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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缆，满戈壁滩到处都是电缆，有的在地下埋着，有的在表面铺着，坏上一根就是问题，怕的是夜长梦多。做领导人的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攻击的命令不下，这个时候最着急的就是下边指挥员。何况这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底。
爆心铁塔工程是无缝钢管结构的自立式塔架，有８４６７个构件，包括起吊、空调、电气三个设备系统。安装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难度很大，而且戈壁上的风速很大，施工条件苛刻，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富有创造性地把铁塔架了起来。当时还制作了另一副备用铁塔。
在试验场区２６个集中点上，建立了７个兵站，３个加油站，３２个临时伙房。场区共有１５０余个特种工程项目，在罗布泊严酷的施工条件之下，每一个项目都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仅零前现场准备的运输任务一项，就运进场区物资共２２类，三千余种，３２０１吨，飞机空运精密仪器和急用物资７３吨，使用火车车皮１１１６个，动用汽车１２７０台，行驶１８５２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４６０圈。
为了抢时间，五千多名工程兵在盛夏地表温度达摄氏五六十度，严冬气温至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恶劣条件下，日夜苦战。当时也发补助，他们每人每天的补助是四个馒头。
要现在我非死了不可
正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进入试验场准备爆炸的最后阶段，美国于１９６４年４月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报告中提到了打击的四种方式：１、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２、由国民党空袭；３、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４、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
托举原子弹的塔架即将安装完毕的时候，负责原子弹武器研制的九院领导也来到基地，进行相关考察。徐邦安说，我这是第一次去基地，李觉、吴继霖、朱光亚领着我们去考察，这时候塔架已经建到三分之二了，各个工号也基本上起来了。当时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非常支持，凡是我们九院提的要求尽量全部满足。比如供水问题，我们在爆心附近住，在里面吃水都是靠孔雀河，河水很苦，吃完以后不是拉肚子就是大便干燥，里头有氯化钾，洗完澡以后身上一层粘的。我们的科技人员去了以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岗位，所以我们最害怕生病。基地就抽出运水车来，从马兰拉水供给几百公里远的里边，还专门修了一个水池存水。试验场地惟有九院这个作业队是甜水，其他战士都拿着军用水壶到九院来喝甜水，李觉说让他们喝。罐头首先保证我们这个作业队。休息的时候汽车把大家拉到孔雀河游泳去，谁带游泳裤啊，全部男的去，女的不去，根本就不穿游泳裤游泳，游泳回来身上都是粘的全部是盐，一层盐。我们的产品到了基地以后，在什么地方装配，是个大问题。就在这第一次考察的时候，李觉发现维吾尔族的老乡家都在半地下，我们一进去非常凉快，这给了我们启发。所以我们向基地提出来装配厂房要半地下的，以后基地挖了一个大的半地下厂房，温度比较好控制。第一次考察在基地大概有十多天，当时李觉、朱光亚去了以后全部是吉普车，而且都是搓板路。到了甘草泉住的都是土房，当时没有路，车跑多了就变成搓板路，汽车在上头看起来不是跑，而是在跳，三百多公里坐下来以后没有人不头昏脑涨的。塔架上用的钢缆当时订做了两条，这钢缆是用来把吊篮吊上去的，塔高是１００米，上下来回是２００米，这个钢缆要从塔那儿再转到绞盘机距离也有几十米，所以有３００米。订做了两根，一根是正式的，另一根备份，钢缆大概有手指头这么粗。在产品正式吊以前，所有的环节都要检查，一点一点儿查看钢丝。有一次检查到钢缆有一丝断了，当时就很紧张，讨论了几次，后来还是下决心换了。因为害怕出事啊，我们经不起失败。
杨裕生说，张蕴钰爱钻研技术，是个儒将。张蕴钰对核试验的方案，关键的技术在什么地方，当前有什么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他了解得很清楚，掌握得非常及时，所以他掌握全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对程开甲提出来的建议和技术方案，他都支持。他支持不是盲目性的支持，他是经过研究以后的支持，不是个糊涂官，清楚得很。
百米塔架建设的同时，对塔架顶端放置原子弹的小房子如何控制适当的温度，也专门指派了技术人员进行研究论证。朱建士说，因为当时提出来，有一种可能是在当地最冷的时候做试验，这个时候插上雷管以后，他必须把热风机关掉，人要从梯子下来，然后坐汽车撤退。当时要求爆室温度在摄氏２０度正负５度，就是说关掉热风机以后，摄氏２０度正５度要维持多少个小时，不会掉到负５度，我负责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算不出来的，没法算，因为房子多厚，是什么材料我都不知道，就只有做试验。做试验要模拟当地最冷的时候，好像是零下３１度。我做试验的时候还只能晚上做，晚上当时大概是零下１０度左右，你看零下３１度到２０度是５０度的差别，那么零下１０度要变成还是５０度Δｔ的话，就应该是４０多度。所以我们就把爆室里面的温度开到４０多度，然后隔一刻钟上去测一次温度，看这个温度能维持多少个小时，最后跟指挥部提。这个很有意思，上面是个密封舱，温度是４０多度，你不能老呆在上面呀，老呆在上面人会憋死的。下面是零下１０多度，太冷，就来几个羊毛毡子和皮大衣一包，一刻钟完了，穿着裤衩背心爬上去，测一次温度再爬下来，来来回回，晚上就干这个事。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一上去的时候，全身的毛孔感觉都在动作似的，因为上面４０多度，底下是负１０度，５０度的温差，又是密封舱，全身的毛细孔就直往外冒汗。测完了又下来，下来赶快披上大衣。我在上面一直就这么干了半个月，那时２０多岁，身体还好，要现在我非死了不可。
在测量原子弹爆炸数据的各种项目中，对烟云成分进行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如何从爆炸后升起来的蘑菇云中取得烟云成分，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想出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办法。
杨裕生说，咱们部队过去有宣传弹，这个宣传弹主要是向台湾打的，主要是往金门马祖发射。我记得张震寰记起来有这么个办法，他问可不可以用。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炮弹里边带上一个伞，伞本身都是特制的，不是用一般降落伞尼龙绸做的，是用能够过滤放射性微尘的过滤材料。炮弹打到蘑菇云里面，爆炸的时候伞就张开，速度很大，伞底下带一个重锤，这个重锤还继续向前飞，所以就把这个伞带着向前飞。飞一两千米，就把空气里面的灰尘过滤下来了。这个方法国外是没有的。炮弹我记得是沈阳一个厂做的，用的是加农炮，做好以后要实验，看看能不能在指定的位置爆炸，降落的时候看它有什么规律，因为那个伞很小，也就是四十多公分那么大小。炮兵连是离爆心最近的部队，离原子弹的爆炸塔十公里。那么他们怎么安全，并且要尽快地从隐蔽体里出来，很快地把炮弹发出去。这些有个计算问题，时间要掐得很准，要等光辐射和冲击波过了，人才能出工事。出了工事之后，很快要把炮弹打出去，几分钟之内，每门炮要打１５发炮弹，４门炮要打６０发炮弹。炮必须在上风方向。除了用炮兵打取样炮弹，地面也搞了许多取样设备。那么地面上真正的问题就是取样盘放在什么位置，你布置得近了，冲击波都给你打翻了，如果不打翻取得的把握性就比较大，太近要打翻打坏，打坏也取不到样品。放得越远当然越安全，但是取到的样品就少了，因为云随着风飘，在飘的过程中扩散，一扩散之后，沉降地面的浓度就小了。另外风向风速都可能是变的，那么风速如果大的话，它吹得很远，要很远的地方才掉到地面，风向要再偏一偏的话，就掉不到你盘子里，所以要根据当时历年的气象条件统计，比如说基地的场区１０月份有什么风向风速，不同的高空风向风速还不一样，来计算不同的颗粒掉在什么方位，或最大的几率掉在什么方位。这个盘子上面不是敞开的，为什么要搞个盖子，因为场区风很大，还有灰尘，就要求爆炸之前一般的灰尘不掉到盘子里去，盖子要盖好。一爆炸之后等冲击波过了，冲击波的风带的泥土灰尘刮过了，盘子打开，沉降物降到盘子里，降完了之后它自动关起来，避免风把取到的样品再刮走。当时就设计了这种可自动开启盖子的取样器，这个取样器是董寿莘教授，当时的副所长，他领头搞的设计。它里面有个弹簧，可以给它加弹力，时间控制是用定做的钟表，请北京钟表厂在它原来闹钟的基础上面改进这种２４小时可以定时的闹钟。一般的钟表是１２小时，要求它做了一个定时是２４小时的，爆炸的第二天才能取样品，所以要他改装了这么一个钟表，这个盘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当然，获取烟云样品的办法还可以用国外几个核大国使用过的办法，就是飞机取样。用飞机钻进蘑菇云获取样品虽然最有把握，具体实施起来也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烟云能升多高，放射性尘埃在烟云中怎样分布，这些问题当时都不清楚。科研人员找到一篇美国某次核试验烟云取样的文章，里面介绍说该次核试验共用了２８架飞机穿云，这些飞机都能飞到１００００米的高度。
１９６４年初，空军领受穿越蘑菇云取样的任务之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航空兵１３师具体担负这项工作。１３师在全师范围内秘密挑选出一架伊尔－１２运输机和机组成员，机长郭洪礼是１９５０年参军，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被选为空军飞行员的。
郭洪礼说，选我是团里了解我，我当机长的时候就执行过很多重要任务。西藏平叛作战，执行专机任务，送班禅、阿沛。在训练过程当中我这个人很突出。师里又决定从全师选飞机，叫伊尔－１２，它的发动机马力和平时空气动力性能比较好。任务接到以后，我们机组感觉很光荣，但具体任务不知道。师里也不清楚，他们对我们说也不能给你们下达，到空军作战部再给你们下达。七月中下旬我们这个机组就到了北京，到北京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说你们知道这次任务吗？我说我们不知道。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国家要进行原子弹试验。有两个任务，第一接受这次穿云取样任务，第二飞机要进行改装。就是后面装上两个取样器。我记得有一次专家还给我们讲了一下，这次试验钻蘑菇云没有先例，但是从科学上来说是安全的，他说国际上也没有用运输机来搞。我们经常看到张爱萍散步，他有时候也到我们飞机下边转来转去。有一次，我也不认识他，他穿了件黄军装，军衔有些发黑，三个星星在脖颈子那儿，胡子拉碴的。我在飞机上检查飞机呢，我们的同志说是哪个首长来了，一个上将。我赶紧跑下来了，我不知道是张爱萍，我说报告首长，我们目前正在检查飞机。他说你们搞你们的。以后我们认识张爱萍了，后来他还坐过我们的飞机到吐鲁番去，那次高度飞的低一些，４０００公尺左右。关于飞行方案，上面要求首先向北起飞，然后再转过来，实际训练一个多月，飞了好多次。训练中碰到好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飞机在３０分钟内上升高度达不到要求。第二个问题，飞行员戴着面具不好看。第三个问题，飞高空有一点儿云就结冰，上面很冷，每上升１００公尺降低六度，这时候飞行员要目视飞行，要往外边看，它和平时不一样，平时用仪表飞行，这时候主要是目视飞行，要能够看到蘑菇云。类似这样的问题，都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８月，飞机抵达距爆心７０公里的核试验基地开屏机场。机场还停有几架伊尔－１４运输机和直升机。空军在这里设立了指挥部，由空军副司令成均中将坐镇指挥。
恽前程说，当时给我们空军的任务有好几条，第一条就是保障运输，包括运原子弹、运材料、送人，第二个就是要取样，第三个事情气象保障，第四个事情就是搞洗消，第五个事是搞效应。最难干的事情实际上是两件，一个是运弹，一个是取样，洗消还好说，主要从青海的海晏运到马兰，本来想直接运到开屏，后来说不行，还是用汽车从马兰送到塔爆位置那里。开始投入这工作的时候张爱萍带着我们，好多地方都去跑过，部件是在那个地方生产的。运弹的飞机是伊尔－１２，当时空军的飞机有什么问题呢？真正能运的是伊尔－１２、伊尔－１４，好的音速飞机，是伊尔－１８，但它是客运，不能运弹，因此为了运弹专门改造了飞机。取样的问题其实我们的飞机高度不够，当时我们的飞机只能上到６０００米，过了唐古拉山到西藏去就是这种飞机，伊尔－１２。我们过唐古拉山的时候飞机离地面不到一百米。这种条件下开创了到西藏去的航线，伊尔－１４都没有飞过。飞机取样要求８０００千到１００００，这个飞机上不去，后来训练加改装，达到了８５００。等飞机已经到这个高度了，当时专家提出来，需要在多少高度、从蘑菇云的哪一层上穿过。我们第一次穿云没取到东西，第二次才取上的，当时有点紧张。座舱都是黑的，用黑布蒙起来，因为要防止光辐射刺眼，飞机有震动。我们担心的是，这蘑菇云究竟怎么样？它像拳头一样升上去，开始是白的，后来是黑的，根据西风带的方向，往东走。飞机在马兰机场待命，人坐在飞机上等着。第一次还是个土机场、草机场。当时一个大队有八架飞机，是从１４师调过去的，歼六飞机，机场摆得太多，也摆不下来。马兰到爆炸的地方，大概要８分钟的样子，因此做１０分钟准备的时候，他已经开着车等待命令起飞，要起来了，它就要在空中，它不能在地面上。到早了还不行，你还得在外面等一等。因此第一次没取到有人说是到早了。光辐射他们有感觉，飞机一颠，他说比平常的飞机气流颠簸要小一点儿。有一次我坐飞机气流颠簸，脑袋都碰到顶盖了。我向张爱萍报告飞机能飞到８５００，他说不错，他说你飞了吗？我说我飞了。他说我也去坐坐那个飞机。我说你不能上去。他说我不上去，我怎么知道你们究竟行不行啊？张爱萍叫我不要报，因为一报了以后空军要报军委。那他叫我不要报，我敢不报吗？我向空军报，我不敢做主啊。副总长上去，试验委员会的主任上去，我要是随随便便答应了，万一出了个事，即便是个小事，你都是责任不小。所以我就请示北京，就是请示某某某。当时来讲，空军只有某某某自己和参谋长知道这事。那我请示某某某，某某某说他要上去，你就陪他上去吧。飞机好好检查，确有把握。我说知道了。结果他上去了，穿了一件棉大衣，在领航员那个位置看仪表，很细致。他问飞行员哪个是高度表。飞行员告诉他这个是，现在高度是多少，飞了一圈，飞行员问还要不要再转一圈？他说你们需要转就转吧。飞机实际上转了两三圈，下来的时候他到后舱，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我心里踏实了。
吃总理的饭要交３两粮票
经过繁忙而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于９月初基本就绪，比原计划提前了９天。
９月１５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在午餐会上研究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
９月１６日１５时，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中央专委会就核爆炸时间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听取刘西尧依据９月９日由张爱萍、刘西尧署名上报的《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的工作安排汇报提纲》的内容。汇报进行了将近半个小时，因为周恩来晚上有事，专委成员对爆炸时间问题只是简单议了一下。周恩来说要做两手准备，今年如果不试验，那原子弹放在哪里？会不会被人炸掉。有没有直接进行空爆试验的可能？要多考虑几个方案。到１７时半的时候，周恩来说，今天先初步讨论到这里，明天上午１０点继续研究讨论。第二天上午１０点钟，周总理继续主持会议，首先听取了刘杰和赵尔陆关于核武器近期发展和调整核工业战略布局问题的汇报，然后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和近期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设想等问题。会上对核试验的时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
刘杰说，１９６４年８月份，我们这个原子弹定型了，同时原子弹铀－２３５的装料也完成了。试验场各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时间了，就是从战略上讲什么时候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有没有把握，能不能响。再一个问题是爆炸以后，国际上究竟会怎么反应，后果怎么样？从大的全盘来考虑。就在９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现场各方面工作进展的很多了。所以，美国的卫星都拍照下来，他了解了。因此呢，那个时候不是讲嘛，说是美国扬言要对中国做一个扁桃腺的处理，对中国的核武器进行绝育。Ｕ２飞机不止一次地来啊，专门来侦察。那个时候形势还是相当紧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样，首先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把握。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周总理亲自主持，总理就特别问，我们的原子弹有没有把握响？我们答复就有点儿迟疑。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十分的把握。总理也在讲，假设我们试的时候没有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下一次怎么样搞法。那个时候做了两颗，有一个预备的。同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做试验，要从全盘来考虑。比如有一次他就讲了，他说现在我们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那不管它怎么样轰炸，我们也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说我们不行，我们终于搞出来了，我们搞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假如说我们不做试验，那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