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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国报仇心切，训练非常刻苦，加上在冯庸大学时有一定基础，才训练了六个月，正好敢死队要派一些人进东北，他就要求在这一批去。由于他各项训练成绩及格了，九爷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一批进入长春的一共是十二个人，算是一个排。他们分为三个班，每班四个人，有行动一般都是四个人来干，二人一组，一组人动手，另一组人掩护。有大的行动，就一个排的人都上，甚至有更多的人参与。
他们是第三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已经在长春的还有六名第二批进入的队员。这第二批队员本来是十个，在前一个半月的一次行动中，有一个队员牺牲，三个队员负伤，这三个伤员已经在情报队的帮助下，撤退到游击根据地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四章 敢死队在行动
第一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大院的主人是共济会员，开了个饭馆，所以他们都算是饭馆的伙计。这个大院里面也有秘密地窖，住的人都是共济会的人或者他们的亲戚。而街上的饭馆就是共济会的一个联络点。
住在这个大院里开始还有“情报队”的人，也就是徐三少爷那一边的人，他们内部叫做“干巧活的”，因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搞到日军的军事、经济情报，汇报到上海的总部。虽然知道院子里都是自己人，但敢死队的人只能猜测可能谁是情报员、谁是交通员，而不能知道究竟谁是谁。
…………………………
这支敢死队在抗五军编制中的正式名称是“长春市城市游击队”或者“长春特别行动队”，他们自称是“干硬活的”，行动目的就是刺杀汉奸和消灭鬼子的头目，什么鬼子的翻译、伪政府的官员等等。还有放火烧鬼子的军火仓库。当然，有时候没什么干的，也打一下鬼子的哨兵练一下手。
后来，情报队的人觉得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好，有点危险，就另外找地方搬走了。
果然，敢死队员在展开行动后，杀了一些鬼子汉奸，引起日军高度重视后，他们被怀疑，并被特务盯上；在他们进入长春刚过半年的一次行动中，中了日军宪兵队的埋伏，牺牲了两个战士，其余有六个战士暴露了，也只能撤出了长春。而这个院子和饭馆的人员和群众在得到情报组人的通知，都被转移出长春，才逃过一劫。此后的一个多月，长春这类刺杀活动少了些，鬼子汉奸得意忘形，以为以前的案子都破了。
但他们错了，敢死队又派了特别行动队进入长春，派去的人比以前更多了，只不过行动更加谨慎了一点。与情报队的配合也多一点，情报队已经在城里立下了根，发展了一些共济会员和一些基本群众，敢死队员们就被分散安排在可靠的群众中。行动往往也由情报队提供信息，他们才行动。
不过就算是敢死队的队长，也只认识情报队的一个通讯员。情报队内部一般每人都只与两个人互相联系，敢死队员暴露的可能性比情报队员要大得多，所以情报队与他们联系时是非常小心的。
后来进去的敢死队员训练时间长，又有了以前老队员的经验教训，各方面更成熟了。
像杨志国他们进去，就分散住下，他与他组里的那个队员一起住得比较近，但平时装成不认识的样子。另一组队员住得也不远，但也是互相装成不认识。平时见了面，只是以手势来联系一下，在没有旁人时，才悄悄交谈。
他定了亲的桃红姑娘与他结了婚，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支持和配合他的行动。敢死队的结婚，是要经过批准的；也不过就是由组织从侧面对队员的对象进行一下审查，只要不会是敌人的阴谋就行了。至于是不是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家属，侧由队员自己决定。
像桃红这样以前就订了亲的，就基本上不用审查了。在杨志国告诉她身份后，她也成了共济会的帮手，帮助送个信、放个哨什么的。只要能打鬼子，有不少百姓都愿意帮忙的，更别说是抗五军敢死队的家属。
杨志国他们班的第一次行动是刺杀一个在伪政府里当税务局“局长”的东洋鬼子和当“课长”的汉奸。
这两个月，敢死队的活动少了一点，长春的宵禁又停止了。鬼子和汉奸都喜欢在晚上出来，喝点酒，上妓院。这两个“课长”位居“肥水衙门”，有了钱就要出来享受的，就常到一个酒店去喝酒。虽然说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少了，但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要带几个鬼子兵的，这天晚上来喝酒也带了四个日军士兵。
第一次行动，班长带一个人实施对目标的刺杀；杨志国算组长，带一个组员掩护前一组。这次行动很顺利：二个目标与二个陪酒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叫了不少好菜。而带去的四个兵在离他们五米左右的另一张桌子坐着，这四个士兵只有茶喝，没有酒，还有一点瓜子花生之类的。由于鬼子搞的是等级森严的那一套，两个课长这样对部下算是非常好的了，也是他们的钱比较多，花一点在士兵身上是无所谓的。
行动小组装成喝酒顾客，等他们已经二天，头天两个目标都没去。现在，班长看到班里四个成员都已经到了预先计划的位置上，他就站起来，走到离目标只有二米远的地方，背向鬼子抽出装了消音器的上海产“八连子”手枪，一转身，对两个目标的脑袋每人一枪。行动干净利索，绝对没有财迷在另一时空看到的电视剧中那样，要说一大通：“我是抗日义勇军敢死队，今天我代表国家、代表……”之类的话。
所以，当他把两个汉奸都打死后，两个陪酒的女人大声叫了起来，四个鬼子士兵才有反应。这两个女人尖叫的声音，确实比无声手枪的声音还要大。
不过这四个鬼子只来得及抓起放在身边的三八枪，有两个站起了身，另两个连站起的时间都没有，与班长同一组的组员打死了他们中的三个，班长也打死了一个，这四个人都完蛋了。
这时，整个酒店大乱，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班长他们俩人身上，他们俩迅速走向大门，准备离开。
在酒馆的另一个角落，有二个穿便衣的东洋人，实际上是特务。他们看到两个抗日敢死队员打死人后就要走，没注意到他们，就拨出腰里的手枪，准备向敢死队员射击。但他们不知道，杨志国早就注意到他们俩了。特务刚拨出手枪，在他们后面的杨志国又是两枪，都打在特务的脑袋瓜上，然后他也马上往外走。这时，他的同组成员在人群中叫：抗五军敢死队打死人了，大家快走啊！酒馆的人都乱成一团，大家都往外涌。他们四个队员就在混在他们的中间，溜回了家。
这样的行动，是敢死队杀鬼子的行动中最典型的案例。行动的一般只有两个人，但暗中掩护的还有几个，如果目标被打死后，行动的人顺利撤走了，掩护的人就与边上的群众一样走了，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敢死队员。这个规律也让鬼子汉奸知道了，所以，一些汉奸都在传授经验：看到有敢死队杀鬼子或者别的汉奸，就要老老实实地冲墙站着，双手放在屁股上，千万不敢去摸武器！谁知道边上的哪个也是敢死队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五章 给傅仪的礼物
长春的这一任宪兵队长山本，非常卖力抓“抗日分子”，这并不是说他对“帝国事业”非常忠诚、非常热情。他抓的人中，一般都是有钱人，只要家里人通过宪兵队的翻译官送点钱，被抓的人就能放出来。如果没钱，对不起，你就是抗日分子了。打死也行，更多的是送到矿山去干活。由于这矿山都是这样的“犯人”干活，所以看守的日军对他们特别残酷，一般人干上几个月就被拖死了。靠这样，他搞了不少钱，更是残害了许多长春老百姓，真是血债累累。
杨志国他们到长春后，干掉三个汉奸后，就接到命令，准备干掉这个山本队长。
不过，在他们进入长春、又开始锄奸行动后，日军也又开始了夜里的宵禁。而且这个山本队长又特别怕死，到哪儿都带了一大群鬼子。不过敢死队员还是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
山本队长在长春养了两个东洋女人，他把这俩女人养在同一个小院里，这个小院比较偏僻，在一个死巷子里，巷子不大也不深，
但这样的死巷子倒挺容易守卫的：山本队长带的十几个士兵，就留在这不宽的巷子里喝西北风，他到里面风流快活。这样，一个苍蝇也难进出这个院子了。
敢死队就在这儿动了脑筋，办法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巷子平时并没有特别警戒的，抗五军就在巷子口放了一个地雷。这个地雷是定做的，比较大，样子看上去是二块垒在一起的砖头，用的是电雷管。铺设时，只有这条起爆电线费了点事，因为电线要拉到三十米外的另一个巷子里，还要不留痕迹。
在电线铺设完成的第二天下午，监视哨发现山本队长带了人往这个巷子的方向走，知道他又要去小院了，就用对讲机通知了小巷这儿的人。这儿的人就过去，把地雷拿过去装上了。在这种巷子的墙边上多了这么二块砖，是一点都不起眼的。
杨志国化妆成一个小老头，站在巷子对面，看着山本带着日军走了过来，几个走在前面的鬼子根本没往这二块砖看上一眼，倒是有人挺注意杨志国的，不过杨志国看上去就像一个看到日军就害怕的华人老百姓，缩着脖子低着头，在路边等着他们走过去，两个手空的，露在外面。等到山本队长走到地雷的边上，杨志国的胳膊向前抬了一下。在另一个巷子口的他的组员看到他的动作，也马上把胳膊向前抬了一下，他们的班长立即按下了起爆器。
爆炸的声音非常大，杨志国尽管已经有了准备，都觉得耳朵被振了。而街上的人都被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杨志国和他们行动组的人就乘着鬼子们在混乱中，按预定的撒离路线撤退了。第三天他们才得到战果报告：山本当时炸成重伤，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另外还有两个鬼子士兵炸死，四个日军士兵受伤。
这已经是长春市，这两年中第三个被抗五军敢死队杀死的宪兵队长了。日军宪兵队和警察局负有对付抗五军城市敢死队的职责，而警察局靠一些伪警官、伪警察，是根本不敢来抓敢死队的，因为他们自己是怕死的，所以，实际上主要是宪兵队管抓敢死队的事。现在连宪兵队长都经常被敢死队杀死，搞得日军很无奈。
…………………………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后，杨志国他们组就没有参加任何刺杀活动，他们的任务变成了保卫王亚樵的安全。王亚樵为了傅仪要登基当皇帝的事，进入了长春，就住在杨志国他们对面的一个院子里。这次他们准备工作的时间长，要迫击炮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们上次已经用了一次“八二迫击炮”，日军早已经对伪“执政府”周围三千米内进行了控制，这迫击炮的最大射程就是三千米。
财迷为了王亚樵他们的行动，特地制作了单筒的八0火箭炮。平时他们用的是二乘二四联火箭炮，这样排列下，用的方形炮管壁厚比较薄也不会变形。现在改为单管的，就采用了四龙第一个试验炮管的样子，在四方的铁皮筒里用小角钢做导轨。做好后，就是一个大型的“火箭筒”。这样做了四个“大型火箭筒”，炮弹还是常规的八0火箭炮弹，然后就赶紧运到长春去。
这运输过程，并不比制造这四门炮的时间短。从上海到长春路程本身就够远的，现在还要绕到热河才进入吉林，但最麻烦的是要进入长春市。
敢死队把第一个炮管试运进去时，是把它放在一大车木头的下面，这时长春有很多人家还是以木头为煮饭、取暖的燃料。可是，日军哨兵查得很仔细，拨拉开一点木头，竟然发现了它的一个头，问这是什么东西。运送的交通员忙说，这是准备去做烟囱的。这个鬼子看到是个四方的铁皮筒，就信了。他们对圆的钢管查得严，因为那才是炮管的样子。
看到鬼子查得这么严格，这些火箭炮炮弹要运输进去就比较麻烦了。这炮弹虽然比炮筒要短了一半，但是圆的，一看就是炸弹的形状。这时已经是二月十八日了，再运不进去，就要晚了。不过，情报组的人帮助把问题解决了。
情报组的人用了一些在上海印刷的“伪币”，买通在宪兵队当翻译的一个叫做朱玉龙的汉奸“帮忙”，从宪兵队借了一辆卡车。情报组的人装成商人，对朱玉龙说，是要运一点违禁物品出城。
这时，日军规定的违禁品还真不少，什么药品、棉纱、布料、盐等等都算是违禁品，只许他们运输、买卖。还有大烟，他们强迫他们控制区内的东北农民种鸦片，但又只许他们来收购，这价钱低就不用说了，农民的粮食例如玉米面什么的，又都要从他们手中买，价钱又贵得很，农民的日子苦不堪言。于是，就有商人从城里往城外运一点“违禁物品”，来做生意。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六章 汉奸嘴脸
农民也是要穿衣服的，所以，棉纱和布料等要从东洋人手中买。但这也是日军“专买”的物品，说是怕农民去“资助”抗日游击队，从数量上进行控制。实际上，自从热河的开鲁周围成为游击区，以及长城抗战结束后，从关内到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运输利便了不少，运过去的盐、布料，虽然不是很多，但比敌占区的农民要富裕些。现在是敌占区的农民要向游击区的居民要这些东西了。
所以，从长春市内向郊区运些布料、盐什么的，还是有人做的，在城里，这些东西供应量比较多一点。宪兵队和朱玉龙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做收商人的钱、帮人运输货物这样的事了。另一时空的文艺作品中总是把日军的人描写成非常死板、忠实地执行命令的，但这个时空还是有相当部分的日军官兵是有些钱，他们就会做一些明知道是违反命令的事的。翻译官把收到的钱交给了宪兵队的一个中队长，中队长就安排了一辆车和两个日军士兵给他们用。
情报人员确实是装了一些棉衣、布料运到乡下，然后就请朱玉龙和两个日军士兵吃饭、喝酒。这俩日军士兵也不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一般货主都会招待吃一餐好吃的。不过今天招待得特别好，不光有得喝酒，菜也准备得比较多。几个人都喝得很高兴，这时，情报员提出，在回程的时候往城里带一点大白菜，朱玉龙和日军士兵都一口答应。让他们往卡车上装。
这两个日军在里面吃喝，但朱玉龙因为要上厕所，出来了一下，正好让他看到了他们往卡车上装的是木箱，他本能的想喊，但边上的一个人用手枪顶住了他。这个人就是装成商人的情报员，他告诉朱玉龙，自己是抗五军的人，这次要请他帮忙。
这朱玉龙马上说，他是非常想为抗五军帮忙的，他当这个翻译官，只是因为宪兵队的那个中队长是他在东洋留学时的同学，硬要让他去干，而他自己也要挣钱来养家糊口，就这么干了下来。但他在宪兵队看到日军对我国老百姓的残暴，实在不想干。不过要不干也不容易，现在，他一定帮抗五军的帮，希望事情过后抗五军能帮他把全家都搬到关内去。
还别说，他还真的就开始帮助抗五军了。等卡车到了城里，朱玉龙主动把两个鬼子引开，到街上的一个茶馆去喝茶，让敢死队员从容搬运炮弹。
这件事情以后，情报队本来希望朱玉龙能留在宪兵队，当情报队的卧底，可他坚决不肯。他说不是他怕死，更不是不肯抗日，他说只要把他的家人送到关内，他自己要求到抗五军，当一个战士也行！他是受不了看鬼子折磨我民众！只要他的家人没事，他愿意参加抗日，为自己赎罪，为同胞报仇。
结果，在三月一日敢死队袭击傅仪的“登基仪式”后，抗五军就把朱玉龙的家人接出长春，送到河北。而朱玉龙本人，还真的就到吉林的抗五军游击区当了兵。
开始时，抗五军还是怕他会不会是“反间计”，对他不太放心。没想到观察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条件不好，但训练刻苦，作战也勇敢。在参加了几次战斗后，大家对他认同了。不过这样的人，抗五军是不会让他当个普通战士的。等到觉得他确实是觉醒了，就把他调到关内，一方面让他与家人团圆，另一方面发挥他的特长，调入日语情报组，分析日语情报。结果他更加卖力地工作，成为很好的一个情报分析员。
这样的人，在日军翻译、汉奸中是极少的，但他不肯当卧底，也没办法，共济会不会强迫他干的。
在这个期间，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当汉奸的都是些怎样的人呢？各种各样都有，但铁心的汉奸基本的特征就是自私，为自己的一己之私，不顾别人、不顾国家民族。
这儿就说一个小汉奸吧。此人叫做洪金宝，年青时就在沈阳一家商店当伙计。这家商店离东洋人区域近，有很多东洋客人。这洪金宝也有点小聪明的，对日语学得挺好，做生意的需要嘛。另外，吃、喝、嫖、赌也都学得不比日语差，不知道是不是配套学的。
本来，当个店伙计一辈子，安安稳稳的日子也就过去了，而且在二十三岁时，他还讨了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女孩当老婆。这老婆是个单纯、贤惠、什么大事也不太知道的人，当时很多的农村女孩都这个样。而且她若是有什么不听话的，比如不希望老公出去嫖娼或赌博，洪金宝几个大嘴巴上去教育一下，她就知道这种事儿她们女人是管不得的。
在老婆怀孕的时候，洪金宝又去妓院，碰上了一个以前的东洋顾客，熟人。这东洋人正在收罗汉奸，所以就问洪金宝愿不愿意到宪兵队当翻译，如果进了宪兵队，就可以享受与东洋人同等待遇。
什么叫做与“东洋人同等待遇”呢？当时的日军对华人有许多严格的“管理要求”。举例说一条吧：华人不得吃米饭，家里不能有大米。米饭，只能是肠胃高级的东洋人才能吃的，他们领导下一起“共荣”的一般华人，应该多种点大米供应给“解放者”东洋人，但自己不能吃。“偷”吃了自己种的米，就是“经济犯”，进宪兵队的干活！普通华人肠胃低级，吃粗粮杂粮就很好了嘛！
日军要求他们控制地方的东北农民都种鸦片和大米，又不让他们吃大米，这算什么事呢？
华人不许吃大米，当然，汉奸除外，他们的DNA也变异了，也是高级肠胃了。
汉奸除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