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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别的老板组成一些类似的商业和运输业等，与共济会的这些企业竞争，不过共济会的这些企业本身利润率定得并不高，那些企业又是新开业的，还没有一家能达到共济会企业的规模。例如，以孔祥熙为首开办的商业联营公司，规模也不小，但在城市竞争不过上海国货公司，在农村更没法与供销社比。加上在一些军阀控制地区，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谁叫他们的“中央政府”色彩太浓呢？所以，现在还没有一家企业能与共济会企业平起平坐的。有些经营得差的，据说还在亏损！
倒是在一些地方军阀的地盘，有几家这类企业在局部地区占有优势，不过他们也不会太过分压制共济会的企业。军阀们虽然不喜欢共济会在他们的地盘发展过大，但也不想得罪共济会。得罪了共济会，别说他们派几个“城市敢死队”这样的人来，就算是在经济上不与你们交往，你的地盘上商业就不行了、税收就要少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抗五军在后面呢！
抗五军的军火是自己生产的，已经被大家知道，军阀们就有来要求购买侧把子枪、机枪和子弹的。但共济会一律不卖！只要是用于打鬼子的，抗五军才考虑可以送一些！共济会绝对不参与内战！军阀们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后来一想，反正他们也不卖给他们的对手，对双方都公平，这样也好。实际上，抗五军生产的军火，也只够供应东北抗战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六章 炒美国股票
科辉企业的好多利润，像抗菌素等产品，赚的都是外汇。有些外币，就在欧美买了粮食和机器设备回来；但外汇还是多了，以前主要是放在国外的银行里，赚利息。现在财迷自己办了银行，发现钱放在人家银行，这点利息太少了，不是让人家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
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庭、教育……，N套班子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爱国爱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干部要管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干部就行了。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
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润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润，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润达到三千多万元。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出共计不到二百万。
倒是马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润放进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马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七章 福建事变
年底前，一般财迷会忙于年终结账和总结，不过今年年底前，财迷就不用管什么结账和总结的事了。大凤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加上卢作孚、杜重远等人，这些工业农业上的事，就不用财迷操心了。但年底前发生了“福建事件”，李济琛、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又成立了一个政府。这事，也牵涉到财迷，还有黄琪翔和王亚樵。
十月份，十九路军就派人来找财迷，带来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信，说是要成立一个反对蒋中才的“联合政府”，让共济会会长才弥先生也参加、支持。
但才弥先生对他们的有些意见并不赞同。他们提出采用联邦制度统一全国，也就是地方自治权很大。这对于吸引广西、四川、贵州等地的实权人物（就说是地方军阀不就得了？）参与、支持他们新的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是必须要这么提的。但这样容易分裂国家，特别是现在日军正在找了些汉奸，制造“通州独立”、“河北独立”、“华北独立”的，这样搞，不是合了鬼子的意？如果日军全面侵华，联邦制的国家就更容易各个收买、击破。而各个地方之间，也容易相互打仗。八、九月份时，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两军还又有激战！
但这些，陈铭枢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先要把政府成立了，把蒋中才先搞下来再说。要搞倒蒋中才，这就又要有内战了！尽管财迷对蒋中才没什么好感，但这个时候打内战，合适吗？
来上海的说客对才弥先生说，他们的新政府将是一个抗日的政府。但是，为了避免刺激到福州等地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峡对面的日军，所以在政府刚成立、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先不提抗日这一点。具体以后怎么抗日，等以后强大了再说。
卢作孚、杜重远他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东北应该拖住日军南下的步伐，在关内应该抓好马鞍山等经济建设，所以，国内不能乱，不能再起内战。于是，财迷没有同意参加他们福建政府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够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再搞反对蒋中才的事，现在还是先对付日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但陈铭枢他们成立反蒋政府这事，干的动静比较大，戴笠他们知道了。蒋中才立即派人去福建活动，让他们不要搞这个事，并拉拢他们中的人。这下子，陈铭枢他们反而决定马上成立这个政府。
黄琪翔和王亚樵与这个政府的要人都是好朋友，不过他们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大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黄琪翔还在赤峰地区指挥抗五军，只有王亚樵还是从北平去到了福州。
结果，黄琪翔被任命为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还兼了个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经济委员会委员，是不是原来给才弥先生准备的位置？）黄琪翔确实表示以个人名义支持他们的行动，但人还在热河抗日，任命了什么职务都由他们了。黄琪翔作为抗日义勇军的总参谋长和抗五军的总参谋长，声望虽然比才弥先生低一点，但也是灸手可热。
而王亚樵，抗五军敢死大队的大队长，也是赫赫有名；被新政府任命为中将，不过手下没什么兵，主要让管情报、安全工作。算是“师长级待遇”的连长吧，除了他自己带去的十多个徒弟，派去当他手下的人，不够一个排的数量。而王亚樵对福建政府这么怕日军不满意；光之老弟说的，搞这个联邦制不利于抗日，对九哥也是有影响的。
王亚樵的好朋友，抗四军的军长方振武，也去到了福州，不过没带什么兵去。一南一北的，时间又这么急，自己带了几个人能赶到就相当不错了。他在新政府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军长。只是他的军还在北方，他在福州也就是“军长级”的排长而已。
这时，福州等地是允许日军驻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为了向福建政府施压，日军借口要加强对福建日侨的，从台湾增派部队到福州，同时也加强了在福州的间谍活动。
由于离台湾近，在福建的东洋人是比较多，福州也有黑龙会这样的组织。他们可没有像上海的这种组织，受到共济会的教训，还是一付高人一等的样子（就是上海的东洋浪人，也还是一付鼻孔朝天的样子）。他们这些台湾过来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没被我抗日武装打痛过，又听了关东军的一些宣传，所以气焰嚣张得很。日军的间谍活动，也是很活跃的。
日军对这个福建政府，抱有矛盾的心理：能让大华有更多的政府，实行联邦制等等，都是日军所希望的；但第十九路军是以抗日著名的部队，日后恐怕也是要提抗日的。所以，日喷政客中有人说要打压这个新政府，有人说要支持这个新政府。福建政府态度也暧昧，既不提要抗日，更不会提不抗日。
福建的部队为了备战，就以十九路军为主体，加上地方保安部队，还扩招了一些新兵，组成新的部队。
日军既然对十九路军要防一手，就派了间谍去刺探这些部队的情报。可他们也不想一想，现在负责安全保卫的是谁！
王亚樵他们虽然到福州没几天，但已经上任。两个属于黑龙会的探子，穿上十九路军的军官服装，闯入了十九路军军部大院。这俩家伙是浪人，东洋鬼子的动作特征太明显了，一下子就让王亚樵的手下看出来了。
两个家伙到大院后，分开行动，探头探脑的想进办公室看。后面王亚樵的人跟上后，一下子就把他们擒拿住。问了他们是什么部队的，三句话问下去，东洋间谍就露出马脚。
但这俩家伙进来时，在院子外面还有同伙在观察他们，准备接应。看到他们一下子被几个大汉拿下了，赶紧回去报告。
日喷在福州的领事知道了，就跑到新政府的外交部门，说十九路军的人抓了他们的无辜侨民，要新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陪礼道歉！
新政府在目前定的政策就是绝对不去招惹日军，所以，马上派人领了这领事馆的人到王亚樵处，让他们放人。王亚樵说，这明明是间谍，证据确凿，怎么能放呢？可外交部门的人又找了陈铭枢，打电话让王亚樵放人。
东洋人就这样给放了，王亚樵也生气了。这个样子，我这安全工作没法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抗日，在这儿，还不如进入东北去，痛快地杀鬼子！于是，他又带了十几个徒弟，回北平了！又准备进东北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八章 少帅回国
这个福建新政府一出台，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自然就放到他们身上了。双方都拉拢一些中间势力，广西、四川的都拉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也都要做工作。共济会的才弥先生，福建政府拉了，这中央政府当然也要拉。现在共济会、抗五军，实力不小，在全国的影响更大。
于是，吴铁城、杜月笙等先来找了财迷。讲友情，吹捧才弥先生的爱国热情、丰功伟绩。
蒋中才蒋委员长对才弥先生是非常仰慕的，以前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现在让他担任上将参议，都是器重先生的表现。虽然因为他身在职位的原因不能公开多表扬才弥先生，但心里清楚知道才弥先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知道要不是抗五军在东北的抗日，就没有关内人民的安宁日子。现在希望才弥先生一如既往，继续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不要去支持分裂国家的行动；继续撑起抗日的半壁江山，发展经济，为我民族奋起、人民生活安康，再作贡献。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与关东军的一些谈判还在进行中，例如谈一些“为了民生，先与关东通邮”的问题。中央政府确实希望能经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不过让日军撤出热河和东北的事，关东军是回避与你们谈的。而现在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口气也不软，与“承认伪满州国”沾点边的，都是不与日喷谈的。
所以，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是很避免公开说支持抗日的话的，对抗五军等抗日义勇军，是当作“东北民众自发的反对日军占领的运动”这样处理的，以表示政府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而对长城抗战、以前的上海抗战，是中央政府参加和领导的，这些战功，是可以表扬的。
再后来，宋子文也来找了光之老弟。他就讲得比较实际，他说，他是不赞成蒋中才对抗五军的一些做法的，也不完全赞同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的；他觉得就算不能明着给抗五军以支援，至少暗地里要给帮助，更不能反而影响共济会的经济收入。不过他的那个姐夫说怕东洋人掌握他们给抗五军支持的情报，影响与日军的谈判，甚至再起战事（好象东北现在没有战争了？），所以有些事宋子文也没办法。
对撤消五十五军的事，宋子文也是反对的，不过为进关抗日的军队再发饷，日军知道了又是一个闹事借口（他们要闹事，还愁找不到借口？），只好另想办法补上。这不，现在宋子文就送来了一张支票，一百万大洋。这点钱，对一个军的部队来说，算是多的，这也是知道财迷对比较少的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才多给了点。
对于银行政策的调整，宋子文说不是针对大华联合银行的。这是政府正规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控制金融体制的需要。
不过，蒋中才开出最让财迷动心的条件，是让共济会的人当马鞍山和芜湖的市长、保安司令。也就是把这两个市名正言顺地让共济会管，尽管现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是共济会的天下了，但现在让当地的保安部队也公开成了共济会控制的部队了。
财迷乘机又提了对大华联合银行在各地的发展要提供优惠政策，以及让王亚樵的同乡、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狱的事。宋子文请示后，这些条件马上得到上面的同意。宋子文还让科辉的路桥工程公司承包江浙鲁皖等一些地方修筑公路、桥梁的工程。
这时，王亚樵也已经离开福州；财迷就表态答应，说共济会的武装绝对不参与任何内战，他支持福建政府的某些政治诉求，希望中央政府能予以改进，但反对一切内战；希望国内各方通过商谈和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分歧。他本人愿意为两派协商、避免内战，作出努力。实际上，财迷本来就准备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件事的，现在正好给了宋子文一个面子。
蒋中才在徐光之身上花的代价虽然高了一点，但他看来是值得的。现在不光共济会本身势力不小，另外还有不少人是看着共济会的态度来对待像福建事件这样的大事的，其中还包括宋哲元、傅作义这样一些实力人物。
蒋中才在争取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