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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花岗岩里找铀矿，这对我们以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在金银寨呆了几天，苏联专家也很佩服我们，说这是对铀矿发展的一个新的发现。金银寨是咱们国家建成的第一个大型铀矿。
１９５７年２月，刘杰和刘伟到苏联谈判，谈了半年，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苏联提出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有多大规模。中方提出一边建设工厂，一边找铀矿，苏联人说，这是冒险的，也不合乎逻辑。苏联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矿山建起来了，储量却只有几吨，只好关闭。
苏联人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刘杰他们经过研究，当即决定，启动核工业设计工作的一定的铀金属储量由勘探程度较好的金银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长张华率领工作组，坐镇现场，６月底以前必须完成任务。要求张华三天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打电话，发电报，写信均可。
１９５７年６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报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二独立自主
１９５８年以前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比较互相配合，此后双方政策分歧日益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家间的关系。１９５８年５月９日，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核禁试有关事宜。当月底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建议不仅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８月２１日，日内瓦专家会议结束并发表了公报，认为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得到的。全世界普遍为此而欢呼。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长期努力争取东西方结束冷战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但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赫鲁晓夫虽说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一二，但中国领导人一点都不通气，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中苏军事同盟就等于形同虚设，苏联不能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藐视。另外，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苏联就向一位我行我素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一来，尽管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还有一个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是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显然他的感情从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９月２４日温州地区发生了一场空战，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当时很先进，其中一枚没有爆炸。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军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Ｐ－１２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Ｐ－１２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申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就是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的部署，怎么样来加紧工业的建设，最主要的问题，那个时候正在设计和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什么设备；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以加紧建设来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不是有个借口嘛，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不要着急，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个时候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个，天天上班就到我们办公室，报告说今天进来了哪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也采取了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建设的速度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他也说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这个速度，在各方面加紧进行，这样来促使苏联的设备及早供应。宋部长和我们一起做全体总动员，充分发挥和专家良好关系的作用，使他们能够给我们讲解和提供更多的资料及技术，吸取苏联专家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供应局的姜涛跟苏联驻中国的代表天天打交道，每天都催问他们设备什么时候进，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中央即将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决定，还没有向下属传达，二机部利用这段时间差，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宋任穷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了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等等。这样就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白文治说，我们稍微早几天知道苏联要全部撤专家，心里边当然有点那个。这一撤下边的事究竟办得了办不了？我们拿不拿得起来？没把握。部党组就派我和袁成隆马上去，先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先给他们厂子里打招呼，让他们先做准备，做我们自己能拿得起来的准备。拐棍撤走了，没有拐棍了，那么就在技术员当中做这个自力更生的准备了，准备把它拿起来，趁着要撤还没撤这几天的工夫，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摸清楚。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岗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任务，今后自己怎么样能够承担，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么就要发动每一个人准备好问题，该问的就抓紧时间问吧。这个时候，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一大堆问题啊。那么就问，都找自己对口的专家来问，都把它问清楚，还得内紧外松，你外表还得看着跟苏联人不那么紧张，实际上很紧张，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也有些东西是苏联资料中没有的，而是在苏联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在他的头脑里头。这经验，他告诉我们，比如说扩散厂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流体波发生了以后气流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会出不来产品，出不了合格的产品，那么怎么处理流体波。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还没有发生过流体波，这个可能是我们机器少一点，短一点，没有那么长，流体波没有发生，或者是我们保养的好，没有漏气，等等现象的原因，流体波还没有发生，但是他教给我们发生流体波时怎么处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资料上所没有的。他的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就曾经表示，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办，你们就可以取得合格的产品。
在几个核工厂里，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苏联专家也最多，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了那里。袁成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挤出点儿东西来，做做他们的工作，能挤出点儿东西来更好。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了扩散厂蹲点，跟厂里领导王介福、王中蕃那几个同志一起研究，当时就确定第一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第二要对人家友好。车间里头好些技术人员跟专家磨得很熟悉了，都出马了。厂里领导也出马了。有的就给这些专家送点儿礼物。有的送钱。他们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接受的也就接受了，没人管。我们普遍跟专家座谈，个别谈、集体座谈，就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就是你们现在要回国了，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是很惋惜的事情，这受影响了。这点儿打动他了，这些专家啊，是同情我们的，他们愿意把这事业完成的。他们认为这搞的半半拉拉走啊，这心里也不安宁，因为这技术人员啊，他就是有这责任感啊！所以，这就谈到一起去了。有些专家就哭啊，他们说，现在让我们走，没给人家完成，差这么多事情，我们有好多工作还要做的。有的老专家对中国友好，不赞成上边撤，但是他没办法，说撤上边有命令就得撤。所以，连着几天，都黑白做工作。这里头有些专家啊，都很好，嘱咐我们：你们一定要继续搞下去，你们要注意什么问题，你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好多专家都挺留恋的，他说我们还要回来，我们还要把这事情搞完，将来还要回来。不少专家说，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走了，这儿有什么，这儿还有什么，给了我们不少意见。
王中蕃说，扩散厂的主工艺厂房不是刚盖起来了嘛，盖好后就等苏联把几千台机器运来安装了。苏联专家去了，说你这个条件不够，因为他去现场检查了，他估计，这个工程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达到设备安装要求，到那时图纸、机器和专家才能进来。那时候我是现场指挥，我问，你们要求安装机器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清洁度。我和他一点冲突都没有，哈里东诺夫这个人是太好了，一心一意想着把咱这个厂帮着启动起来。我们每天都见面的，我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启动问题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样，假如是我走了你再不会，你可以写信给我，我还告诉你们。我说，这个清洁度问题你要求多长时间达到标准，他说一个月之内，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我当时笑了笑，我说，还要那么长的时间吗？不用，至多一个星期，你三天以后来看。他说哈拉索，他高兴得不得了，他以为我上圈套了。他那个时候就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里头，他们回去了等着。他走了以后，我就动员。我召集党委副书记刘他们这些人，包括土建、安装队伍开了个会，我说，咱这个工程啊，他要求三天之后必须弄出来。大家听了也有点儿怵，你这不是胡闹嘛，你怎么能说三天之后。我说有办法。他们说有什么办法？我说清洁度不就是把它擦干净而已嘛，墙漆它一下子不就得了嘛。那三天以后，咱这些工人擦来擦去，俩月也弄不干净。我说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会做，把男女老少动员起来，一千多人。我说，起来，进厂，给它布置，分区、分段、分地方。我让刘来监督。我说，老刘你在这儿指挥，我去对付专家。我还怕苏联专家看见，那个东西你还得多个心眼。后来连夜把人都动员起来干。我老伴她都能知道，她怎么去擦的，所有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得超过他，我说这个清洁度一定得超过他，不超过他不行。后来，赶到第三天我请他来了。他寻思你这不是开玩笑嘛，还真叫他来检查。他是专家，他来按一套一套工序，一边看一边查，一边查一边说哈拉索。合格了，而且还超过了他那个标准。最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真是怪呀，我真是不理解，你这不是变戏法吗？你怎么弄的，你三天这不是变戏法吗？这在我们苏联得一个月的东西，你竟然三天就搞完了。到了晚上签字、会餐，专家都来了，他问我，他说你给说一说，这个在我们那里得一个多月的工程，你怎么用三天就完了，他说这你可得说说，你的方法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他说简单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大跃进，毛泽东思想路线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他高兴得嗷嗷的喊起来了。第二天，他马上派人到满洲里去催要设备。那个时候，我们追着专家学，人盯人挤牛奶。怎么来挤呢？有几个方式，就是在开会的时候，速记，因为人家不给资料，那开会的时候你记它没事儿，是吧，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是现场检查的时候，你也可以速记，速记不了，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是什么什么给它记下来。苏联专家平常这样那样的活动，他一会儿说这么一句，一会儿说那么一句，你怎么办啊？也是心记。那个时候，保密可真是厉害。我们都不能把东西放家里了，你问问我那个老伴，她连我们的厂房都不能进去。那时候很严格的，她哪能随便到厂房，后来我们都走了，调离了的时候，才让她到厂房参观参观。那时候很严的，那时候保密可不得了。把这个人怎么挑啊，挑了又选，选了又挑，指定你你就得去，而且不准告诉家里你到哪里去。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发出公开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６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就一去不复返。７月６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８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７月８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５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８月３日全部撤完。到８月２３日，在核工业系统的２３３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３０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２３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９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１６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１４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须得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３０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１３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１６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７月２７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扩散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抓紧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但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我很遗憾，更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