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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就比我光明得多，这样他的成绩看起来也就比我显眼。到初三的时候，我学习上有些吊儿郎当，那些为我好的人就拿我的堂弟来说我，包括我的父母，还有老师。他们能接受我的堂弟不学好，却决不允许我自甘堕落，这无疑是怜悯心在作怪。同时教我和周小亮的任课老师做家访的时候，必到堂叔家，酒足饭饱之后，周小亮才来我家喊上我，在他家宽敞明亮气派的客厅坐下，听老师说话。老师其实也只是顺带着讲讲我们，他主要是和我堂叔说话。待到老师走后，堂叔才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对我们的建议或者批评说给我们听。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陪着我去听取堂叔的意见。中考成绩下来后，我比堂弟考得要好，我的父母难免有小人式的得意，而堂叔却着实为我感到高兴。录取通知书也是堂叔直接从学校拿回，亲手递到我手上。堂叔问我，这下高兴了吧。我的父母不会这样问我，他们只会从他们的角度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的意思是，相比我那不识字的父母，堂叔给我留下更多敬畏和感激的成分。还有，我和周小亮的关系肯定比我父亲和堂叔的关系要好。这也许是我的父母想要我去堂叔家一趟的原因，也是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的原因。
我呼周小亮。周小亮回电问我在哪。当时我站在煤建路上，一个公用电话旁，那是一家小店。我跟周小亮说了，周小亮说，煤建路啊，离我家已不远了。这样吧，你待在那别走开，15分钟后我骑车来接你。我就在原地待了15分钟，15分钟后周小亮出现了，我的堂弟骑着车，吱嘎一声停在我的面前：他黑了，也更胖了。
周小亮骑着车带着我，沿着奶香路，转一个大弯，过一座小石桥，抬头就看到了清凉花园。在清凉花园里，我们下来推着车走，周小亮边走边告诉我留意哪些建筑，比如花坛，一定是要在六个角的花园左拐，然后是变电器，找到这个巨大的家伙，它旁边就是19幢，从中间那个楼梯上去就是乙单元，302在3楼，靠左手的那个门。这就到周小亮家了。周小亮比比画画，不厌其烦地给我寻找醒目的路标，就是为了我下次再去他家，就可以自己直接上门，不用他接了。（真实情况是自从那次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能够上堂叔家。）他们的客厅比原来乡下的那个客厅要小很多，一张八仙桌放在那里，古旧不堪，甚是寒碜，可那是正宗的红木家具。客厅靠西面的墙上挂着贺乔迁之喜的横匾，是堂叔所在的单位送的，有署名。客厅装修得很简单，地面是马赛克，没有铺木板，没有他们乡下的家那样光洁。随后我又看了书房和周小亮的房间，觉得那才是城里人应该有的房间。堂叔堂婶都不在家。他们在下面。周小亮从哪里摸出来一只足球，在地上拍了两下，问我，我们去传会球吧。他换上足球鞋，足球服，给我找了一条大短裤，我穿的是假冒的运动鞋，便宜货，那时候所有的运动鞋我们好像都习惯称之为“耐克鞋”，可以跑步踢球打篮球。周小亮告诉我，他的父母在小区里开了家“水老虎”店，也就是锅炉房，卖开水，我们踢球时会经过那里。
果然在开水房我看到了堂叔和堂婶。开水房除了冲开水外，还兼卖冷饮，一个冰柜放在门口。堂叔坐在锅炉旁的椅子上，一个电风扇对着他吹。这么胖的一个人，坐在锅炉旁，虽说有电风扇对着吹，可脸上没有汗也是让人觉得奇怪。我觉得堂叔奇怪了，就只喊了声叔叔，并没多看两眼。堂婶站在门口，见我们两个过来，就给我们拿冷饮，冰柜门给冻住了，堂婶费了很大劲才打开。堂叔问我，毕业后想在哪里工作。我说，可能留在常州不回来了。堂叔说，留在常州也好，毕竟大地方，人有发展。然后堂叔又说，你要是想回溧阳，我倒可以帮你找个好点的工作，常州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旁边堂婶说，你也别说大话了，以为还是那时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堂叔提前退休了。堂叔退休后，就在小区里开了这家开水房，每天出售开水，因为是夏天了，所以还兼卖冷饮。在我们等堂婶取冷饮的时候，有居民拎着水瓶过来打水，他们把一毛两毛的硬币扔在作为柜台的一张桌子上。堂叔任由硬币在桌上堆积，只有要找钱的时候，堂叔才会打开他身前的抽屉，那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硬币，在硬币上面，有一个塑料饭盒，里面才是整齐的纸币。我的堂叔，他老了，体态臃肿，神色困倦。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个堂叔竟和我们眼中最有钱的堂叔是同一个人。想到他每天看着角币纷纷洒落，每天笼络硬币，把它们按币值用报纸成十成百地卷起，每月或每星期把这些硬币再送到银行，我都为他感到难受。我的堂叔，他以前可是挣大钱的人。现在他却只挣这些小钱。一时间，我都为我的父母感到羞愧和不安了。
吃完冷饮，我和周小亮在小区里找了块草地传球。一开始我们只是用脚把球尽量准确地往对方脚下踢，后来我们慢慢放开，盘带也有了，颠球也有了，传球也随意并且不隐藏力道和讲究脚法了。从小直到堂叔家搬走，我和周小亮几乎形影不离，度过了我们的童年少年，还有青春期的开始阶段。我们一起看动画片，一起做冰棒，一起捉泥鳅知了，一起游泳，一起学骑车，一起学英语单词，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一起长小胡子，一起学会叛逆，一起去镇上理发、租书、打桌球，一起到邻村看露天电影，一起和别人打架，一起开始对女性开始朦胧的向往，一起玩游戏机，一起参加中考，然后我们分开。我们分开后，各自交了女朋友，各自学会了抽烟喝酒，各自看了A片，各自迷上了足球，各自在一个城市上学，一直到现在。周小亮抱着一只足球对周小伟说，我们传会球吧。周小伟想到自己的使命，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了，没有互为参照物地成长，好像彼此消失了一样。他们在这个小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星球的草地上踢着足球，他们的欢笑从草地上茂盛地往上长，他们的汗水流过身体，滴在傍晚的绿色的草地上。这块草地躲在几幢楼中间，从他们开始踢球的时候，这里就是一大块阴影，现在太阳更低，阴影的面积更大了。有时候，足球会滚到小区的道上，阻碍了一个行人或者一辆汽车的前进。天很快暗淡下来，球依然在两个身体间传递着。两个痴小伙哎，堂婶出现了，她说，不要再玩球了，回家吃晚饭啦。
直到吃过晚饭，我都没想好怎么才跟堂叔堂婶说那件事情。收拾桌子之后，堂叔进他们的卧室看《新闻联播》，堂婶和我还有周小亮坐着谈天。问过我爸妈好，又问了些家里村里的事。这时候有个女人过来串门，手里拎着一串粽子，才煮熟的，还冒着热气，用一个塑料袋装着。看样子是一个邻居，和堂婶显得很熟悉。她进门看到我说，哎呀，你家有小亲戚在啊。堂婶说，是周金辉那边的侄子。周金辉就是我堂叔。女人打量了我几眼。我想她一定看出我的寒酸了。虽然刚吃过饭，这个女人还是盛情邀请我们吃她的粽子。才煮熟的，趁热吃才好吃。她很殷勤。堂婶说，我真的吃不下了，怕吃了不消化，晚上睡不好觉呢。这样吧，让他们两个吃吧。于是，在堂婶和那个女人的目光注视下，我和周小亮剥开粽叶，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粽子。周小亮吃得漫不经心。我不能像他那样，只有一口一口一五一十地吃着那粽子，一直把它吃完。那个女人一直看着我们吃，好像急于知道我们对粽子的评价，可她不问，我们也就没说。女人张大着眼，好像失望于我们默默地吃她的粽子。我好不容易吃完一个，那个女人忙不迭地说，啊，再吃一个吧。我看着堂婶，堂婶也说，要吃得下就再吃一个吧。我说我吃不下了。旁边周小亮突然把光粽子扔在了桌上，大声说，粽子还是生的呢。那个送粽子的女人吓了一跳，狐疑地看了看我。是有点生。我说，不过，还好……那个女人看了看周小亮扔在桌上的粽子，那上面有周小亮的牙齿印，但她看不出生的痕迹。于是又看看我，好像明白周小亮只是不想吃粽子所以才说粽子是生的，而我呢，我把粽子吃进肚里，却说是生的，那就是说谎了。如果是生的，我会一声不响地咂咂有味地把它全吃到肚里吗？我吃了她的粽子，却又附和周小亮的随口之词（啊，周小亮的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脾气），那不是很无耻吗？我被她看得很不安。我应该能知道这个女人送粽子来的用心，她是堂婶的一个朋友呢还是堂叔以前的一个下属的妻子？她没想到粽子竟然会有可能是生的，这让她很惶惑。我不应该说这粽子是生的。后来她说，啊，生的，可能是太急着出锅了，明天我再送几只过来吧。她笑起来闪闪烁烁的。两个家庭妇女继续她们的话题。我则跟着周小亮到他卧室里，听歌，看他画的画。
在周小亮的书房里，我跟周小亮坦白了这次来访的目的。周小亮要我晚上住在他家，我想起我来不仅是为了陪周小亮踢球，吃邻居送来的粽子，和周小亮促膝谈心，抵足而眠。我跟周小亮说我这次来是有任务在身的。知道吗，周小亮，我家欠了你家2000块钱，这钱已经一拖再拖了好几年，早就该还了，可就是一直还不上，现在还是还不起，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你妈第一次托人传话，第二次亲自上门，就是要我们还这笔钱，我们也知道不能太拖下去了，这样对你们不公平，可是，我们家还是没有钱，所以我的父母让我过来跟你爸妈说说，打个招呼。你看，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了我就能工作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就不用供养我读书，而且我也能挣到钱了，那时候，我想，最多半年时间，就能把你们家的钱还上了。我说的时候很诚恳，并没体会到羞愧，或者说是羞愧感并不强烈。周小亮显然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会他说，我去帮你把那女人赶走。他好像从来不知道我们家欠他家钱的事情，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他从小玩到大的堂兄弟而已。
送粽子来的那个女邻居走后，我跟堂婶说了我母亲要我转说的话。本来我想，跟堂叔说可能更管用，可是吃过晚饭后，《新闻联播》起，一直到现在，堂叔就没有出来过。我跟堂婶说了这番话后，就很想从堂叔家逃走。原来跟人说这样的事还是很难为情的。不过好在堂婶很有耐心，她很认真地听完了我的陈述，然后安慰我说，回去跟你爸妈说，别为钱的事太多心了，老叔子老婶子难道这么不讲人情吗。我把这个看作是对我们最后一次要求的默许。我的任务基本完成。我起身告辞，周小亮送我，一直送我出了小区。他问我，这么晚了住在哪儿，回去显然是不可能了。我告诉他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我那个朋友的父母为他在城郊买了幢房子，目前就他一个人住，我住过去很方便，而且已经提前电话联系过了。这样，周小亮才放心回去。
第二天我回家，跟我父母详细汇报了事情的进展。我的母亲松了口气。开始问我一些其他的事情。譬如堂叔堂婶好吗，我想到堂叔发福的身体陷在椅子里的碍呆样，回答说好。譬如小亮见到你后还亲热吗，我说亲热。譬如说房间大不大，我就具体说了说。譬如说还做了些什么事，我就说了足球和粽子的事。我的母亲知道堂弟还能和我玩得投机，感觉很欣慰；粽子的事情她批评我傻。问及晚上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一个朋友家。如果说此行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就是住宿这件事了。母亲的意思是晚上我应该睡在堂叔家，和堂弟挤一张床，抵足而眠什么的，那样无疑能增加我和堂弟之间的兄弟情谊。
不过，事情还是按照它自己的路线固执地延伸着，我的行为毫无意义。远在城市的堂婶终于对我们失去了耐心和怜悯，将一个巴掌狠狠甩在我家庭的脸上。是的，那是一记响亮的巴掌，随着那声清响，我的父母颜面几乎丢尽。我的父母迅速衰老，以对应耻辱涟漪般的扩散。他们是农民，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法庭，那是一个让人眩晕的场所。然而堂婶现在已经是个城里人，和众多的城里人为伍，她已经不惧怕法庭，甚至敢于为了一点钱而要上法庭了。堂婶要为了2000块钱的债务，和我的父母法庭相见。那又是种怎样的相见场面。法院是不讲人情的地方，想象中的堂婶脸色已经铁青得可怕，脸放到刀也斩不进的地步，这和法院给人的感觉已经非常吻合了。据说，堂婶首先是在西门菜场和一个上城卖菜的人扬言的。这不排除谣言的可能性，我的父母更愿意相信这是谣言。可那是真的，虽然谁是那个上城卖菜的人始终揪不出来，我的父母无法和她做到三口对六面，但在众多张口舌后，这个消失的沉默的人无疑证明了事态的确凿性。我的母亲牙龈发炎了，只能啜稀饭，讲话也讲不清楚，为了减缓疼痛，她用一只手掌托着捂着腮帮子，好像那面腮帮子里的牙齿会突然掉下来。即使这样，我的母亲还得起早摸夜，继续卖小菜。生活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是不易且不齿了。就是在镇上那简陋的菜场里，堂婶的弟弟，隔着菜摊证实了传言不是流言。他说，嬷嬷，我姐说了，那笔钱再不还的话就只有上法庭解决了。他说，嬷嬷，我姐说了，那笔钱再不还的话就只有上法庭解决了。
母亲卖小菜，用一根扁担，一头菜篮子上别把秤（曾经丢失过一把秤，价值50元，等于一个星期的菜都白卖了），一头菜篮子上挂张小板凳，这样忽悠忽悠挑着上街。路上遇着的都是些上街喝茶的老头，他们也都赶早，边走边咳，咳的咯噔咯噔的。遇着了说话，母亲一开始挺难为情，后来也就坦然了。伊挑着菜担子，走得很快，一会超过一个喝茶的老头，一会又超过一个喝茶的老头。扁担在肩上嘎吱嘎吱响着，告诉人们母亲一路走得有多快。
母亲卖小菜，赶早了能在菜场里拣个好旮旯，然后用塑料瓶子去接来自来水，敷在铺开来的菜上，让水一层一层渗下去。一切摆弄停当后就坐在菜后面的小板凳上，开始等顾客。母亲不会拦顾客，对那些能言善辩者，母亲羡慕之余有些不屑，有些愤愤。母亲也不会结交朋友，她来就是卖菜，到点市场上人散去，她也就回家。卖得好就高兴点，卖得不好则失落些。她不怎么和挤在她边上的同样是卖小菜的人搭话，是不想让人知道她卖小菜的苦衷。那些卖小菜的，母亲眼观耳听，知道她们都是碎嘴皮子，过话筒。
堂婶的弟弟侧着身子把腰弯向我母亲的时候，真像个买菜的。母亲以为是个买菜的，心里一阵高兴，她抬起头，看着这个随时准备挑走一把小菜，留下一块两块钱的男子。她没有认出来这是堂婶的弟弟。当他说出那番话后，母亲脑子里乱得厉害。一时间，乱糟糟的市场消失了，那些晃动的身影叫嚣的声音都不见了，母亲坐在板凳上，她身前的小菜摊子移到了她的身后，紧跟着也小下去了，小板凳也没了，母亲坐在地上，周围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动静。那一瞬间，困扰母亲多日的牙疼不治而愈。真的，牙就不疼了。
母亲没有按时收摊。别人都走了，母亲还坐在那里，想着多卖点菜出去，其实，她神情恍惚得厉害，有人来买她的菜，她都没有反应。买菜的人咕哝两声就去别家了。现在人都散得差不多了，只有有摊位的还在继续卖菜，但已经没有来买菜的人了。疏疏散散的几个人就像严重脱发的脑袋上的几根毛。市场显得很空。有个卖红薯的女人一直在看着我的母亲，这会儿人少了，就推着由柴油桶改装的烤箱过来这边。“没生意做啦。”卖红薯的女人搭讪。她问母亲刚才发生什么事了，那个男人是什么人，为了多少钱要打官司。刚才一幕她看在眼里，连说的话也由别人口中知道了。市场上有什么事传得是真快。她们两个在渐渐毒起来的阳光中聊起来。
这样，我的母亲有了她在市场上的第一个朋友，这个卖红薯的女人是我一个初中同学的母亲。我的初中同学叫王海。当母亲说起王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已经记不起这个当年的初中同学长什么样了。但是王海的母亲知道我的名字。两个母亲谈到自己的孩子，发现年纪差不多大，又在同一个学堂里读过书，有可能是同学的时候，她们就各自说出了自己孩子的名字。我母亲对王海的名字跟我一样陌生，但当王海的母亲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她一把抓住了母亲的手。怎么不早说呢，原来你儿子就是周小伟，你就是周小伟的母亲啊。两个母亲顿时亲近了不少。母亲跟我说，她（指王海的母亲）怎么对你印象这么深呢。但我是真记不得了。王海到底是谁，她的母亲怎么一听到名字就能想起我，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你同学的妈真好。我的母亲对我说，真是个热心人，知道他们逼债的做法，很是愤愤不平，说她要来帮助我们，说要回去跟你同学的爸爸商量商量，明天早上给答复。这个答复就是，他们愿意借钱给我们还债。但是他们的钱在银行里，存的是死期，如果不到期拿出来就没有利息了，如果他们取出来给我们，只要我们承担银行的利息钱。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把钱从银行换一个地方。如果到时候，他们的钱我们还是还不上的话，那除了借出的钱让他们揪心，还要承受邻里的笑话那是肯定的。这个世道还有这样傻的人吗，竟然去帮助人，家里就是有十万八千的家产，也不应该平白无故的帮助人啊。难道真的是钱多到烧都烧不掉吗。他们肯定也隐隐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要求：钱，我们给你准备在家里了，让你的儿子来拿。顺便同学之间玩玩，王海回来了。
傍晚的时候我骑着车去王海家。那个村子我知道，沿着去后周的公路直接往前骑，就能看到一个村子淹没在一大片农田中。那是个叫方里的村子。母亲让我去方里的王海家，美其名曰是看望老同学，其实是去借钱。但我不知道王海家具体在什么位置，村头村中还是村尾，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母亲说，怎么会呢，你同学妈说你以前去过他们家。你去的那会他们还是老房子，现在盖了楼房了。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