能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价值，反而成为累赘，实际上是社会的负价值。生产者为社会生产有用的产品，当他拿到市场上去时社会以相应的价值回报给他，即他能售得价值。但他同时生产出来的具有负价值的副产品，损害了每个人的环境，由于环境的所有权无法界定，无人能向他索取赔偿，除非所有的受害人联合起来行动。此时就需要政府的作用。政府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向生产负价值的企业索取副产品的负价值。在经济学中这种做法称为“内化”，意思是将企业之外的社会损害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企业生产的这种副产品越多，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越大，则企业的成本越高。企业要降低成本，不但要节约原材料，劳动，资金，还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对于一个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来讲，是一种有力的制约。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70年代初开始大范围地治理环境时，并没有这种经济学“内化”的考虑。当时的形势是污染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政府代表社会的利益，从医学的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各项环境标准，勒令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否则处以罚款甚至停业。这是一种行政措施。行政措施之不同于经济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行政措施的严厉程度与污染对社会的损害程度无关，它不代表社会成本，而只是从如何令企业就范考虑。二是行政措施不容企业选择，超标准排放污染的企业罚了款并未了事，它还必须继续设法减少污染排放，直到达到标准为止。经济措施则给企业以选择，企业可以自己花钱改变工艺减少污染排放，也可以选择向政府缴纳污染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由于可以权衡选择，总体上社会能以较低的成本处理污染问题。正像其他产品一样，当它的成本太高时，消费者会拒绝或减少消费；否则消费者愿意消费，生产者也能从价款中回收其成本。第三点区别是生产者受行政措施制约时他完全是被动的，而在经济措施的范围内，他出于关心自己的利益，却会主动行动。显然，经济措施优于行政措施。所以到了80年代中期，各国先后改变了环境治理的政策，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经济上最有效的环境政策设计。
目前比较通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下列五种。
（1）生产污染的单位缴纳排污费。不论是液体、气体、固体、噪声，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排放时，都必须缴费。此费不同于罚款，而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也就是污染的社会成本。从原则上看，收费的多少应使受害人接受补偿后感到并不吃亏。也没有占上便宜；或者说，他感到没有污染和有污染而接受补偿两种情况是没有区别的。这是一个主观判断，而且没有办法被客观地观察到。实际上，一般可以界定所有权的商品的定价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不同的是一般商品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可以从他的购买行为上被观察到。企业缴的费是全部受害者补偿费的总和。我国规定每吨超标准排放的二氧化硫企业要缴200元；超标准的噪音每户每小时补偿0．2元，强噪音补偿费要加倍。
（2）产品费。某些产品在使用时会产生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政府在其出厂价格之上另加收产品费，它相当于征一笔税，因此产品在市场上的标价包括了产品在使用时所发生的社会成本。消费者必须负担这一部分成本，正如消费者负担一件商品的原料、人工、资金等成本一样。由于增加了产品费，致使价格上升，消费者会减少或停止此种商品的消费。例如含铅汽油相比于不含铅汽油，含磷洗衣粉相比于不含磷洗衣粉，前者的价格中可以加一笔产品费，以引导消费者使用对环境有利的产品，欧洲国家最热门讨论的是对能源产品（煤、石油制品、天然气）加收产品费，因为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能源的使用，征收能源产品费可以引导消费者将钱花于节能的投资。在我国，对能源非但没有征产品费，国家还给耗能者以补贴，鼓励了能源的消耗。这可能是我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此外如润滑油、氯氟烃产品、不能回收利用的容器、化肥和农药都可能是征收产品费的对象。然而产品费的恰当水平始终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3）押金制。对于一些使用后会污染环境但却可以加以回收利用的产品，销售时增收一笔押金，待回收时再将押金退还，这就是押金制。适用于押金制的产品有：可回收利用的容器、含汞或锅的蓄电池、电冰箱里的氟利昂、汽车外壳等。由于废品还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即使对环境无害，不实施押金制也会有人去收集利用。因此押金必须等于原有废品的价值再加上如果不回收将会造成的社会损害的代价。同理，有些产品即使用完后不再有利用价值，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使社会负担很高代价的，也可以实施押金制。此时押金的数目应等于该产品被遗弃后引起的社会成本，但这却是一个难于确定的数目。我国的奶瓶、汽水瓶等所实行的押金不同于上述的押金制，因为押金中不包括乱扔容器所引起的社会成本。
（4）排污权交易。这是美国首先实施的，各个排污企业的实际排污量得到政府的承认，并发给排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